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分析.doc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分析=“news_bd”> 　　对于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政治关系，中外学者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为共识，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其具体表现例如，关于东亚诸国向中国派遣朝天使和燕行使的情况研究已多，但对东亚诸国之间相互交往如鲜日通信的考察少见;①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华夷秩序(或言朝贡一册封制度)探讨已深，但缺乏对华夷秩序在周边国家的延伸的关注具体到朝鲜与日本之间通信使往来，14至19世纪多达一百三十余次，②资料颇为丰富，然相关成果极不相称①另一问题是，虽有学者注意到在朝日等国存在华夷秩序扩大化的迹象，但对这一迹象缺乏细节上的考察和问题上的分析②至于把以上两种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则至今尚付网如发生在李朝宣祖庚寅年间(1590年，即明朝万历十八年)的鲜日通信活动背景复杂而典型，其间出现的诸多摩擦事件透露出华夷秩序在鲜、日两国的无形扩大及其影响，解读这些细节可以加深对传统东亚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一、庚寅通信始末 　　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日本使节橘康广到达汉城，中国论文网信誉为上通报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及要求朝鲜通使之意③朝鲜不明实情，商议对策，很多人反对。

例如，赵宪认为丰臣秀吉轼主自立，接待其使有违道义，主张诛杀来使表明外交立场;李命生认为鲜日邦交已久，接待叛逆使者有违交邻之义，而秀吉遣使刺探情报，居心巨测，主张拘留来使，通报明朝，然后派军讨伐朝鲜王廷权衡再三，最终决定但答其书契，而称以水路迷昧，不许送使④ 　　万历十七年五月，秀吉又令宗义智和玄苏来求信使这次形势有变，秀吉见朝鲜拒绝交往，决定兴兵犯境而义智乃对马岛主，其岛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间，年产不过三月之供，主要依赖与朝鲜贸易，一旦中断贸易影响巨大⑤故而义智冒死劝阻出兵，亲自出使斡旋而朝鲜亦看重与对马关系，不忍自毁藩篱，同时担心惹恼秀吉，遭其蹂踊于是，朝鲜这次廷议遣使问题出现分歧以领议政李山海、礼曹判书柳成龙为首一些大臣开始主张遣使回聘;前参判李山甫依旧反对遣使;户曹判书尹斗寿则主张奏报明廷再说，由此议久未决这时有人重提竹岛之役，认为可以要求日本刷还竹岛叛民，若其诚心照做，再议通信①义智迅即派人回国报请，秀吉遣还叛民及被掳边民，并解释对日军剿掠竹岛并不知情朝鲜王廷为此隆重庆贺，款待日使，柳成龙亦趁机上书，启请速定，勿致生衅次日朝会，一些官员也建议借机观察日本动向至此，朝鲜确定对日遣使。

② 　　万历十七年六月，朝鲜王廷任命黄允吉、金诚一为日本通信上、副使，许筱为书状官次年三月，信使一行启程四月，由釜山出海;五月，至对马岛;七月，达娇滨的引接寺;同月二十二日，人日本国都;十一月七日，拜见秀吉;万历十九年二月，回至朝鲜复命③在这次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朝鲜使臣认为日本违礼的事件归结起来如下: 　　(一)宣慰使事件宣慰使是负责欢迎和接待入境外国使节的官员，差遣宣慰使是外交礼节之一对橘康广、宗义智之行，朝鲜均能依礼迎慰但这次朝鲜使臣在对马岛登岸后，却未见日方来人朝鲜信使认为日本交邻违礼，展开严正交涉，酿为事件 　　当时，副使金诚一责问日方为何宣慰使违约未至，而译官以路途受阻应对对此，正使黄允吉急于赶路，未打算追究而金诚一强调事体重要，指出若姑息之，日方会照例因袭，更加怠慢④在其坚持下，平行长果以宣慰使来，待风一岐岛矣⑤ 　　考查该事件记载，文献仅见金诚一与黄允吉往来书信不过，还有史料亦可佐证两点:其一，事先朝鲜确曾与日方商约接待礼仪，金诚一责问之语不为虚妄据朝鲜实录载，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三日黄允吉奏报:臣见客使，问曰:‘我国之不通信于贵国久矣一则畏风涛之险，一则虑海贼之患。

