何其芳与废名建国后的诗论.docx

    何其芳与废名建国后的诗论    王雪伟（信阳师院文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Summary：建国后，何其芳与废名诗论有着较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新民歌”看法迥异、对诗歌传统认识有别、诗论模式不同不同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与二人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改变，导致话语权的迁移有关，这最终决定了二人在建国后诗坛的成就由此可见话语权对于文学之重要Keys：何其芳；废名；诗论；比较；模式I206.7 ：A ：1009-8135( 2010) 02-0072-04建国后，何其芳和废名都写过诗，对诗歌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但二人的诗论有着明显的不同一、称颂与批评——关于新民歌首先，对“新民歌”看法不同何其芳和废名都是“新民歌运动”的介入者和见证人，作为当事人，二人对新民歌的态度截然不同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之余，不乏冷静辩证的分析比如，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文中，何其芳在肯定“民歌体”的同时又认为：“……民歌体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会成为支配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民歌体”有限制，很难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

何其芳分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首先，是句法限制，即带有古诗特征的句法不够灵活，不能自由表现新的社会生活何其芳说：“它基本上是采用了文言的五七言句法，……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在何其芳看来，新民歌的句法多为五七言，且结尾喜用单音字，合辙押韵，跟古诗差不多，或者干脆说，就是古诗的俗语版其古板的语式在对“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上有很大限制其次，民歌体的体裁有限俗化的古诗形式僵化，式样不多，“远不如我所主张的现代格律诗变化多，样式丰富……当然，民歌体之外，再加上其他民间韵文，样式自然多了一些但其他民间韵文形式大体上也有和民歌体相类似的限制”不管怎么说，民歌体是有限制的，而且这种限制主要由形式造成二是新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样化的民族形式”他说：“我是一直主张多样化的民族形式的因为民歌体有限制，所以，民歌体便不可能成为新诗的唯一形式而新诗的发展必然是“多元的”，具体说，“凡是比较能圆满地表达我们要抒写的内容，而又比较容易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的，都是好的形式……”在此基础上，何其芳重申了自己曾提倡的“现代格律诗观”这就是著名的“新民歌有限论”，何其芳的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限制论”被公木等人上纲到“反对与怀疑”的高度，因而成了被集中批判的对象。

与何其芳相比，废名则是毫无保留地称颂“新民歌”，他曾专门研究过新民歌，写过《新民歌讲稿》的小册子此讲稿有三个特征，都与吹捧有关：一是政治立场明确《新民歌讲稿》近十万字，开宗明义第一句便强调：“学习新民歌，首先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废名把一场至上而下的政治性明显的“新民歌运动”，看成是从工农兵中自发产生的文学现象，也是《讲话》精神的一种证明，正所谓：“工农大众的创作，在几个月之内，无论数量，无论质量，呈千古未有之奇观，这难道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吗？这说明文化还家，无论在哪一个民族里，文学艺术事业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工农大众就开始创造共产主义的文学了这既是现象描述，更是一种政治表态和政治吹捧，直截了当挑明自己的立场二是自我教育味道浓，作者以自贬的方式吹捧对方，获其认同虽然是研究“新民歌”，但废名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了学生的位置上，说“知识分子的作家站在这个无比丰富的花园门口（指工农大众所创造的共产主义文学），只好自己感得一贫如洗！”，“必得大大地反省”所以要不断地“学习”这不仅要通过理论的方式直接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打开毛主席的《讲话》来读”还要通过实践的方式去锻炼，而学习新民歌便是其中一条途径。

因为新民歌都是工农兵创作出来的，都是工农兵工作和生活的反映，都体现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学习新民歌，研究新民歌，便是间接了解了工农兵，也间接地接受了工农兵的教育三是反复歌颂作者借花献佛，以研究“新民歌”之名，行歌颂之意歌颂共产党、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歌颂工农兵，歌颂社会主义的文学作者品评《技术革新是云梯》-诗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这种诗中国历史上有吗？当然不可能有！有工人阶级才有！要党领导的大跃进的形势之下才有！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当工人阶级的诗还没有出世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工人阶级的诗；工人阶级的诗出世以后，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诗！好语言，好思想，好感情短短几句话，废名对作品、作者、政治领导者，以及社会现实都做了赞美，可谓好话说尽《技术革新是云梯》这首诗其实写得并不好：老天听吩咐，大地随心愿；我那小车床，更是听使唤我要大跃进，车床快快转，技术革新是云梯，飞步上青天！三大特征，不管以直接地或婉曲的方式，说到底都是称颂和吹捧二、辩证分析与全盘否定——关于文学传统其次，该如何看待诗歌传统中国当代诗歌有两大传统，一个在古代，一个是现代何其芳和废名对这两大传统的认识有何不同呢？何其芳的态度是否定现代传统，推崇古代传统。

1954年，何其芳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文在这篇文章中，何其芳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新诗不像古诗那样令人百读不厌？”“为什么现代的新诗就没有伟大的诗人和作品出现呢？”在何其芳看来，所谓现代与当代应该是一体的，都属白话新诗，而白话新诗无经典和名家，更谈不上有传统何其芳实际上否定了文学革命后的新诗成就，也就否定了现代新诗传统何其芳所否定的，主要是新诗中的自由体诗，何其芳认为，“在理论上我们不能否认，用自由诗的形式也可以写出百读不厌的诗来但事实上我们却很难读到这样的自由诗”，即写得“从内容到形式都像是诗”，“饱含着强烈的或者深厚的感情，……反复回旋，一唱三叹”的作品而这在自由诗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自由诗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弱点，容易流于松散”许多写诗的人看不到这一点，而且他们也并未受过专门的训练，尤其是格律体诗的训练，却喜欢写自由诗，他们这样做只是图容易，所以很难创作出“令人百读不厌的自由诗来”这也影响到新格律诗的建立，因为大多数人都从事自由诗创作，所以即使有少数人做了可贵的探索，仍然不尽人意，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很成功地建立起这种格律诗”自由诗探索有缺陷，新格律诗创作也不成功，白话新诗的出路何在？何其芳认为应该到古代诗歌传统中去找答案，他说：“主要是现代的新诗和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脱了节，而这种脱节又主要是在形式方面。

