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下的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docx

  新制度经济学下的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左正龙【Summary】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三农”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要完成振兴乡村的伟大使命，就必须充分发挥经济中的核心——金融的服务功能，而进行绿色金融创新能很好地纾解乡村振兴中的各项矛盾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围绕如何降低交易费用这条主线，分析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针对目前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明晰绿色金融产权、创新契约链融资模式、构建健全的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和完善的绿色金融法律体系Key】新制度经济学;乡村振兴;绿色金融;交易费用;产权;契约F832.7   A   1004-0994（2021）13-0126-7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期党与国家就“三农”工作作出的新的战略安排而处于现代经济核心地位的金融，对某一区域乃至一国的经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同时也为了实现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宜居”，如何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新课题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已意识到“规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已有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学者。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先后发展形成了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经济组织理论和法律经济学四个支流在分析乡村振兴相关问题时，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思想鉴于此，本文将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中的优秀成果契合于绿色金融发展中，以服务于乡村振兴大战略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以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NatureoftheFirm）[1]为标志，其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后来得出的科斯定理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正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所以产权的划分、保护与执行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以阿门·阿尔钦（ArmenAlchian）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顺势而生了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顾岳汶、吕萍[2]基于产权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乡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认为乡村土地制度改革能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乡村生态改善与产业发展要明确地界定产权，就必须选择合理的契约形式，这將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与交易费用的高低于是伴随着张五常（StevenN.S.Cheung）《佃农理论》（TheTheoryofShareTenancy）[3]的发表，诞生了契约经济学。

基于契约理论的视角，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乡村绿色金融陷入困境的缘由，一是在缔结契约时因第三方机构的存在而造成信息不对称[4，5]，二是履约时抵押担保品缺乏鉴于此，黄惠春、范文静[6]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分析，构建了缔结“政银担”贷款契约模式;米运生等[7]研究发现，利用产品市场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效应，可促进乡村互联性贷款契约的自我履行不同的契约缔结又将产生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如市场、企业与国家等同样的，相机选择科学的组织形式亦可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杜婕、万宣辰[8]通过梳理有关我国乡村金融体系研究的既有文献，针对各个层次的金融需求特征，提出了架构政策性、商业性与合作性金融“三位一体”的乡村金融组织体系在现实的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条件下，法律规范同样能起到最小化交易费用的作用于是，波斯纳（Posner）开创了法律经济学领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明确提出，应“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9]，这为乡村绿色金融立法树立了根本宗旨与行动指南杨皖宁[10]围绕如何完善农村政策性、商业性与合作性金融立法展开了分析，认为应注重三者的整体统筹和立法取向的稳定与协调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王波、郑联盛[11]着力分析了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杨世伟[12]对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理路、现实境遇与内在逻辑进行了研究，王四春、许雪芳[13]则提出应多管齐下发展绿色金融以助力乡村振兴。

但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尚没有就如何明晰乡村绿色金融机构产权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相关分析在形成契约方面，既有文献仅就契约的缔结与履行分别对乡村融资进行过专题分析，但并未出现将契约的缔结与履行结合起来对绿色金融问题进行的研究在经济组织构架方面，既有文献仅针对乡村金融探讨了如何构建“三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及路径选择，但并未涉及科学的组织体系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的机理，并且目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出现了位列“三位一体”之外的乡村新型绿色金融机构此外，鉴于绿色金融领域的特殊性，绿色金融立法尚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二、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乡村振兴、绿色金融与交易费用的内涵1.乡村振兴与绿色金融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乡村建设应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其中，重点在产业兴旺，关键为生态宜居，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生活富裕同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14]那么，经济上发展绿色金融以服务乡村振兴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综合国内外绿色金融的相关研究，其内涵可概括为，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及资源节约等绿色发展理念契合于金融业务中，在绿色政策导向下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发挥金融资源投向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在实现环境保护与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的同时，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1]。

绿色金融的外延除了绿色信贷等传统金融工具，在本文中还包括为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和支持“三农”的一系列金融制度安排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不仅包括产权保障、界定与度量费用，寻找交易对手方与确定交易价格的费用，而且还包括契约缔结前的信息搜集、处理与识别费用，以及契约订立后的监督控制与了结处置费用并且，这些费用之间还存在着正向的联动效应，即某一类费用的上升或下降将带来另一类费用的同方向变化二）绿色金融机构产权结构优化效应1.明确清晰的产权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著名的科斯定理可表述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管初始产权如何界定，最终的市场均衡就都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也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然而，现实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并不为零，那么不同的初始产权配置将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以最小化私人协议失败的损失尤为重要，而判断一项制度是否科学合理的基本依据就是产权是否明确清晰例如，过去普遍存在“产权不清”的农信社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逐渐改制成合作制、股份制组织形式的农商行，通过优化产权结构，有效地降低了交易费用2.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能最小化代理费用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囿于产权所有者在市场信息、经营管理与专业知识诸方面的局限，若产权所有者同时从事经营者行为势必导致企业运行的低效率，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将产权与经营权分离。

