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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理论 马工程教材课件 L4.1布瓦洛——其他文献引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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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丁枫主编,《西方审美观源流》 良知和理性在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 古典主义美学在审美艺术形式的追求上有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视古希腊为典范,视古希腊时期的审美标准为最高审美尺度这样,在古典主义美学家那里:便暗含一种哲学信念,这就是良知和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古希腊人的审美范式可以完全适用于今人布瓦罗的美感理论,也深受这种美学范式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审美创作论之中由于布瓦罗美学思想的核心是艺术审美创作问题,这中间又体现了他的审美追求?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审美创作论首先,布瓦罗强调要注意在审美创作实践中,着力去刻画人物及性格,尤其要善于观察人和研究人性:“谁能善于观察人,并且能鉴识精审,对种种人情衷曲能十眼洞彻幽深,谁能知道什么是风流浪子、守财奴,什么是老实、荒唐,什么是糊涂、吃醋,则他就能成功地把他们搬上剧场,使他们言、动、周旋,给我们妙呈色相搬上台的各种人处处要天然形态,每个人像画出时都要用鲜明色彩人性本陆离光怪,表现为各种容颜,它在每个灵魂里都·有不同的特点;一个轻微的动作就泄漏个中消息,虽然人人都有眼,却少能识破玄机第54、55页) 然而仅仅满足于对人物的观察认识还不够。

      这样还不是审美的层次,还应在此基础上去赋予这种观察认识以一种“普遍而自然的阳,”把握住人性中最为普遍的东西这样,审美的意境才会生动形象地传达出来对此布瓦罗曾举例说:“写阿伽曼侬就该写他骄蹇而自私;写伊尼就该写他对天神敬畏之情凡是写古代英雄都该保存其不性你对各国、各时期还要研究其习俗:往往风土的差异便形成性格特殊第38页)很显然,市瓦罗的这种对典型人物性格的理解正是贺拉斯“定型与类型”观点的复制他强调的仍然是创作主体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应有不可更改的模式,审美鉴赏也应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古典理想范式布瓦罗的这种对古希腊审美理想的崇拜,从一定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他的审美理论向现实主义美学的发展,也束缚了他的美感学说对现实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动态性把握例如对于人物审美性格的理解他表现出了、明显的二重性倾向:一方面,布瓦罗提出了明确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而另一方面他却不了解人物性格的运动与发展,他坚持认为人类性格是静止不变的:人物在整个情节发展中应该“保持原状”,即没有变化这就使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被抽象地臆想出来的人类性格的、简单化了的、纯逻辑的一贯性所代替了 当生活与普遍的准则发生冲突时,应该以普遍的准则为尺度和绝对标准,这种要求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作家。

      如为布瓦罗所最为赞许的拉辛就曾强调;“关于情绪方面,我力求更紧密地追随欧里庇德斯……我很高兴地从在我们法国舞台上所产生的效果中看到群众所赞赏的尽是我从荷马或欧里庇德斯那里摹仿来的,从此我也看到良知和理性在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巴黎人的审美趣味毕竟和雅典人的审美趣味符合;使我的观众受感动的东西正是使往时希腊最有学问的人们落泪的东西”这段话可以说生动地体现了法国理性主义审美理论对古希腊审美范式的坚信不移态度 另外,关于喜剧的审美性格塑造问题,布瓦罗也作了很多规定他认为人们在喜剧的审美鉴赏时,要特别注意细心研究人类的本性,要运用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方法,要注意对复杂的和多方面的性格侧面进行完整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注意把握喜剧人物性格的最基本特点一如吝啬、伪善和奴颜婢膝等布瓦罗认为这些特点应该整个地决定喜剧人物的审美性格丁枫,西方审美观源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09月第1版,第240-243页2、 杨冬编《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 而遵循理性,首先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忠实地摹仿自然,“永远也不能与自然寸步相离”布瓦洛再三告诫道:“作家啊,若想以喜剧成名,你们唯一钻研的就该是自然人性。