今者我殿下重新王之信义，嘉客使之诚恳，特遣使臣，修百年永废之礼，此盛举也吾辈到贵国，则国王必有接待之礼，其间节次，可得闻其详耶?’玄苏答日:‘弊邦接待之礼，余今难定，到弊邦当告云rsquo;⑥其二，朝鲜使节却曾在对马岛逗留多时细查其行程:(五月)初四日，到对马岛，传命岛主六月，发船泊一岐岛⑦一岐距对马仅40余里，到对马后信使们首先登东峰，望一岐岛如此短促的距离和明确的登途意向，且无待风等其它必须之事，信使为何要逗留一月之久呢?使团六月出发到一岐岛就又驻留，并因是否主动约请宣慰使见面而发生内部争议可见这一个月专为等待宣慰使到来 　　(二)国分寺事件在对马岛上，使臣受邀游览名胜在国分寺，使臣在玄苏安排下人宴中堂义智后至，竟然坐着轿子径直入场金诚一认为:咫尺之地，乃敢僵然乘轿，历阶升堂，脾晚使臣有若臣仆然虽曰夷狄无礼，亦有君臣上下之分，义智何敢乃尔耶?⑧于是与书状官许茂等相继离席，以示抗议见信使反映强烈，日方被迫道歉示好先由船主派人传话，说是接待副官年轻失礼，非常后悔;继而告知岛主及都船主等闻知此事，切责副官;最后推说轿夫不听使唤，已经将其逮捕处刑① 　　关于国分寺事件，((朝野金载》云:其在对马岛，平义智②请使臣宴山寺中。

中国论文网学科全面使臣已在座，义智乘轿人门，至阶方下金诚一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至，岂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rsquo;即起出，许簇等继出义智归咎于担轿者，杀之，奉其首来谢自是楼人敬惮诚一，待之加礼，望见下马③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宗义智竟因一时失礼杀人谢罪，对于对马岛地方而言无疑是严重事件，但《宗氏家记》并无记载宗氏既要仰仗朝鲜供给，又不敢违抗秀吉命令，不得不尽力周旋，很可能对此类事件有所忌讳，刻意隐瞒 　　(三)礼单事件七月至娇滨，有西海道某州某楼等送礼单，其书曰:朝鲜国使臣来朝云云朝鲜信使认为:楼人以来朝为辞，辱莫大也辱身且不堪，况辱国乎?为此拒绝接受礼物，一致抗议面对强烈抗议，宣慰使和都船主先后派人致歉，解释文书是请人代写，而自己不通汉文，以致失误得罪见其态度诚恳，朝鲜使臣勉强接受了礼物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同月十一日肥前州官员馈食接待，公文亦写朝鲜使节来朝等句这一次，通事陈世云未与正、副使沟通，私下里敦促日方作了修改金诚一严厉斥责通事越权:世云之罪可杖也书辞如彼，则宜告使臣以听处分;而经草本，径自却之，是世云焉使臣也同时强调日方一再犯错，情结严重:西海之楼，前既失辞，而使臣却之不严，故今又如此，其辱尤大矣。

为此，金诚一拒绝签名回礼，不受楼人酒食④ 　　(四)传命事件为了完成使命，信使一行急于见到秀吉，递交国书然其七月份即到日本国都，十一月七日才得以传命⑤这一环节耗时五个月之久，引起了信使的不满金诚一云:经夏涉秋，尚未致命，圣主宵吁之念，远臣闷迫之情，当何如耶?且古者交邻之义，必敬其使，而不敢忽焉敬其使，乃所以敬其国也使者人国，而怠于为礼，淹留旷日，不时接见，则是不有邻国也此岂以礼为国之道乎?⑥ 　　于是，朝鲜使臣通过以下三件事情予以应对:第一，拒绝义智请乐九月份，义智两次向朝鲜使臣请乐，希望朝鲜使团所带乐队赴宴助兴朝鲜使臣强调未传王命不可举乐，并指责日方不重国交，而义智亦颇失礼⑦第二，拒绝观光安排十月二十八日，义智派副手通知，次日秀吉出游天宫，使臣可去观光金诚一婉言谢绝:异国光华，固愿见也但王命未传，使臣义难出人也次日义智亲请，并恐吓不从且有悔正、副使依然不应，只派书状官前去敷衍第三，拒绝行贿秀吉左右由于迟迟无法传命，有日人蹿掇行贿秀吉亲信民部卿法印、山口殿玄亮等，金诚一当即反驳:使臣衔命出疆，虽一于礼而不苟，尚虑失身而辱命，况可行货于左右乎?其人辩解宾主馈赠属于常理，金诚一则认为行礼有时，王命未传无由馈赠。

