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与陶渊明咏史诗的同与异.docx

    论柳宗元与陶渊明咏史诗的同与异    Summary：柳宗元与陶渊明都创作了特点突出的咏史诗，陶渊明身处晋宋之交的矛盾心理、柳宗元仕宦中唐的坎坷经历都使二人诗作既具有相似之处，也体现出各自的独特性陶、柳二人关注相似的历史人物，却各具态度、立场;二人均观照自身、以古写今，却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内涵;二人皆不改初衷，却拥有彼此不同的坚守，陶渊明坚定“固穷”操守，柳宗元重在政治抱负实际上，陶渊明、柳宗元詠史诗特征的形成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个体人生际遇、诗人接受的思想等因素均有关联Key：陶渊明;柳宗元;咏史诗;同与异：I207.22：A：2095-6916（2021）24-0147-04陶渊明、柳宗元①诗歌创作的关系自古便受到广泛关注早在宋代，苏轼便将陶、柳并提，严羽、黄庭坚等人也曾指出柳诗“效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应与陶渊明存在相似之处陶、柳二人的人生经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陶渊明因对社会失望选择归隐田园，柳宗元长期被贬、颠沛流离，二人均具有不落流俗的气质与波折的仕途陶渊明和柳宗元都创作了特点突出的咏史诗，本文以陶柳的咏史诗为中心，探析二人诗歌创作的同与变，并进一步观照其思想情操与人生态度。

一、同样的对象、不同的角度（一）关注的历史人物相近陶柳咏史诗关注的历史人物十分相似，诗中选取的人物不仅较为一致，还具有比较相近的特质首先，陶、柳咏史诗选取的人物主题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如同题诗《咏荆轲》均写荆轲;《咏三良》均写奄息、仲行、针虎其次，选取的人物具有相似的特质一方面，他们大多是为国奉献的贤明之士：荆轲面临亡国之危奉命刺秦;三良也都是秦国杰出的人才;夷齐、屈原、乐毅等人同样都是青史留名的贤能之士另一方面，他们都因各异的原因走向了悲剧性结局，如荆轲为国牺牲、三良殉葬穆公等由此可见，陶、柳关注的历史人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以悲剧英雄为主二）看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不同受外在环境和个人性情的影响，二人对待历史人物的具体态度不同陶渊明对诗中人物多持欣赏、仰慕的态度，诗歌议论少而描写多，注重形象塑造和美感传达，具有鲜明的审美化倾向例如，《咏荆轲》运用“哀风”“寒波”等词，以极富感染力的优美笔触着力渲染易水送别的悲壮气氛运用大量的感性笔墨塑造荆轲形象，主观情感倾向突出诗人以“凌厉”“逶迤”等词极写荆轲的雄壮勇猛，以秦王的“怔营”[1]350反衬荆轲的豪迈;《咏三良》《咏二疏》《读山海经》等诗同样致力于塑造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

和陶渊明不同，柳宗元对人物多持评判、审视态度，更注重叙事、议论《咏荆轲》集中写刺秦的过程及后果，并引曹沫之典衬托荆轲之愚《史记》载：“曹沫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2]390，此事最终以“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2]637圆满收尾然而，荆轲效仿曹子的行为却反致“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3]743柳宗元指出，秦王以“诈力”吞并天下，必然不会归还土地，行刺之举实属有勇无谋整体来看，柳诗渲染、抒情少而叙议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柳宗元共情少旁观多，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审视眼光辨析史实，在关照传统史观的同时保留个人观点，具有相对客观、平和的史观二、同样的观照、不同的情绪（一）观照自身，以古写今陶渊明、柳宗元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咏史以咏怀的传统陶诗的借史抒怀历史上早有评述，如温汝能评《咏荆轲》：“观此篇可以知其志矣[1]353诗人通过写刺秦悲剧寄托生不逢时的慨叹陶渊明还在《读史述九章》序中注“有所感而述之”[1]448，可见诗人对人物进行了有意识的拣选诗人着力刻画夷齐、箕子等拒绝与新政权妥协之人，正是为了强调“耻事二姓”的决心柳诗同样具有观照自我的特征《咏荆轲》中，柳宗元对刺秦的反对态度和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有关。

