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道统传承文统-道统、文统及其关系.docx

重建道统，传承文统道统、文统及其关系 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到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伴随军舰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全方位危机：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政统断裂，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割断了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纲常堕毁，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如钱穆先生所说：“，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亦变于下民初即有新文化运动，以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为号召……自此以下，社会有民无士上无君，下无士，此则庶几可谓之全盘西化矣[1]全盘西化的岂止是政统、道统、学统，文统也是这样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笔者有一个基本看法，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统系和结构，即以道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圆锥结构道统作为价值系统与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作为应用系统是体用本末的关系，道统与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分属不同层面，道统可以统摄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就其生成次序说是一道开五门，由道开出政、学、教、文、法，下贯而又上通，并最终形成一个立体的动态的网络系统；就其现实构成说，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就是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以相辅相成、相维相济的方式发挥作用。

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时而断，断了可以再续起来，唯独道统不能断道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体系道统一断，缺乏一而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各统就会偏离正道，走向异化当然，历史上有大道既隐、道统不彰的时候，也有道统不能上下贯通，成为孤悬的形而上学体系，成为没有根底的抽象教条，都会使文化产生很大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进行调正一 道统道统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道统是指中华道统，“在中国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以儒家道统及其发展演变为主要线索、吸取了中国文化各家道论及佛教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有关思想、贯通古今包含甚广、广泛影响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核心和最普遍范畴——道的理论和道的传授形式及其发展演变的思想体系[2]狭义的道统就是指儒家道统，即指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通、韩愈、程、朱、陆、王等所承传之道及道的精神、传道的统绪广义的中华道统包含了儒家的道统学说，以之为主导；狭义的儒家道统居中华道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并决定其发展方向[3]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华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

尧是传说中的一位圣王，史称唐尧据说他曾制定过历法，并命羲氏、和氏以历法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以确定农业播种的季节他在位时，君位实行禅让制，他对舜进行了三年的考察，然后将君位传给了他，结果天下大治在尧帝告诫舜帝的话中，有“允执其中”的话所谓允执其中，也就是忠实地坚持中庸之道《尚书尧典》之中通过并借助于描述帝尧放勋个人丰功伟绩的形式来具体展现唐尧之道：“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舜史称虞舜，出身田间，孟子说他与草木土石打交道，与猪、鹿等动物相追逐虞舜承唐尧“允执厥中”之道，“慎徽五典”“克从”（《尚书舜典》）“无违教也”（《左传文公十八年》）而“五典”之道，盖即亲亲尊尊之道与此同时，他又与时俱化、推陈出新，行“五常之教”舜之所以能由一个普通山民而成为“帝”，其根本就在于他以对孝的身体力行而感天动地，被尧帝所看重，也被世人所拥戴继位后，他遍访四方，选贤进才，使天下大治禹史称夏禹古籍和传说中有关于他治水的事迹，十分动人《尚书益稷》称：禹娶涂山氏女，结婚后生子启，“启呱呱而泣”，禹顾不得照抚幼子，径自治水而去。

《史记夏本纪》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韩非子五蠹》记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夏禹公而忘私、不畏艰险驯服洪水的业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汤史称商汤，是商族的领袖夏朝末年，商族逐渐强大，眼见夏桀暴虐，失去民心，汤决心灭夏桀担心汤势力壮大而威胁自己，便将汤召入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送桀以重金，并贿赂桀的亲信，使汤获释归商伊尹相传出身于奴隶汤发现伊尹精通治国之术，就起用了他并授以国政在他的策划下，武汤积极筹备灭夏后经历多次战争，夏终于被汤灭亡武汤反对暴政，任用贤能，施行仁义，也是尧舜以来道统的重要环节文王，姓姬名昌继位时，周所控制的区域并不大，文王采取有力措施，使周的势力有了较大发展他很重视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周原地区在文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文王还能够以照顾鳏、寡、孤、独等措施团结族众，在远近方国部落中拥有很高威望，相传虞芮两国争讼，求周评判，见周人在文王率领下“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史记周本纪》），虞芮之人自觉惭愧，遂相让而去，于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诗经绵》毛传）为了抑制周的影响扩展，商纣王曾经囚文王于羑里。