在何其芳看来，格律化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精华所在：“我国古代的诗歌曾经找到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而且有那样一些作者，他们运用那些形式达到了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美”新诗要想有所发展，就应该继承古代的格律诗传统，当然不能全盘接受，生硬模仿，再去写文言的五七言诗，因为古代格律诗是文言诗，白话新诗则有自己的语言特性，所以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新诗要发扬的是古诗的格律化特征，而放弃其文言体例，具体继承两个方面：一是押韵，二是节奏何其芳通过两个例子——闻一多的诗和民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总结说：“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一个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废名的意见则是否定现代传统，贱视古代传统废名与何其芳一样，对现代诗歌传统也持否定态度比如，在诗歌的社会背景方面，废名认为“‘五四初期’的新诗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原因在于“一是没有这样的社会现实”，即“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一旦有共产党领导，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中国人民谁都感得‘快哉此风”’，便“歌咏之”了通过比较，废名否定了“现代”，称颂了“当代”在诗歌内容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太丰富了”，且“作诗人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劳动观点”。

在语言方面，废名一贯认为“最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不需要典故，没有难字，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一样的，它不是例外”现代文学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五四初期的新诗，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欢迎的，不配解决中国诗的问题”，而“中国诗的问题，工农大众解决了……”我们都知道，“五四初期”的诗人们探索了几乎各种新诗发展的可能，且一些作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国新诗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废名否定“五四初期”的新诗，实际上否定了现代新诗的传统废名的一系列否定总体上给人一种空洞笼统的感觉，不过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何看待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废名与何其芳的观点截然不同废名虽然一直都在大学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且其创作有着鲜明的古典印痕，但新中国成立后，废名转而成了一个文学上的“贱古”者他说：“在数不清的新民歌里，……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价值超过了古代的《诗经》，超过了李白、杜甫在另一个地方，废名有着更加明确的表达，他说：“中国的文人，向来崇拜古，认为愈古的诗就愈高不可攀，真是‘其愚不可及也’，说穿了就是迷信我们今天的新民歌，是‘前不见古人’”新民歌中一首极其普通的作品，比如《风送歌声到北京》：河边杨柳绿荫荫，一片水田亮晶晶，人赶牛儿田中走，风送歌声到北京。

也有可与李白绝句相抵的“神来之笔”——“风送歌声到北京”；且这首作品比起李白之作诗竟“‘神速’多了”，李白写《越中怀古》最后一句——只今惟有鹧鸪飞，费了不少力气，“我们读着也确实感觉得李白费了力写这一句相反，“风送歌声到北京”“写得多么容易，多么得意呵！”这首诗“它足以抵抗《全唐诗》”了当然，我们不认为这首诗真的就抵得上《全唐诗》了，甚至很少有文学史书提到这首产生于“新民歌运动”中的诗，更不要说把它当成抵得上《全唐诗》的经典来讲了废名这样做显然是在贬低古代诗歌传统，拔高“新民歌”三、现代理论型与传统诗话型——关于诗话模式何其芳的诗论是现代模式的，有着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观点阐述思辨色彩浓，理论注意系统性，文章无论题材大小架构都比较完整他的三类文章都有这种特征第一类为立论型，以《关于现代格律诗》为代表《关于现代格律诗》-文是在他的前一篇文章《关于写诗和读诗》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早在《关于写诗和读诗》中，何其芳就提出过“有必要建立中国的格律诗”的问题在《关于现代格律诗》中，他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先论述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和外国的古代诗歌，差不多都有一定的格律”；二是，“我们还没有很成功地建立起这种格律诗”，“没有很成功的普遍承认的现代格律诗”的形式；三是，许多写自由诗者不懂格律诗，没有受过格律诗的训练，基本功不扎实，所以也写不好自由诗。

接着，何其芳论述了“现代格律诗”的形式问题我国古代格律诗的基本特征，现代格律诗如何继承传统，现代格律诗的形式特征，五四名家如闻一多在格律诗创作上的探索及其局限性最后总结，略谈自己的诗歌创作在这篇文章中，何其芳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子，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第二类为驳论型，以《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论争》为代表在文章中，何其芳把对他的攻击总结为十三条，逐条驳斥之后，回顾现代格律诗观的形成过程，自己感到的其真正问题之所在，批评者行为之不当，以及接下来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文章虽长，但思路清晰，论证严密，结构完整第三类为鉴赏型1958到1961年间，何其芳曾写过一本《诗歌欣赏>的小册子，其中文章有关于诗歌现象的总结与批评的，有的则是诗人创作论，形式也较自由何其芳在自由之余，其文章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体现出思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废名文论则是传统化的，诗话味道较浓：整体看有观点，但少分析，且逻辑性较差论证上讲实例，多短评思维上重感悟，寥寥几笔，点出要旨他的《新民歌讲稿》共八章，每章一个大题目，大题目之下，略略论述，然后就是大量的实例和简短的评析以第五章《歌颂篇》为例《歌颂篇》开头百十余字引题：谁要说要做出一首诗来歌颂共产党歌颂得心满意足，毫无缺欠，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事。

然而中国的劳动人民，谁都有个思想感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