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doc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对空间布局 和 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 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本文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 长而自2013年明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后，增长率和投资模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次， 为突出“地缘”特征，本文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 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投资的空间相关性仍然显著本文还进一步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和 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 风险则呈正相关关键词：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相关性；空间面板模型—、引言自“一带一路”①合作倡议提出以来，这一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 展 的伟大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近年来，在各方积极支持下，相关工作稳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与日 俱 增。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迥异，民族宗教问题和政治局势错综复杂，中 国对 外直接投资因此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本文从地缘政治风险视角出发，首先梳理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的时空演变轨迹，然后重点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最后 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地缘” 一词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使用频繁，国内学者认为地缘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地 理 的现实；二是地理区位边际效应关系；三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相关作用的关系另外，随着生产力 的发 展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复杂，“地缘”的内涵也不断丰富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在考虑地理因素这一特定因素后，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东道国邻 国 以及在东道国经济辐射范阖内的国家或地区所而临的政治动務、社会动乱、战争、罢工、恐怖主 义活 动等突发性事件，或者有关政权稳定性、军事武装、腐败状况、宗教民族冲突、法律秩序、行 政效率 等非突发性的政治属性，或以东道国国家安全为由对母国投资企业在税收政策、外汇政策、就业政策 等方面实行歧视性待遇的行为，而且这些非预期行为所产生的非经济风险的某些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的风险。

西方学者较早的开始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Butschek (1990)论述了二战后欧洲的分裂给 奥地利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东欧的政治动荡可能会导致到奥地利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倒退到战前 的水平Tucker and Kalyuzhnova (1997)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分析了地缘政治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苏联解体以來，哈萨克斯坦一直受到内部和外部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影响，给哈萨克斯坦国内 和地缘政治上带来了许多问题，并对其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Ana and Carlos (2006)通过 对1997-2004年间恐怖袭击数量和规模扩大现象的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与地 缘政治环境有不可忽视的影响Aikhattab (2007)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在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 脆弱性，研究发现与东道国的政府风险相比，外商投资更担心东道国的社会风险和周边国家的政治 威胁Vashchilko (2010)通过分析1980-2000年间58个国家的OFDI,发现军事冲突和安全联盟影 响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国内研究中，谢孟军(2015)认为中国OFDI不仅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应将其政 治层而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论证了中国OFDI偏好于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或地区的命题.方英和池 建宇(2015)结合内部化理论，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 向于进入政治不稳定和建交时间较长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蒋冠宏(2015)通过对东道国制度和文化差 异的分析研究其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结论表明东道国政治越稳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低、 政府行政效率越高、公共政策和司法制度越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就越低杨娇辉等(2015)在 引入EIU国家风险指标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OFDI表现出的风险偏好特性实则是一个假象，并①抠2013年耳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的兴建“丝绸Z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Z路'‘ 将风险偏好的假象归因于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和对东道国自然资源的需求黄河(2016)认为目前 在 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 非，地缘上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及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重合，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三、 理论基础随着瓦尔拉斯模型影响力的式微，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在经济发展发展中的重要性North认为制度是“人为制定的用来规范人类互动的限制” (North, 1990), Scott (1995)认为制度“为 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认知、规范和调控结构及活动S两个理论都指出制度组成了经济活动 的规则，无论是正式的(如条例和法律)，还是非正式的(如行为守则和规范)，在一国中构成了经 济、政治和社会关系。

一国商业活动的盈利能力取决于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这又与该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程度、社会制度以及技术水平密不可分(Khannaand and Rivkin, 2001)交易成本理论由科斯提出(Coase,R.H.,1937)科斯认为企业的意义在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使得市场交 易费用高昂，而企业可以作为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节约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企业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与支出，按照成本产生的类别主要包括搜索成本、谈 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企业可以通过资本运营方式将市场内部化，由企业组织运行部分 市场功能消除不确定性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Williamson (1985)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交 易成本加以整理区分为事前与事后两大类本文所讨论的地缘政治风险便包括这两类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事前交易成本如下：一是东道国产权制度不完善，政府对企业家财产保护存 在一定的随意性，投资者担心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资产被随意剥夺抑制了金业投资的积极性；二是政治制度缺陷容易滋生腐败寻租等现象，企 业投资成本增加，投资活动减少；三是制度缺陷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拖沓的行事作风难以营 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的实现。

