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户时期日本汉语教学的国别化特征.docx
13页江户时期日本汉语教学的国别化特征 李晓鹏摘 要:日本汉语教学经历了从受中国文化影响为主到开始西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突然间转变的,中间经历了一个过渡期——江户时期这一时期,日本汉语教学不再完全遵循中国的汉语教学模式,其国别化特征显现从教学对象来看,从唐通事子弟教学到“译社”的出现,普通民众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有显著增加江户时期日本汉语教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反映出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宗教传播的真实历史背景专门的汉语教科书和工具大量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冈岛冠山编写出版的唐话五种教材,虽然还不成体系,但每本书都是针对日本当时实际需求而编写的,是江户时期国别化教材的首次尝试Key:日本;江户时期;汉语教学;国别化日本汉语教学可以追溯到三世纪据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284年,王仁应应神天皇的邀请从百济到日本教皇太子学习汉文,《论语》等典籍被带到日本593年,日本圣德太子摄政,實施改革,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学习政治制度、佛法和中国文化随后,又多次派出遣唐使、学问僧、游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学、佛学、典章、制度、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鲁宝元、吴丽君,2009)这些日本汉语学习者身处目的语国家,接受的是与中国学生相同的汉语教育,从《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开始,进而学习四书五经等各种中文典籍。
这些人士回到日本后讲学从政,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哲学思想带回日本,把儒家、道家、佛学思想本土化,使日本社会得到了跨越式的变革与发展(王顺洪,2008)日本汉语教育史经历了从全盘接受中国文化到全盘西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突然间转变的,中间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即江户时期(1603—1867,相当于中国明代神宗年间到清代同治年间)这一时期,日本汉语教学受到了中日经济贸易、佛教、儒家等因素的影响,白话汉语需求增加,日本国内的汉语教学不再局限于文言典籍,以运用汉语直接进行交流为目的的教学拉开序幕,国别化特征开始显现一、唐通事的汉语教学16世纪初,葡萄牙、荷兰等国商船经由马来西亚到达日本,欧洲的天主教输入日本,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1639年,德川幕府为了抵制天主教而实行锁国政策,长崎被指定为唯一与荷兰、中国和朝鲜进行贸易的港口随着中日贸易日益频繁,能够充当贸易翻译官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这是因为17世纪以前,日本汉语教学模式完全效仿中国,学生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文言典籍,除了到中国学习的学问僧、游学生之外,大部分日本汉语学习者都是用“训读法”来解读汉文,缺乏汉语听说的基本能力因此,为了与中国顺利进行贸易往来,长崎地方政府开始设置唐通事一职。
唐通事的职务是世袭的,唐通事子弟学习的是汉语白话,当时称为“唐话”唐话”为中国南方话,主要是南京话、福州话和漳州话这是因为当时与日本通商的中国人大多来自江浙福建一带唐通事子弟学习“唐话”主要采用家教形式,从小开始训练会话由于唐通事的职业需要,所以十分重视语音教学此外,唐通事已注意到,与“唐话”相比,日语的元音数、辅音数较少,语音结构比较简单,而且没有声调因此,唐通事强调汉语学习必须从智力未启、刚刚学话的婴儿时期抓起,此时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到五六岁时,结合《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启蒙教材,感受汉语语音,特别是声调当时,为了解决一些发音难点,唐通事发明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比如用掌上的灰是否飞起来来区别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在发音学习阶段之后的教学中,仍然用督促学生以记忆、背诵的方法进行语音训练(刘海燕,2016)与此同时,在汉语教学中,唐通事注意将书面语和口语分开,并根据汉语水平进行分级教学在教书面语时,仍延用《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传统典籍在教日常用语和专业词汇时,他们使用自编的《二字话》《三字话》《长短话》《译家必备》《两国译通》等,学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等白话文学著作(王顺洪,2008)。