安史之乱后，藩镇同唐皇室的矛盾愈演愈烈，行刺命官事件频繁发生，柳宗元于是借《咏荆轲》进行批判同样，《咏三良》写其殉主，实写王叔文等能人志士追随顺宗而死;歌颂其忠烈，实则悼念为革新牺牲的志同道合者《咏史》中乐毅忠而被疑的遭遇更是和柳宗元无辜遭贬的经历极为相似，诗人以乐毅之悲写个人之哀二）风格不同，内涵各异诗歌是创作者思想、情感的载体，具有鲜明的主体特征陶柳咏史诗的艺术风格、思想内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陶柳咏史诗的风格有所不同陶诗于平淡中隐豪放，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平淡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主要风格，其咏史诗也具有这一特征，如《拟古·其五》语言不加矫饰，意境清新自然，以朴素言辞描摹清幽环境，以脱俗景物与高雅行为烘托隐士志趣之高洁然而，陶渊明的咏史诗还展现出少见的豪放特征《咏荆轲》一改平淡之风，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一句通过夸张极写荆轲义愤填膺之态;“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叙事节奏骤快，以极富张力的词句描写荆轲大义凛然的身姿全诗笔力遒健，豪放之气显露无余和陶诗相比，柳诗于内敛平静中藏激越，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柳宗元的咏史诗大多较客观地叙述议论，个人情绪流露少例如，《咏史》前六句叙史事，后两句发议论，未作过多渲染烘托，语气较为内敛，情感稍趋平静。

《咏荆轲》和《咏史》相似，通过叙议结合客观中肯地进行评价，少见情绪波动但是，《咏三良》中蕴藏了不平之气，诗末直抒胸臆，流露出激越的情感，激烈直白地为三良伸冤，在内敛平静的基调中隐藏了慷慨的一面其次，陶、柳咏史诗的内容存在差异，二人咏史的目的和寄托并不相同陶渊明在诗中多刻画激流勇退的“有时而隐”之人，如《咏二疏》写功成名就后辞官还乡的疏广、疏受咏史组诗《咏贫士》同样歌咏了一系列骨气清高的贫士形象，除一、二两首自咏外，剩余五首分别赞美了阮公、荣臾、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六位贫士此类人物得到诗人的重视并非巧合，他们和陶渊明的生活状态、精神困境有所关联《咏贫士》约作于诗人晚年时期，陶渊明在诗中直言务农之艰苦，如《咏贫士·其二》写冬日的院落荒凉枯败、严寒砭骨，严峻的现实使人连诗书都不愿再翻然而，贫困并非诗人面临的唯一困难，从“知音苟不存，己矣何所悲”[1]330可见精神孤独同样折磨着诗人陶渊明在诗末对自己的写作动机作出解释：“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既然世间知音难寻，便在历史中寻觅志同道合之人，用先贤往事证明并肯定自己安贫固穷的决定，以期重新高扬理想和陶渊明有所不同的是，柳宗元回顾历史的目的在于自伤、自怜。

柳诗选取的人物均是身负奇才却结局悲惨的先贤，这和诗人的仕宦经历有关：柳宗元早年进士及第、政绩斐然，然而革新的失败使他一夜间沦为“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4]481者他曾描述自己凄惨的处境：“残骸余魂，百病交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4]480（《寄许京兆孟容书》）因此，柳宗元有意选取悲剧性人物进行刻画在柳宗元看来，忠良之士自古便难以才命两全，无数有志之人竭忠尽智却往往事与愿违千百年来，这一悲剧性的轮回似乎从未结束，如今也使他空有报国之心，却无实践契机柳宗元的咏史诗普遍以超越时空的眼光关注不同人物的相似结局，并对此种悲剧性的生命意蕴进行思考，将古人悲剧和个人际遇相结合，借历史典故寄托个人伤怀，柳诗因此具有浓厚的托古自伤色彩由此可见，尽管陶、柳的咏史诗都具有以古写今的特征，二人的诗歌风格与思想内涵仍存在差异陶诗在平淡的表象下潜藏豪放暗流，意图以史自慰;柳诗在内敛平静的叙述中掩盖激越情绪，目的在于托古自伤三、同样的坚定、不同的信念（一）坚定不移，不负初衷陶、柳咏史诗的精神内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人都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和初心陶渊明在《咏史·其一》中便强调了自己对初心的坚守：诗人以孤云、孤鸟喻己，流露出悲凉孤勇的心境。