文王的谋臣闳夭等人献美女、文马等物于纣，文王才得获释周文王实行仁政德治，是对尧舜王道之治的继承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辅佐成王平定武庚、管叔、蔡叔叛乱，营建东都洛邑，创立礼乐制度周代礼乐文化既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周礼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亲亲和尊尊上，植根于血缘基础的亲亲与维护宗法等级的尊尊是相互依存的周公的思想自成体系，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惯、舆论等各个方面，上绍尧、舜、禹、文、武之绪，下启孔孟儒术之运，承前启后，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与周礼一起共同构成周公之道，对儒家学说及道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儒家道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孔子继承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对当时读书相礼的儒者进行了改造，提升他们的品质，揭示礼乐文化精神内涵和人性本质，同时欲以礼乐来平治天下，这样就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礼乐越来越趋于形式化的局面，他不满足于对礼乐知识的掌握和以此谋生，要探求礼和乐中“一以贯之”的“道”对礼乐之道的追求就是对礼乐作为一种复合性文化实体进行解析，使之观念化、理性化、人性化。

这样，他就超越了当时一般的“儒”，不但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编撰了被后人尊为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为道统的传授和推广做出史无前例的贡献，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华道统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后世以周孔之道并称孟子的仁义之道和心性论对后世道统思想影响很大《孟子离娄上》开篇有：“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下》也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指出尧、舜的政治就是理想的仁政他还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认为不仅尧、舜而且夏、殷、周三代的政治也是以仁政为本，强调不仁难以抵挡仁政，认为效法尧、舜和先王之道，以史为鉴是施仁政的方法孟子更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道统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并为后世所遵循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具有自觉担当道统传承的意识荀子在儒家道统上也应有一席之地他继承发展孔子的思想，又吸收改造道家的思想，提出“天有常道”的命题，强调天道自然，人道有为他心目中的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恢复古者先王之道、先王之政荀子的尊古意识实质上是贯彻在他的文化生命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精神，也就是承接道统的意识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使儒学遂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为儒家思想包括道统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武帝策问文学贤良，董仲舒以公羊学理论，说明帝王之道顺而相复，“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而汉武帝又对道的存在发出疑问：“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则圆说帝王顺时世之变而改制，“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汉书董仲舒传》隋代王通在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形势下有志于恢复先王之道，主张以儒学为主，三教可一，即三教可以融合的观点值得提及的是，他所说的儒学主要是周孔之道，与后来宋明诸儒的孔孟之道有不同王通把周公和孔子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

王通《中说天地》）他把承袭、宣扬周公与孔子的事业、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伟业，即使到处碰壁，也矢志不回他的儒学思想的中心是儒家的王道，认为只有周公和孔子才体现了王道之制和王道理想唐代韩愈有了对道统的自觉意识，他吸取了佛教祖统说的思想资料，构建了一个儒家的道统传承谱系他认为“先王之道”从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从不间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自孟子之后，儒学的发展乃是前后相承，延绵而不绝，但韩愈说“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原道》），视孟子以后之儒学如无人，直到他自己才把“道统”恢复起来，使之相续不断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受韩愈道统说的影响，儒学发展至理学，道统意识尤为凸显北宋二程以天理论道，把道统之道与理等同，提升为宇宙本体，并在佛老的基础上，吸取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学，对道统思想作了新的论述，把道、圣人、经典三者联系起来展开论述，提出“经所以载道”，圣人是天理的化身，与道无异；经典是载道之文，必以经为本，而不以注疏为本。

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中发明圣人之道重视“四书”，倡导心传，超越汉唐诸儒，直接孔孟之端绪，从而确立了儒家道统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统说的创始人是韩愈，但“道统”一词则是由朱熹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4]朱熹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明确提出“道统”范畴，使传统儒家的道统观与具体的传道谱系关联在一起朱熹道统论中的“道”，是指程朱道学一派所谓的圣贤一脉相传的“十六字箴言”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5]就传道谱系而言，朱熹以伊洛诸公为道统正传其后，陆王不同意程朱的道统传承谱系，提出心学道统观，与程朱形成分立在陆九渊看来，朱熹所尊奉的伊洛诸公，虽在学说、践履上有所成就，但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比，差距很远，还不足以继任道统他以继承孟子之学而自居，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与路彦彬》，《陆九渊集》卷十）王阳明虽然以“致良知”取代道统论，但仍然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他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