Blonigen (2005)而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事后的 交易成本包括：一是由于突发性的战争、军事冲突使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和工厂不得不停止营运和 项目的建设而损失的误工费；二是由于恐怖主义或民族极端主义而实行的打砸抢烧等恶劣事件导致 的损失；三是由于东道国政策的突然转变企业资产不被承认或者任意的理由被冻结甚至没收制度风险对海外投资影响的研究是在直接风险因素研究基础上的延伸，它有力地解释了在给定行 业和企业差异条件下，跨国企业在不同东道国获利能力的差异化表现(ChristmarmQay and Yip, 1999； Makino, Isobe and Chan, 2004),特别是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而之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跨国 企业和他们外国子公司的绩效水平受到生产直接投入可利用性和他们能够驾驭集聚和套利活动能力的 影响，绩效还受到东道国制度缺陷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Ghemawat, 2001； Kostova and Zaheer, 1999)地缘政治风险的发生可以作为一种制度失灵来研究，因此可以广义的认为，地缘政治风险高一方 面是由于制度缺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投资活动本身。

四、 实证检验（一）解释变量的选择及指标说明一国对外投资不仅取决于本国的投资需求，东道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状况也是重点考虑的对象本节重点考察东道国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为自身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以 往的文献常采用引力模型分析地缘问题，其中核心解释变量的选取一般有以下三个：地理距 离、GDP 和人口总量地理距离代表贸易和投资成本，地理距离越远，潜在风险越大，母国企业对东道国跨国公 司的管理成本越高而且地理距离越远，国家的文化差异越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母国是否对其 进行对外投资的选择而 GDP和人口总量可以用来表示东道国的市场潜力，GDP越高意味着该国的经济实力越雄厚，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越高；人口总量越大，潜在的消费 群体也就越多此 夕卜，东道国的汇率水平也会影响母国是否选择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货币贬值对母国利弊不 一，一方面母国货币相对升值可以降低其投资成本，有利于外资流入；有利于 外资流入：另一方面，母国企业（尤其是承包工程项目的企业）若预期东道国企业货币将贬值，其 先前垫付的前期投资资金也将缩水，企业的实际收益和实际利润也将大幅缩水本文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 OFDI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时，考虑了以下三组指标：第一组，军事方面：军事支出（占GDP百分比）和武装部队人员（占总劳动力百分比）；第 二组，局势方面：与战争相关的死亡、难民（按来源国计）和国内流民；第三组，制度方面：腐败预 防程度、政府行政效率、政治稳定性、司法环境和市场监督质量。

本文将以上三组从不同方面衡量地 缘政治风险的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合成三个主要的核心解释变量即军事武装程度、局势的脆弱程度以 及公共政策和制度除上述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本文还考虑了其它控制变量，即“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程 度，本文选择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的占比来衡量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现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 区位选择中，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质量是重要影响因素，理论上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国家会吸引更 多的外 资流入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及其来源如下表4・1所示变量名指标说明来源ofdi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milcxp军事支出（占GDP百分比）(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miltotl武装部队人员（占总劳动力百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分比）(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btldcth与战争相关的死亡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refg难民（按來源国计）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①本文研究的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 律宾、伊朗、伊拉克、土耳英、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 塔尔、 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埃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哈萨克斯坦、乌 兹別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波兰、立陶宛、拉托维亚、 捷克、斯洛伐克、匈才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王国，时间跨度为 2003-2014 年。

idptotl国内流民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corrpt腐败控制程度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govern政府效率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politics政治稳定性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reg法制环境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law市场监管质戢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gdpc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ppp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