即便面对知音难觅的炎凉境遇，诗人仍“量力守故辙”[1]330，不改初衷，所行之路注定艰辛孤独，也无须感伤萧统《陶渊明传》中记载陶渊明曾身染重疾，卧床数日未得进食，却仍然回绝了刺史檀道济的帮助，这实际上表现了陶渊明拒绝和当时的统治阶层合作的立场即便在温饱不保的晚年，陶渊明仍坚守“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1]388（《感士不遇赋》）的气节，以“吾驾不可回”[1]243（《饮酒·其九》）的决绝态度行事《咏贫士》其四写黔娄之事，《高士传》载黔娄贫困至衣不蔽体仍不愿出仕，这和陶渊明拒绝担任州召主簿、著作佐郎的经历相似陶渊明一生不愿折节从政，始终安贫乐道、坚守本心，其坚定和黔娄如出一辙柳宗元被贬后诗歌多抒愁苦之情，其悲哀不仅来自于委身荆蛮的惆怅，也和诗人对理想信念的考量坚守有关他所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罪谤交织，群疑当道”[4]480（《寄许京兆孟容书》）的社会环境，在承受政敌诽谤带来的精神压力的同时，还因山水阻隔和戴罪之身无法同旧友联络即便如此，柳宗元仍未抛弃从前的理想信念，被贬永州时，他曾作《笼鹰词》剖明心迹同时，他也在《咏史》中发议论：“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顾内，晏子亦垂文。

[4]742他知晓行忠义之事就须有牺牲觉悟，因为朝夕的浮沉便动摇、退缩实属懦弱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4]519-520（《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尽管遭受了无数打击排挤，诗人仍然坚守信念、矢志不渝在对理想的坚守上，陶、柳是极其相似的二）陶渊明君子固穷，柳宗元坚守理想陶、柳虽然都秉持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具体追求却有所不同陶诗具有“固穷安贫”的主题，在陶渊明流传至今的诗歌中，约三分之一的作品和“固穷”有关，这一主题又集中表现在《咏贫士》组诗中：其一写诗人愿守“寒与饥”;其二极写生活贫寒;其三直言富足生活并非自己追求之“道”;其四写黔娄安贫;其五咏赞袁安与阮公，写诗人经历内心斗争后仍决定固穷;其六追慕张仲尉安贫守节之风，其七以“固穷”收束全篇，可见《咏贫士》组诗基本以“固穷”串联，诗人借古抒怀，陈述“固穷”信念相对于陶渊明对政治的有意疏离，柳宗元在咏史诗中表现出了对政治理想的坚守，并流露出“怨而不怼”的情绪《咏史》写乐毅之事：前三句写乐毅功勋卓著，第四句写世态骤变，乐毅本一心为国建功立业，未料奸佞作梗这既是乐毅之悲，也是柳宗元之悲：因小人作祟，一夜之间壮志幻灭、旧友凋零，诗人因此怀有无限悲怨。

尽管如此，柳宗元仍引用了晏子之典《晏子春秋》曾载晏婴之言：“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5]柳宗元的情感仍是平和的，即便遭到了如此巨大的打击，他依旧强调自己忠于朝堂的立场，认为君主不用是小人构陷导致的，即“谁顾蠢蠕群”诗人在对奸佞之徒表示轻蔑的同时，指出自己的忠心从未改变，从而流露出幽怨却不至于锋锐的“怨而不怼”之感尽管被贬多年，柳宗元却始终不改入世渴盼，依旧具有强烈的从政热情他在诗中多次表露了入世的心愿：《冉溪》强调自己为报国“不复为身谋”，却沦为被软禁于南疆的囚犯诗中用樊重之典，《齐民要术》载：“樊重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6]诗人愿学樊重忍辱负重，希望通过努力实现抱负可见柳宗元即便被贬多年也未改积极入世的初衷，对于政治理想的实现仍满怀希望因此，陶、柳虽都保持着坚定的态度，但是二人坚守的志操是有所区别的陶渊明饱受贫寒折磨，于是着力推崇“固穷”;柳宗元被贬南夷后抱负落空，却仍坚守入世济民的理想抱负四、陶柳咏史诗差异的成因陶柳咏史诗差异的形成和社会现实、人生际遇、思想接受均有关联陶渊明一生漂泊于改朝易代的混乱时局中，有学者认为，陶渊明代表性的咏史诗也多作于朝代之交。

刘履推断《咏贫士》作于晋宋易代之际，此时皇室和门阀的矛盾激化，发生了殷仲堪、桓玄等人的谋反宗室内部的冲突频发，如晋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再加上门阀贵族任人唯亲，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陶渊明终于逐渐坚定了归隐的决心义熙元年，他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之后便返归乡野，不再为官然而，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寻到理想的恬淡心境，这与刘裕的行为有关据《资治通鉴》载，刘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