而产权所有者与经营者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两者之间存在激励不相容机制通过构建职能明确、运作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如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后建立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与监事会制度，就很好地打破了产权不清、内部人控制等桎梏，降低了委托代理过程中的代理费用三）契约链融资费用降低的内在机制从理论上看，任何一项绿色金融业务都是契约的缔结，即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一系列的约定、协议目前，乡村绿色金融机构普遍存在政策性支农目标与商业可持续性经营不兼容的矛盾[15]若基于多主体参与的角度，构建内生于乡村的“绿色金融机构+乡村中介+农户”的绿色金融契约链，则能很好地降低交易费用其内在机制可表述如下：1.内生性绿色金融体系的费用降低机制由于外生于乡村的正规金融体系难以打破契约履行障碍与信息不对称的桎梏，造成交易费用过高而内生于乡村社会的新型绿色金融机构以及经济组织能有效地处置农业抵押物和获得私人信息，但这些非正式的绿色金融可供给的信贷利率高、金额低、期限短且难以获得若将这些新型绿色金融机构或组织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有机对接，构建多个主体参与、内生于乡村社会的绿色金融体系，则能很好地解决“虹吸效应”下的资金外流问题，并降低契约缔结前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订立后的履行障碍所引致的交易费用。

2.绿色“契约链”融资的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与理论均表明，依托为农服务组织、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等乡村中介进行贷款监督、回收与农户筛选的金融“契约链”模式，绿色金融机构能有效地降低和分散风险一方面，农户通过乡村中介担保获取绿色信贷能有效地减少金融机构的贷款违约损失，把一部分风险转嫁给担保人;另一方面，由于乡村中介拥有农户的完全信息，还能凭借其与农户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产业契约链间接影响农户的收益，从而降低农户违约的风险四）绿色金融组织体系的导向效应1.资源配置的导向效应乡村绿色金融组织体系是乡村经济运行中实物资源配置的启动杠杆与价值承载体，其涵盖组织机构配置状况和资金的分配、聚集与配置体系某一经济体用于發展农业的经济资源可简单地划分为金融资源与实物资源实物资源为农业运行的基础，金融资源则为农业实物资源配置、运行的先导与媒介，即金融流导向实物流而农业金融资源的该功能又必须依托于乡村金融组织体系才能实现所以，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可视为配置整个乡村经济资源的支撑点当前的工商金融体系业已形成并日臻成熟，如何构建一套完善的乡村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已是时代之所需，然而该需要在历次金融变革中都被不经意间忽略了2.变革的存量依赖效应。

政府作为一个次级行动团体，即初始制度利益主体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存在变革的路径依赖，造成其对存量的过度依存与倚重[16]但是，次级行动团体与初级行动团体（变革发起者）又存在着并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制度变迁理论的创立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认为，初始制度的锚定将强化现行制度的惯性与刺激，这是由于顺着原有制度变迁的既定方向与路径运行总比另觅新途更为便捷政府在构建绿色金融组织体系时亦存在次级行动团体的路径依赖效应例如，政府基于业已发展成熟的供销社与专业合作社发展内部合作性金融就是一种典型的存量依赖行为[17]倘若构建了权责明确、科学合理的政策性、商业性及合作性绿色金融组织体系，那么在绿色金融创新过程中就可以让存量依赖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使得变革中的交易费用最小化五）绿色金融立法的规范与监督效应1.绿色金融立法的规范效应科层组织理论的创立者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在研究交易费用时发现，交易参与人因受情绪、信息获取渠道以及自身知识水平等有限理性的制约，难以考虑到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从而导致契约缔结后产生各种纠纷并使得交易费用增加;此外，交易参与人受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不惜采取投机取巧甚至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不完全信息，从而增加了交易过程中的监督费用。

若有相关金融法规予以规制，则可使这方面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2.绿色金融立法的监督效应一些乡村金融机构因受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影响，存在内部管理混乱、高息吸储等问题，比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就因此而被全面清理随着我国对乡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逐步放宽，一些新型绿色金融机构如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开始涌现若有完善的绿色金融立法对其风险控制及业务范围等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极力纾解有限理性与规制机会主义行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