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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从“和亲”到通婚——民族融合的另一侧面范文从“和亲”到通婚 —民族融合的另一侧面 【内容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融合，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无疑扮演了重要的地位，具有政治意义的高层“和亲”和普通民众间的通婚均对民族习惯的改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口，选取中国历史上的典型事例，梳理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中的民族融合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探寻民族融合在行政制度之外的另一侧面 【关键词】和亲 通婚 边疆民族 自古以来，中国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疆域自中原开始向四周的扩展，各边疆少数民族都在与中原华夏族相互融合民族融合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自然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最为基本和基础的部分，选取典型探索上层带有政治意义的“和亲”对民族风俗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普通民众间的通婚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 “和亲”：政治筹码下的巨大社会效应 婚姻作为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不仅在国家或部族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是在政治生活中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手段自古以来，联姻便是部族和国家结盟的主要方式和标志。

我国自夏起便有联姻结盟之传统，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时期联姻结盟尤为明显，各个诸侯的姐妹子女都成为了诸侯结盟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并且对于春秋时期的众多历史事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秦晋之好”给了秦穆公喘息之机；信陵君救赵给了赵喘息之机；文姜斡旋给了齐鲁正常的邦交关系 这些都映证了联姻之于诸侯国政治生活之重要性 然而，春秋战国之联姻多在诸侯间进行，“同姓不婚”和“诸侯不内娶”的原则让诸侯根据需求相互联姻，但与外族进行和亲者并不多见，除了处于西方的秦与西戎和申国联姻及东周王室与狄联姻外，其他与外族的联姻 的交流，不少边疆民族都在和亲后尝试学习和探索汉朝的经济模式，当民族的经济模式改变后，其众多生活习惯便开始向汉人靠拢，最终当他们的经济需求与中原相同后，便会进入中原，经过战争磨合后开始融入中原之文化，鲜卑族最后融入汉族，固然有几代通婚后的统治者的不懈努力，但其也与鲜卑人开始转为农业生产的经济生活密不可分，丢弃刀剑之后原本保留下来的游牧习俗和强悍的民风就因为平时生活需求和标准的改变而与华夏民族别无二致，最终融入在中原民族之中 其次，“和亲”带来的科学技术交流不可忽视和亲”公主的侍从中带有大量工匠，他们在异域的工作使得自日常实践所得的各类技术经验得以广泛传播，其中尤以养蚕缫丝技术和建筑技术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建筑方面，汉代细君公主出嫁乌孙后，“自治宫室居”，使得马背上的乌孙国有了自己的居所 ；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后，其随行工匠帮助松赞干布建筑一城，“从内地招来精工巧匠,修建热莫切神殿”，“其庙坐西向东,建筑形式,原与内地寺庙相同,故称汉式热莫切” ，这些工匠的到来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技术水平，建筑技术的改良使得过去的游牧民族特别是其统治阶层有了自己的居所，从根本上改变了马背上的民族的生活习惯，帮助民族间进行融合缫丝技术作为中原地区丝绸之路交易的重要砝码，对外始终秘而不宣，丝绸之路周边的少数民族对此技术均渴望已久，而根据《大唐西域记》等书记载,约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通过和亲，中原的养蚕缫丝技术便传入了于阗国，从此起其便在丝绸之路贸易交易上获利众多由上便可见“和亲”对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意义，先进的技术水平使得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基础和社会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使其社会形态加快进入与中原地区类似的封建社会之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和亲”对两国文化的影响就“和亲”本身这件事而言，“和亲”公主身份特殊，作为对方之“国母”和己方之公主，其虽身份显赫，但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也许只能影响到皇族内成员和周围亲贵大臣，但是正是这些人掌握着一个国家发展方向的命脉，“和亲”对国民对待异族文化的态度带来的巨大震动和频繁往来的使团及随从的行为习惯使得两个国家均产生相互的文化认同感，至少是产生文化上相互理解的动力。