总起来看,唐通事的汉语教学仅限于自家子弟,汉语教学传播范围较窄,但意义深远一方面,它延续了传统的汉语教学作为基础;另一方面,使用了自编教材,教学内容以白话为主,以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为教学目标可以说,这是日本汉语教学国别化的开端二、唐话教学的宗教色彩日本黄檗宗源于中国禅宗的临济宗1654年7月,中国福州府的黄檗山万福寺主持隐元隆琦携弟子、工匠30人应邀抵达日本(孙宝山,2016)在唐通事、中国商人与地方官员、日本皇室的沟通下,最终得到德川家纲将军的支持建造了寺庙,仍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这标志着日本黄檗宗的成立(楼佳如,2012)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禅僧到达日本,他们以汉语讲经说法,用汉语和部分日语与日本信众进行交流,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黄檗文化”热潮当时黄檗宗的日本信众很多,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上到皇室成员、幕府将军、幕府阁僚,下至一般民众,都可以与禅僧会面交谈或通过诗文书信往来在当时的幕府都会江户,著名儒臣柳泽吉宝20岁就皈依了黄檗宗师傅对弟子讲经时问答都使用唐话,柳泽吉宝与中国杭州高僧悦峰道章曾多次笔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荻生徂徕、冈岛冠山等一批唐话学者其中,在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教本《唐话便用》的卷三和卷六中,出现了很多僧俗间的对话。
如卷三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施主问)“久闻长兄大名,今日天赐相见了久不拜大和尚,未知法体如意么?”(禅僧答)“多谢居士顾问,贫衲一向无事了贫僧绊着寺务,久不问居士兴居野衲隐在山中,足迹不出户外了本山是个贫地,靠四方但越护法本寺施主但越,原来不多几个人这是施主与禅僧之间的寒暄其中的“但越”意为“檀越”,即大施主在“昨日起有法事,满寺僧众好不忙”一段中,还描绘了僧侣在日本做法事的情景卷六基本都是“与僧家相会说话”,话题也更加宽泛与卷三语言形式的刻意对称不同,这一卷的句式不拘一格,长短多变,参差不齐例如:(施主问)“这几日有事,久不来奉拜,未知法体如意么?”(禅僧)答:“贫衲一向好,居士也万福,恭喜恭喜施主说)“和尚久不见,法体平安,不胜欣跃弟子这一向有些贱恙,将息多日,昨今才出前日观音会也不来烧香,有罪有罪!”(禅僧)答:“怪道居士久不到鄙寺,却原来有贵恙,野衲不曾晓得,没有差僧问候,请恕请恕!”(施主问)“师父少会,令师堂头老和尚康健么?法弟俗事纷然,久失拜候,欠情多了望师父与我致意老和尚,说声近日必当奉候禅僧)答:“居士久不到鄙刹,堂头也好生挂念,小僧详细报知堂头,教他等待居士贲临从内容上看,以上三段问答与卷三中的施主和僧家的对话极为相似。
从形式上看,卷三以规整对称的六字句和七字句为主,卷六选文则是从二字到十余字不等,长短不一,更符合真实口语的特点从对话双方的称呼来看,卷三中施主称禅僧为“长兄”“大和尚”,禅僧称施主为“居士”,而禅僧自称“贫衲”“贫僧”“野衲”等;卷六中除了卷三出现的称呼外,还有其他称谓,如:施主自称“弟子”“法弟”,称禅僧为“和尚”“师父”,对话中提到对方的师傅则称“令师堂头老和尚”;地位较低、年龄较小的禅僧自称“小僧”,称自己的师傅为“堂头”从这些对话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僧侣与信众之间的称呼多种多样,而且能从不同的称呼中还可看出年龄大小、地位尊卑及关系亲疏既然是僧侣与信徒之间的对话,那么探讨佛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例如:(施主问)“法弟虽要常来领像教,争奈绊着俗务不能遂愿,徒自悔恨法弟委实愿做佛,不知怎生修行方能做得佛,望大和尚指教禅僧)答:“居士,你便是佛,佛便是你,又要愿做甚佛?只是有一件,佛无贪图之心,无色欲之心,无杀生之心,便完了帐居士你以心问心,便自知端的了这是一段施主与禅僧在讨论如何修行才能成佛的对话禅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了普通信眾对于成佛的疑问,将深奥的佛教思想蕴于其中,他劝诫人们要节制欲望、不生恶念、不做恶事,并且要时常自省。
