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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精英 ： 国家 与 地方 社会 间的 另一股 力量.txt 人生在世 ，难敌宿命，沉沦其中我不爱风尘，似被前缘误！！我只为我最爱的人流泪“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赢了你,我可以放弃整个世界社会菁英：国家与地方社会间的另一股力量 陈世荣* 一、前言 二、社会菁英的定义 三、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四、社会菁英的权力网络 五、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一、前言 早期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关係的研究中，研究者注意到国家政权在某些时机或特殊场合，并无法直接深入地方社会特别是在中华帝国晚期，国家权力似乎只能到达县级行政单位，而无法完全「控制」地方社会，必须仰赖地方上的士绅、耆老等菁英分子的协助因此，研究者逐渐开始正视社会菁英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并开始注意士绅等菁英分子的研究 1在这些研究中，学者通常将地方士绅、菁英视為补充「官僚阶层」的社会基础，而将他们定义為辅助官方控制地方的角色，甚至直接将地方士绅与「乡治代理人」合称為官方控制地方社会的「非正式结构」 这些非正式结构的成员，通常包括拥有官衔、学衔，或在地方行政机构中担任吏员，或经官方认可而给予牌戳的代理人 2 * 国立政治大学歷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1 参见吴晗、费孝通， 《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 1948)，页 1, 39, 50, 124-125, 135, 137, 145, 162；Hsiao Kung-ch’üan (萧公权),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pp. v, 199, 233, 234-235, 246, 248-249, 256-257; Ch’ü T’ung-tsu (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xii, xiii, 178, 181-182, 182-185, 197-198; Ho Ping-ti (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92, 104-105; Chang Chung-li (张仲礼),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 xvi, xvii, xix, 3-6, 11, 13, 17, 21, 29-30, 31-32, 51-70; Philip A. Kuhn (孔復礼),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 8, 42;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1979])，页 17-20, 33, 38；蔡渊洯， 〈清代臺湾基层政治体系中非正式结构之发展〉 ，收入於中华文化復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九编 近代歷史上的臺湾)(台北：臺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 384-385, 388, 393, 395, 398-399。

正因為国家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并非完美，所以，在国家权力之下，地方社会形成与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状态於是，首先填补此一真空状态的力量，即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最受到重视的士绅菁英士绅之所以受到研究者关心与重视的原因，显然是与史料的限制有密切的关係过去研究者所运用的资料，多数都是以官方文书，如档案、方志，或士绅菁英的文集、笔记等私文书為主这些资料限制了研究者探索社会菁英的其他可能性，因此研究者的焦点多数集中於士绅阶级，以及他们在国家与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甚至只特别关心士绅阶级的社会流动 然而，随著史料范围不断的扩大、民间资料的不断出现与史料运用方法的多元化，以及若干的新方法或研究观点提出之后，研究者几乎都看出了早期的研究成果中仍有太多需要填补的空缺这是因為各种史料依照其撰者背景的不同、撰修的目的不同、撰修者企图影响的读者不同，以及实际阅读之读者身份背景的不同，都会影响史料作者的记录心态与记载内容因此，在运用史料前，必须先注意与探讨史料的性质、史料的限制性，也就是注意文本的「文本性」 ，尤其是作者的心态与「读者」的差异性 3任何一种史料都有其价值与重要性，在使用前事先分析与注意其限制，才能有效的运用史料解决与说明问题。

基於上述原因，研究者们纷纷接下去问，在地方社会中，究竟有哪些人可以算是社会菁英？如何成為菁英？他们与一般人究竟存在著哪些差异？他们究竟如何建构、维繫他们特殊的身份、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他们在地方社会裡又扮演著什麼样的角色？他们有没有能力与国家政权进行互动、竞争，甚至是抗争？如何互动？又是透过哪些管道互动？甚至，更进一步地思考，研究者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与运用现存的资料？应该用哪些新方法或新观念来解读那些资料？ 2 参见蔡渊洯， 〈清代臺湾基层政治体系中非正式结构之发展〉 ，页 384-385；戴炎辉， 《清代臺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页 9-15, 21, 28, 35；陈世荣， 〈清代北桃园的地方菁英及「公共空间」 〉 ， 《政大歷史学报》18(2001.06)，页 208, 209-214 3 学者 David Johnson 在研究民间信仰的传播时，特别注意到了文本资料的读者具有差异性，而将读者分為「作者预设的读者」(intended audience)及「实际的读者」(actual audience)两类，以区别与研究每一种文本对於不同心态的读者所產生的不同影响。

