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满足而幸福：婚姻期待研究回顾与展望.doc

因满足而幸福：婚姻期待研究回顾与展望 　　【英文标题】Be Satisfied and Happy Review and Prospect of Marital Expectation　　【作者简介】吴波，黄希庭，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 婚姻期待指在婚姻关系中，个体对配偶和关系本身所期望达到、并认为可以达到的标准婚姻期待的满足程度影响婚姻质量评价和婚姻满意度，但受到期待弹性、夫妻沟通及归因风格等因素的调节个体应对婚姻期待受挫的方式包括改变对方以及对现实进行理想化歪曲等未来可从开发适用于中国文化的测量工具、深化影响婚姻期待的家庭因素研究、探索婚姻期待受挫的其他应对方式及开展婚姻期待的夫妻匹配研究等方向进行考察　　【关 键 词】婚姻期待婚姻期待受挫择偶偏好婚姻质量婚姻满意度marital expectationexpectation violationmate preferencemarital qualitymarital satisfaction　　　　1 引言　　期待(expectation)，也称期望，指对人或事物的未来有所等待和希望依此推论，婚姻期待(marital expectation)当然就是指个体对婚姻的期望。

婚姻中双方的婚姻期待与其婚姻满意度、婚姻质量关系密切很多婚姻的解体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婚姻期待落空而产生了挫折感、绝望感，最终选择放弃婚姻有关婚姻期待的探索，临床实践开始得比较早，很多家庭治疗师们在治疗实践中发现，低的婚姻满意度与双方期待的不满足有关系，通过帮助来访者觉察自己的婚姻期待、做出调整来提升婚姻关系质量和个体自尊(Sullivan & Schwebel, 1995; Epstein, Baucom, & LaTillade, 2006)而研究者们则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理论基础出发探索这一心理现象，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2 概念　　2.1婚姻期待的界定　　社会角色理论将婚姻期待定义为个体对自己和配偶在婚姻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的期望，即个体在婚姻关系中认为哪些是自己想要的(desirable)和应该(should)得到的(Dunn, 1960)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婚姻期待是一种导致行为选择的认知操作，指在某个时期，个体期望从婚姻关系中得到，并且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结果(outcomes)(Sabatelli & Pearce, 1986)不难看出，婚姻期待在这两个理论背景下的定义是相同的　　2.2婚姻标准与婚姻理想　　在社会认知理论背景下对婚姻期待开展的研究中，Epstein和Baucom认为包括婚姻标准(marital standard)在内的五个主要认知变量对婚姻的功能起作用，他们对婚姻标准的定义是：配偶认为自己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以及自己的配偶应该(should be)是什么样的观点。

他们所定义的婚姻标准与婚姻期待非常类似，都是有关个体对自己应该从婚姻中得到什么，以及配偶应该如何与自己互动的一系列观点，也都是评价婚姻的参照点(Epstein et al., 2006)　　Fletcher和Simpson对婚姻理想(Marital Ideal)开展了系列研究，他们提出了理想标准模型(Ideal Standard Model)将婚姻理想和婚姻标准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婚姻理想包括长期以来获得的与婚姻相关的认知结构，这些结构将成为个体做决定的标准他们指出，个体将婚姻理想或标准与感知到的事实进行比较，以判断婚姻关系是否令自己满意(Fletcher, Simpson & Thomas, 2000)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尽管研究者们分别提出了婚姻理想、婚姻期待、婚姻标准三个概念，并进行了界定，但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关注的是同一类心理现象，在三者的界定上存在很大重合：1)三者均被界定为个体在婚姻中期望达到的状态、获得的结果2)无论是婚姻期待、理想还是标准，都被认为是个体对婚姻和配偶进行评价和做决定的参照点3)这三者没得到满足会令个体对婚姻不满4)三者均来自于早期生活经验和观察学习。

在相关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并未对三者的具体差异进行辨析，从概念的细微差别来看，三个概念的理想化(idealistic)程度略有差异，婚姻标准最为现实(realistic)、婚姻期待次之，而婚姻理想最为理想化(Ruvolo & Veroff, 1997)，可以总结为：标准是实际的期待，而理想是理想化的期待由于研究者们在研究报告中常常将这三个概念互换使用，从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出发，将三个概念整合，命名为婚姻期待概念界定为：婚姻期待是一种认知结构，指在婚姻关系中，对于配偶和关系本身，个体所期望达到、并认为可以达到的标准，此标准将影响婚姻中的行为选择本文从这一概念界定出发，对婚姻理想、婚姻期待及婚姻标准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尽可能反映此领域研究的全貌及进展　　3 婚姻期待的测量　　婚姻期待的测量工具受到开发者理论背景、研究目的以及不同时期心理学研究热点的影响有的测量工具关注婚姻生活的具体内容，有的关注婚姻生活的抽象维度，如亲密、忠诚等还有些工具关注期待满足的程度　　3.1社会角色理论角度　　Dunn的婚姻角色期待量表(Marital Role Expectation Inventory, MREI)扎根于社会角色理论，该自陈报告量表有71个项目，将婚姻期待划分为：权威、家务、照顾孩子、个人特点、社交参与、教育、受雇情况或经济支持7个维度(Dunn, 1960; Botkin, Weeks, & Morris, 2000; O'Leary, 2000)。