结果，上使为之屈，此议遂寝⑧ 　　关于礼单和传命事件，日本史料亦颇稀见不过据载李朝英宗四十年甲申(1764)朝鲜士人赵观随信使至日，与日本太学士陶国兴交往，中国论文网经验丰富曾得一部秘录尽管这部日本文献今难看到.，但陶国兴与赵观书信及李家焕的题跋尚在，指出日本记载庚寅通信事与朝鲜文献昭然如合契①，可以推测该文献所记述内容及所持观点与金诚一书信能相吻合与此相应，庚寅通信后朝鲜上下盛赞金诚一善使，相关史料随处可披，可见这些外交事件已广为人知 　　(五)书契事件丰臣秀吉回复国书出现问题，导致双方两点争议 　　一是接受国书的地点与时间十一月七日朝鲜使臣得见秀吉，然而并未当即得到日本答书十一日，日方指令信使返程到娇滨等候答书金诚一奋力抗辩，认为未受国书不能回返，关白人在都城而令使臣屏滨受书于理不合，令人难以相信于是坚持留在日本国都，直至得到秀吉国书② 　　二是国书言辞违礼问题十九日使臣接到日本国书，但见其措辞悖慢书称朝鲜国王为阁下，带来礼品为方物，遣使东行为人朝，显然视朝鲜为藩臣;而一超直人大明国等语，则张扬侵据整个东亚之野心③金诚一写信与玄苏等辩论，一一剖析日本国书问题所在，表示不改国书决不回国。

④玄苏辞屈，许改‘阁下’、‘方物’、‘领纳’六字，但‘一超直人大明国’、‘先驱人朝’等语，诱以人朝大明，终不许改⑤ 　　书契事件反映鲜、日外交摩擦达到白热化该事件为两国朝野所重视，且经过亦在川口氏《征韩伟略》中引用《太阁记》、《征伐记》、《秀吉家谱》中国论文网团队专业及五山藏书等日本史料详实记述，情节亦无二致⑥至于秀吉前后国书，在日、鲜史籍中多有录存，可以比照;关于国书问题研究，学界认为秀吉犯明意图明显，未见异议⑦ 　　二、华夷秩序在朝鲜和日本的扩大化 　　那么，庚寅通信与华夷秩序扩大化有何关系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透视 　　(一)庚寅通信的特殊背景和性质 　　明初，太祖将朝鲜和日本一同列于不征之国，而朝鲜和日本亦向明廷定期朝贡并受其册封，此时二者皆处于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册封一朝贡圈内，两国相互遣使通信，属于藩国交往之常规所谓‘通信’者，传通讯问也①故而两国通信各不下60次，明廷并无异言然而到16世纪中期，朝鲜与明廷关系愈加紧密，日本则退出了这个体制圈，两国往来已属外交。

从藩国身份来讲，臣子无外交，朝鲜再无与日本独立交往的理由因此，这一时期朝廷以通信之称为嫌，且以不可奏闻天朝，故议改使号②朝鲜王廷以改使号等方式继续与日本私自往来，隐藏着其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之潜在目的 　　考察朝鲜半岛史，可知该地是受华夷观念和秩序影响最深的地区早自7世纪起，新罗就开始以夷易华之努力;至李朝成宗时期，朝鲜习惯自称小中华③;宣祖时，甚至认为朝鲜实中国之地，使我国治之④同时，朝鲜视女真、对马部族为野人日本游离出明朝主导的册封一朝贡体制，自甘为夷狄，在朝鲜看来就是化外之国，不能与自己同等地位回顾前文，朝鲜同意接待日使，是想到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仪;反对遣使通信，则因为‘旧本臣逐其君而我受之，是侮辱我礼仪之君臣其前后姿态无非表现朝鲜已然礼仪之邦，身亦中华国度，而对马、日本蛮夷也实际上，朝鲜也的确建立了自己的华夷秩序圈北之女真，南之对马，历史上确曾向朝鲜进奉方物，并接受朝鲜王廷封赏琉球与朝鲜有官方往来，竟被其一概视为朝贡至于日本，自然也在朝鲜华夷秩序圈的经略范围之内 　　不过，朝鲜是把自身华夷秩序圈厘定在中国华夷秩序圈内的总体而言，与中国交往是其外交重点，事大是其核心政策。

而针对不同层面，朝鲜上对中国王朝行以事大之礼，下对女真、对马施以字小之仁，中对同为中国藩属的平行国家遵行交邻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朝鲜经营自身秩序圈的活动常会与事大之礼产生矛盾，也会受到中国王朝的强大压力庚寅通信前夕朝鲜王廷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