参见David Johnson,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 Evelyn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4, 40, 42, 69 本文的目的，限於笔者的学力与能力，并不在於进行社会菁英这个领域详细的研究回顾 4，仅是锁定过去与上述议题相关的经典研究成果，并以中国近现代与台湾社会史的研究成果為主要取样范畴，依序讨论社会菁英的定义、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管道与方式、菁英如何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等议题；最后，提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再深入发展的可能性或方向 二、社会菁英的定义 过去有关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菁英在地方上或在国家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被研究者注意例如，萧公权与瞿同祖共同的兴趣，即是关心中央政府如何由上而下的「控制」地方社会。

然而，在研究国家权力控制的过程中，萧公权则是站在官方的立场来讨论政权控制力与地方菁英的互动关係他注意到国家权力不断地企图透过乡约、学校、宗教(祀典)等管道渗入社会，尝试著控制地方社会，但最终仅完成「意识型态的控制」(ideological control)另一位学者瞿同祖的潜在动机与前者不同，他关心的是西方社会何以近代化而中国社会何以不能的问题，因此特别聚焦在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二者的研究动机虽然相异，却都同时注意到国家企图影响、控制地方社会，实有赖於「地方士绅」 (local gentry)的支持 5士绅，遂成為帝国晚期社会史乃至台湾社会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此一研究脉络之下，研究者通常将地方上的士绅，定位為辅助国家政权控制地方社会的角色，或直接视之為官僚集团的补充阶级 6士绅因此成了国家政权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也成為研究者研究社会结构、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等议题的起点例如：中国近现代与台湾家族史研究或地方社会特殊人物的研究，几乎都以士绅為主 7此一现象，当然与士绅菁英的直接史料较為丰富有关 4 关於地方菁英研究成果的介绍，在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参见 Joseph W. Esherick &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1-9; 梁元生， 〈近年来美国之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 ，收入於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编， 《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台北：臺湾商务印书馆，1995)，页 105-134。

5 Hsiao, Rural China, pp. v, 199, 233, 234-235, 248-249, 246,256-257；蔡渊洯，〈清代臺湾社会的领导阶层〉(台北：国立臺湾师范大学歷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页81；蔡渊洯， 〈清代臺湾社会领导阶层性质之转变〉 ， 《史联杂誌》3(1983)，页 34-35；蔡渊洯， 〈清代臺湾基层政治体系中非正式结构之发展〉 ，页 384-385 6 参见 Ch’ü,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pp. xii, xiii, 178, 181-182, 197-198另见蔡渊洯， 〈清代臺湾基层政治体系中非正式结构之发展〉 ，页 384, 388, 392 然而，正当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开始注意、聚焦在士绅阶层时，不少后起的研究者开始反思或追问更根本的问题，究竟什麼人称得上是社会上的「菁英」？这些士绅菁英究竟有何不同或特殊之处？因此，為了釐清「士绅」的定义、為了瞭解士绅在国家与地方上扮演的角色、為了分析士绅菁英的性质与特质，或為了研究此类菁英的社会流动，以士绅為主题的研究，首先受到研究者的青睞与重视。

同样的，此一现象也与史料本身以涉及士绅者较為丰富有关8 何炳棣透过进士名册、登科录、同年齿录、地方志等资料，以计量方法，尝试说明帝国晚期(明清时期)因社会经济的繁荣，遂促使科举制度成為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他认為在社会流动中，士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一般人可以利用科举、财富或其他资源，改变或保持现有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虽然他同时也承认，教育是进一步考取功名的基础，因此财富的累积是涉及到后代子孙能否接受良好教育的关键因素；但是，他也强调个人的天赋与努力仍是成為士绅、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另外，他也强调财富的价值必须转换為功名或官爵之后，才有其权力与影响力所以，何炳棣虽然注意到社会中有许多人具有成為菁英分子的潜力，但成為士绅仍是成為社会菁英的重要条件之一 9 张仲礼则更进一步地，透过教育程度(学衔与官衔)、出身方式(正途或异途)与道德标準来定义「士绅」(gentry)同时，他认為即使身為士绅，也仍然有身份与社会地位高下的区别因此，他不仅明确地析分出士绅阶层的组成分子，将士绅分為上层(举人学衔以上)与下层绅士，他也关心士绅形成社会流动的现象与因素，并且注意士绅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係等议题10这两位学者所提出的看法，几乎主导了 1960 至 70 年代研究者定义社会菁英的方法，当时，士绅几乎也就因此等同於社会菁英的代名词。

7 此类例证眾多，於此不一一列举以台湾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