不仅如此,这些对话还涉及到佛家的寺院建筑、管理机构、职责范围等各个方面例如:(施主说)“和尚因有道德,众人都归依如今新但越也多,与前代兴旺十倍,可谓中兴弟子等欢喜不迭禅僧)答:“老僧无德,幸托居士等众但越护法之力,旧年起了宝殿,今年又造了山门及方丈,并禅堂、法堂、僧寮、浴室、钟楼、妈祖殿、三官殿、观音堂、祖师堂、东廊、西廊、仓库、厨房、斋堂,连毛厕也修理得十分干净又且僧众也与前代加倍多了居士乃本寺代代的施主大但越,比别人不同,凡事靠赖,请为法维持上面这段对话涉及到到寺庙的建筑名称与各种构造,大到堂殿小到厕所,都介绍得清清楚楚在双方的会话之中,可以感受到施主对寺庙发展兴旺的喜悦及禅僧对施主的感恩之情从这段看似随意的聊天里,汉语学习者不仅可以对庙宇建筑有所体认,还能学会如何描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各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再如:(施主问)“今日特地偷闲来拜和尚适才听知客师说,今日和尚教众职事僧换职,或有升的或有降的,纷纷不一弟常到宝刹,也只晓得都寺、监寺、当家、知客、维那、侍者、书记、首座等项职事,余外还有管甚的职事?见教见教禅僧)答:“原来我禅宗丛林也是个有几等的职事僧,如那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都寺、监寺、当家、提点、院主俱皆掌管常住财物,这都是上等职事;还有那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管菜园的菜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
本寺虽小,也有这些职事,僧人因兹或缺或补、或升或降,一年几次换来换去还有那挂搭的,此去彼来,每日闹动且一切事情都要老僧处置虽教都寺、监寺等做主,与老僧分忧,他们也不敢自专,恐坏清规,定要老僧亲自料理老僧做堂头整整五年,今已七旬之上,那能管得起这许多事老僧明年必当隐居望居士周全这是卷六中最长的一段对话,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禅宗丛林的内部行政管理机构、组织形式、人事制度及职责分工这本来是繁琐乏味的话题,却被展现得层次分明,生动鲜活施主自称“弟”,与前面的“特地偷闲来拜和尚”和下文的“常到宝刹”相互呼应,说明他经常到寺庙拜会禅师,与寺中禅师非常熟悉,对寺里僧人的职务也有一定了解正因为这一点,“知客师”才将寺中内部事务、组织结构向他一一告知年过七旬的“堂头”在回答中,将寺中大小职务都作了介绍,哪些是清职,哪些是上等职事、中等职事、下等职事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让人听了觉得颇为有趣从这段对话中,学习者可以清楚地了解黄檗寺中各位僧人的职责所在与禅宗丛林的井然有序对话中一再重复出现“管……的唤做……”“或……或……”等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句式,学习者也可以在具体语境中轻松习得通过以上《唐话便用》中的会话描写,可以发现,江户时期日本汉语教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反映出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宗教传播的真实历史背景。
在这些教科书中,很少出现艰涩深奥的佛经术语,更多的是通过生活化、日常化、真实化的对话来表述,这是以前日本汉语教学中所没有的,也是此期国别化的主要特点三、专门的汉语教学在江户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上层贵族乃至普通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格外高涨,荻生徂徕还发起成立了“译社”,译社的兴盛也使江户成为当时的唐话学习中心同时,江户时期还出版了很多专门的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日本学者六角恒广撰写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1991)、李无未主编的《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2015)等,均收录了江户时期的多部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在这些教科书中,以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教本影响最大冈岛冠山曾在译社中任教十余年,在这一期间,他先后编写并刊印了《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五种教本《唐话纂要》于1716年出版,1718年再版,为五种教本之首,也是目前学界研究最多的唐话教本《经学字海便览》于1725年出版,《唐译便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