      好好地研究宫廷,好好地认识都市,二者都是经常地充满人性的典式叫不仅如此,诗人还应该摹仿普遍永恒的自然,忠实于普遍永恒的人性在悲剧中,“凡是写古代英雄都该保存其本性”;在喜剧中,则要描写风流浪子、守财奴以及荒唐、糊涂、吃醋等性格类型,也要表现不同年龄的性格类型布瓦洛认为,假如诗人一味地标新立异,那就势必忽视人的常情常理,“大部分人乘着一种癫狂的兴致,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其结果必然归于失败 其次,遵循理性,意味文学创作必须以“寓教于乐”为目的,高度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正如我们所知,贺拉斯曾以俄尔甫斯、安菲翁、荷马等人为例,说明“神的旨意是通过诗歌传达的;诗歌也指示了生活的道路”睇钏布瓦洛也高度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几乎原封不动地援引了贺拉斯的论调,反复重申:“上天启发人也用诗传达旨意;每当巫师通神时震动得有如癫痫,阿波罗凭而显圣,也用诗授着真言……无数著名的作品载着古圣的心传,都是利用着诗来向人类心灵输灌;那许多至理名言能处处发人深省,都由于悦人之耳然后能深入人心其三,遵循理性,也意味着必须在创作上保持体裁的纯净及其相互之间的等级界限,绝不容许它们互相混杂或彼此僭越布瓦洛指出:“诗体各以其所美,来显出它的漂亮”。

      弘叫因此,“喜剧性在本质上与哀叹不能相容,它的诗里绝不能写悲剧性的苦痛”反之,倘若在悲剧或悲歌中,“用俏皮话点缀着它的哀思”,¨驯或是“在一首田园诗中却奏起铙歌鼓吹(军号)”,掺杂进史诗的风格,那就更加显得不伦不类但是,新古典主义批评的体裁分类体系往往缺乏理论依据,因而失之于武断文学体裁的区别和等级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划定的,布瓦洛根本没有作出说明最后,遵循理性,还意味着必须向古希腊罗马诗人学习,以便把法国文学提高到一种高雅纯正的趣味格调上来就三种主要体裁而言,在悲剧方面,要学习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特别要学习索福克勒斯;在史诗方面,要学习荷马和维吉尔;在喜剧方面,要以古希腊“新喜剧”作家米南德和罗马作家泰伦斯为楷模,而不是去仿效肆无忌惮、嬉笑怒骂的阿里斯托芬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布瓦洛心目中的荷马,并不是后来赫尔德所推崇的那个充满原始色彩的行吟诗人,而是把一切题材都“发挥得齐齐整整”的荷马L.3UJ同样,布瓦洛心目中的索福克勒斯,也不是狄德罗所描述的那个粗野而充满激情的悲剧诗人,而是“把粗糙的台词琢磨得十分圆滑”的索福克勒斯[3U由此可见,一切都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趣味标准加以取合和改造过的杨冬著,文学理论 从柏拉图到德里达 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第61-63页3、 马新国编《西方文论史》《诗的艺术》的主要内容 《诗的艺术》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总论,一般地论述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阐明理性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概括地说明了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一般规律第二章分析了牧歌、挽歌、颂歌、十四行诗、歌谣等次要诗体第三章论述悲剧、喜剧和史诗等主要诗体,为全书的核心部分:“三一律”就是在这一章被定为法规的第四章论作家的道德修养,对作家提出了很多忠告,并做全篇总结 《诗的艺术》所倡导的理论原则是: a.理性的原则 唯理主义是新古典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也是贯穿《诗的艺术》的指导思想首无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这是布瓦洛对于诗人作家的希望和要求 然而“大部分人迷惑于一种乖僻的情致,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我绝对不能欣赏一个背理的神奇,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这是布瓦洛对当时一些诗人作家的指责和忠告 在布瓦洛看来,理性是文学的基础,也是文学的目的,遵从理性是艺术达到完美的根本途径 当然,作为一个有实践经验的诗人,布瓦洛并不反对艺术表达情感在论述悲剧时,他强调作家的“文词里就要有热情激荡,直钻进人的胸臆,燃烧、震撼着人的心房”,从而使人获得“甘美的恐惧”、”怜悯的快感”。