唐代与突厥和亲多次，但从未成功，其中开元十二年一次便是因为礼数不周而作罢 ，这样的行为在两国民众间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两国民众都会因这样的事件而被催化，积极去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亲”对于音乐和宗教方面的影响更是明显，因为这些作为贵族阶级可以掌控且更易于推行的内容在异域迅速得以推广，至今唐代音乐仍流传于藏区和纳西人之中便是由于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入藏所致；而摩尼教因为受到回鹘可汗的信仰，回鹘便利用和亲之机要求唐朝亦修建摩尼教派的大云光明寺 ，“和亲”的姻亲之名为过去很多难以达到的要求扫除了障碍我以为，民族间在艺术和宗教这些具有普世性的元素方面获得共鸣远比政治制度或社会观念方面相互承认要更加容易，所以“和亲”对于双方民族的文化交流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经济和技术基础都具备后，文化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因为作为精神认同，文化交流使其最终转变成为了相应的民族身份认同 综上述，“和亲”虽是政治和外交筹码，但是其渗透在婚嫁观念、婚嫁仪式、婚嫁礼俗、婚嫁制度、价值取向、服饰、建筑、城居生活、城镇化意识、音乐、宗教、丧葬以及经贸活动等各个领域,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特别是以上提到的三点社会成效或许并非立竿见影，却在慢长的时间中对两个民族都产生了众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为从高层到民间的两个民族的通婚奠定了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基础。

通婚：广泛基础下的长期渗透 时机成熟之后，两民族间的交流便不仅限于高层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后，两族的民间交流开始显露出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一方面由于“和亲”公主之前奠定的两国或两民族间的交流基础，再经过时间的沉淀，两民族间的隔膜便逐渐淡化，原本只在“和亲”公主周围随从间出现的两族通婚现象便扩展到整个群族，从皇族到大贵族的通婚便使得民族之别的观念不再强烈，这一点不难理解，魏晋贵族与汉人通婚已成习惯，而其之后的李唐王朝甚至开国三代皇后皆是鲜卑人 当权阶级的行为自然会使普通民众纷纷效仿，《韩震墓志》载：“震曾祖韩业娶辽西盂氏，祖韩达娶东燕慕容氏，父韩曜娶东燕俟文氏，震本人娶南阳娥氏，长子韩少娶南安赵氏，次子韩子犍娶弘农杨氏，次子韩晖娶天水乞伏氏，次子韩光娶河南长孙氏 韩氏是早期入魏的汉士族，在北朝并不属于高门望族，而其通婚对象多为北方各族女子 这样的通婚过程的影响，一方面由家庭开始扩大到整个社会，最终导致了社会风俗的改变以北魏为例，统治者的推行使得其民间婚俗保留着中原汉族的“六礼”，但同时鲜卑原有的“青庐交拜”、催妇上车、新妇乘马鞍、戏新婿等习俗仍保留于民间，像这样胡汉风俗交融的风俗在魏晋和唐代并不鲜见。

尽管中原汉族心里仍对胡汗通婚有芥蒂 ，但越来越多的交流过程不可避免使通婚更为正常，通过个体的影响而产生的风俗习惯的交融很好的体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在自魏晋大规模迁移至中原后与中原民族从敌对到融合的过程 另一方面，两族或多族间停止战争，依托边境贸易互市的出现而产生边境城市便成为民族融合的先锋之地，这方面，敦煌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要道，自汉起便已有多民族商人再次经商和定居，近两千多年来这里除了汉族外，先后居住过大月氏、赛种胡、乌孙、羌戎、匈奴、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众多民族，各民族间有斗争亦有团结，它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先锋，这里灿烂的文明便是出自各族人民之手在敦煌文献中，弘化公主远嫁吐谷浑，昭君出塞，太和公主远嫁回鹘等多次“和亲”都有记载，这反映了几次和亲对当地的影响之深并且敦煌早在三国时期便以出现“胡女嫁汉，汉女嫁胡邻国番戎，不相征伐”的局面 敦煌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民族融合家庭，并且敦煌人也欣赏民族融合之典范，这在敦煌卷本中对许多普通敦煌家庭的记载和莫高窟壁画中对回鹘王后的描绘中都能看出端倪 据《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