这个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使用非常广泛Kelly-Tharp的婚姻角色问卷(Marital Role Questionnaire, MRQ)则分为期待和期待满足两个部分，每部分包括关系稳定性、性、外部关系(指夫妻与他们的社会环境的联系)、内部工具性(指完成家庭内部事务的功能)、责任分担五个维度(Jacob, Kornblith, Anderson, & Hartz, 1978)　　3.2社会交换理论角度　　Sabatelli和Pearce的期待水平指数量表(The Expectation Level Index, ELI)源于社会交换理论这个工具包括32项，涉及陪伴、信任、性关系、家务分担、伴侣的倾听意愿、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内容，每项从0到100计分，分数越高，期待越高研究者报告该工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4以上(Sabatelli & Pearce, 1986)　　3.3社会认知角度　　这一理论背景下的婚姻期待测量工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Baucom和Epstein的一般关系标准问卷(Inventory of General Relationship Standard, IGRS)。

该量表有80个题项，包括关系界线、分享时间、分享信息、对配偶妥协、努力改变配偶、反抗配偶控制、平等决策、工具性投入、表达性投入和努力让婚姻完美等共11个分量表Baucom等曾以之为工具对中国夫妇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中国丈夫群体中是0.65至0.84在中国妻子群体中是0.66至0.88(Epstein, Chen, & Beyder-Kamjou, 2005)量表还包括测查标准是否被满足，以及未满足时的焦虑程度的条目　　另一个是Fletcher和Simpson的亲密关系(婚姻关系是其中之一)期待测量工具，分为配偶理想量表和关系理想量表，配偶分量表包括3个维度：温暖-值得信任(6项)、活力-吸引力(6项)和地位-资源(5项)；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2以上关系分量表包括2个维度：关系亲密-忠诚(6项)和激情(6项)，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9以上(Fletcher et al., 2000)他们的维度建构从关系和配偶两个层面入手，更具概括性　　3.4其他测量工具　　除了以上针对婚姻期待编制的测量工具外，Locke-Wallace的婚姻调适测验(Marriage Adjustment Test, MAT)中有婚姻期待分量表，也被研究者用于测量婚姻期待。

该量表有丈夫版本和妻子版本，分别是78项和71项(Sandhya, 2009)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编制婚姻期待问卷，例如McNulty和Karney的研究使用了两个自编量表，第一个3项量表用于测量关系将随时间发生何种变化的期待；第二个9项量表则报告对伴侣的期待两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78以上(McNulty & Karney, 2004)还有研究者专门针对不现实(unrealistic)的婚姻期待编制了测量工具(Foran & Slep, 2007)也有研究运用开放式问卷对婚姻期待进行了解(Knobloch-Fedders & Knudson, 2009)　　当前婚姻期待的测量工具均为自陈报告量表或问卷在维度和项目的构建上，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婚姻生活的具体内容作为考察项目，如MREI和ELI，以及McNulty和Karney的自编问卷另一类以婚姻生活的抽象特征作为考察维度，如Tharp等的MRQ、Fletcher和Simpson的关系理想量表还有一类则将前两者结合起来，如Baucom和Epstein的特定关系标准量表此外印度有研究者从期待的来源考察婚姻期待，包括来自配偶的期待、来自婚姻的期待以及来自配偶的原生家庭的期待等维度(Juvva & Bhatti, 2006)。

总体而言，这些工具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婚姻期待这一内涵　　4 婚姻期待的影响因素　　各种理论取向的研究者都认同婚姻期待来自于过去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婚姻期待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Cherlin, 2009)　　4.1个体因素　　影响婚姻期待的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投入程度、依恋类型、信念、性别认同、关系阶段、自我评价等　　Sabatelli和Pearce的研究考察年龄、经济收入、对关系的投入度、教育水平、子女数量、离婚的阻碍等因素能否区分出高婚姻期待群体和低婚姻期待群体结果发现，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高、对婚姻的投入多，离婚的阻碍大的男性被试，更可能对婚姻有高期待，年龄大、结婚时间久、有过多次婚史、收入较低的女性被试更可能对婚姻有高期待无论男性女性，对婚姻投入多，婚姻的专注度高，认为自己父母婚姻幸福的个体，其婚姻期待也更高Sabatelli & Pearce, 1986)　　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婚姻抱持更理想化的乐观期待(Sullivan & Schwebel, 1995)另外，在自我发展中有缺失(如低自尊、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的亲密关系期待更为消极，而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则会对婚姻抱持过度乐观的期待，但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婚姻中的调适好于非安全型依恋个体(Russell, 1997)。

Baldwin等人的研究发现，焦虑矛盾型依恋的个体比安全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的个体有更消极的人际期待(Baldwin, 2005)持有不合理的婚姻信念的个体有更多不切实际的婚姻期待，更易失望而对婚姻不满意(McNulty & Karney, 2004)Hall(2006)的研究也认为，个体对婚姻的信念将影响到个体在婚姻中的期待和行为　　Yoder等人的研究发现，女性性别认同与婚姻期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被动服从取向的女性较少期待平等婚姻而有整合的女性身份认同(synthesized feminist identity)的女性更期待平等的婚姻或亲密关系非传统性别认同的女性的关系期待更具有弹性(Yoder, Perry, & Saal,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