      并明确表示反对冷漠、缺乏情感的枯燥议论但布瓦洛认为,不论是作家的情感和想象,还是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服从理性,作家要凭理性,而不是凭感情去鉴别、判断一切,决定写什么和怎样写他说:“有些有才智的人,他们不明晰的思想,总是被浓厚的乌云遮上;纵然有理性的光芒,也不能把它穿透因此你写作之前先要学构思清楚,全要看你的文思是明朗还是暧昧,你的文词相应地就是含糊或清晰就是说,艺术创作必须有清晰的思想,而不能仅凭朦胧的感受、情感和想象,诗人不能跟着模糊的感受和情感走,只能跟着理性走强调艺术的理性,自亚里斯多德开始,他称艺术创作是“心之理性的生产”到罗马时期的贺拉斯,理性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泵”中世纪则把理性看成是遵从上帝、压抑情感欲望的有效方式文艺复兴反对这种神学理性,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歌颂爱情,表现了对于现实生活的追求在布瓦洛看来,正是这种感性、感情的放纵,使文学艺术走上了邪路,因此必须在艺术领域高举起理性的旗帜应该承认,强调艺术和理性的关系是有道理的,人类的艺术活动不能不和理性相关联,问题是强调什么样的理性,和把理性强调到什么程度,布瓦洛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强调的理性是笛卡尔主义的理性,即人天生就有的良知,这是一种抽象的、不变的,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底的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能力。

      而实际上,这种抽象的先于人的社会实践的理性是不存在的人之所以有理性,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实践形成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性认识,而任何社会实践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的实践在阶级社会中,其重要的形式是阶级的实践,因而形成的理性只能是具体的,有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进步阶级的理性,也有代表反动落后的剥削阶级的理性如果强调艺术的理性是前者,而且仅仅强调它是作为审美活动的根基,不妨碍艺术创作的审美活动,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如果强调的是后者,或者虽然强调的是前者但强调得的过分,以理性认识代替审美,那就只能妨碍艺术的发展而布瓦洛所强调的理性恰恰是后一种,这从他的具体要求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内容上,他主张表现高贵人物,歌颂王权:“你是否想长久地受欢迎、永不讨厌?那就该选个英雄本质上能得人怜,论勇武天下无敌,论道德众美兼赅;纵然是在弱点上也显出英雄气概;要他的惊人事迹能值得谱成演义,要伟大得像凯撒、亚里山大和路易并且明确提出要歌颂路易十四:“我们有贤明君主,他那远虑深谋,使世间一切才人都不受任何困苦发动讴歌吧,缪司!让诗人齐声赞美他的光荣助诗兴胜于你全部箴规,让高乃依歌颂他,再拿出往日豪情……让拉辛再产生出新的新奇杰构,刻画着英雄人物都以圣主为楷模”。

      与此相反,布瓦洛反对在艺术上表现“市井”、“村俗”他认为莫里哀的不足的根源就是“过分做人民之友总之,布瓦洛要求内容的高贵,反对内容的鄙俗,在他看来,前者合理,后者悖理这样的理性标准,实际上是依附王权,向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美丑的标准在形式方面,布瓦洛强调形式要符合内容的理性要求,因此也必须合乎情理他要求艺术形式“必需里面的一切都能够布置得宜;必须开端和结尾都能和中间相配;必须用精湛的技巧求得段落的匀称,把不同的各部分构成统一和完整他反对以辞害义,因韵伤理主张运用“恰如其分”、“尺度严密”的形式把理性内容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他从理性原则出发,强调艺术形式的规范化,他为各种文体的形式制定了规则,要诗人和作家必须遵守例如,对戏剧他明确规定:“对理性要服从它的规范,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剧情的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一地、一天完成一个故事,这就是三一律,它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卡斯特尔维屈罗对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的解释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戏剧情节应该统一,对于时间,只提到演出时间“以太阳一周为限”卡斯特尔维屈罗解释“时间”的时候,认为表演的时间和所表演的事件的时间应该完全一致,才能使观众相信,因而认为事件经历的时间也应不超过一天,并且又添上了“地点在一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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