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doc

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提 要]本文论述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状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荚国商人伙伴同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老式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荚各地，并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错，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荚各地 [核心词]海洋时代 商业扩张时代 南海贸易圈 广州 由于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通，揭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海商的东来，老式南海①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经西越印度洋，延及大西洋，东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初步形成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圈 如果说16世纪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形成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全球化商业扩张的时代，是一种商业竞争趋向剧烈的时代这一新世界贸易格局的浮现，对于作为老式海贸中心的广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在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形势下，广州贸易所作的回应 一、 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 广州古来就是中国海贸的中心(除元代一度为泉州所取代外)。

明代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立市舶提举司明确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求，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就是说，广州被指定为南海各国朝贡贸易的港口，所管辖的范畴也最为广阔南海贸易局势的变化与广州贸易息息有关探讨广州贸易时，当应从南海贸易谈起 环列南海的“南海诸蕃国”，已为华人所不断移居，明代更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华侨在东南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商于是16世纪先后前来，变化了南海政治与贸易的局势 一方面，中国与南海诸蕃国间老式的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华商的贸易网络受到冲击、削弱和破坏葡人于15攻占满刺加(今的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滥觞，也是宗藩关系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开始作为明帝国的藩屑国满刺加，陷落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知明帝国也曾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下诏谕近邻暹罗(今的泰国)诸夷救援，但未曾获得任何效果从此起，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式微，在南海的政治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渚藩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同中国的海商、南海诸蕃的某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朱纨发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

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 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人(16世纪时其领土涉及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竭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攻打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麻六甲又占据台湾，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处在劣势到17世纪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唯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并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她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败北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

她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老式贸易局势再是，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浮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各国间都需要互换各自的产品荷兰人说：“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她们的商品同样②可以说，16、17世纪的世界已经开始趋向一体化 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是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浮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 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是随着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获得成功而浮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至18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长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工业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据记录，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17为31万多吨，18增至192万多吨，增长了五倍多；商品输出额，18世纪的首，为6至7百万磅，18却达到4187万多磅，增了约6倍；商品输入额，]8世纪初为4百万磅，世纪末已增达约3千万磅，增长了6倍多。

如果置于坐标图上，可以看出，这三项指标都在扶摇向上，世纪末的间更是几乎直线上升③18世纪的南海贸易，除老牌的葡、西、荷等国商人互相竞争外，又增添了英商这一强劲的对手跟踪而来的尚有欧美其她国家的商人，如法国、丹麦、瑞典和刚刚建国的美国等此时，南海市场的竞争越发剧烈化，并且更加带有疯狂性与倾轧性 商业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商业的竞争力自重商主义流行以来，商业扩张的胜利就是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结盟成功的成果商业资本的张缩是与其国家权力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从西方各国海商在南海势力的消长与其国家实力的隆替相一致，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获得产业革命成功的英国日益强大，其在南海贸易的地位也随之而与日俱增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创立伊始，就以印度为掠夺对象进行蚕食18世纪30年代起占据了马德拉斯等三个管区，并在其她地区建立了商栈18世纪末，印度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有了印度作基地，更可以加强对南海水域作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756年，英商的通译员洪任辉(James Elint)秉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旨意，乘武装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等港口，提出诸多野蛮无理的规定基于历史上“双屿岛”与“澳门”由洋人引诱而汇集成市的历史教训，洪任辉的举动引起了清朝廷的惊惕。

为了“防微杜渐”，又顾及广州僻处南疆，其出海孔道的黄埔、虎门，“在在设有官兵”，可以保证安全，因此于次年，亦即乾隆22年(1757年)，下诏令：“将来止许在广州收舶交易”④从此，只容许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一种口岸通商，不准再往其她三口(厦门、宁波、上海)从事商业活动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规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 二、“独口通商”与广州贸易 广州被指定为中西贸易的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已简述如前此事常为中外学人所称引，几乎已经成为常识由于引述的太多，有时望文生义，觉得其她口岸都关闭了，或觉得东亚各国也同样止许来广州口岸通商其实，独口通商仅限于对欧美各国商人而言，并不严禁她们在南海地区殖民地的商人前去厦门、宁波和上海等口岸贸易 有关“独口通商”规定的利弊及其后果，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对广州贸易带来了空前的繁华中西间的贸易，原重要是在南海区域内西方各国的殖民地或商业据点进行的；实行“独口通商”后的广州，成为中西直接贸易的市场中西贸易也从本来的以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了 独口通商给广州带来繁华的一种明显的证据，是各国来船明显地增多据文献记载，在独口通商前，每年平均约近20艘，尔后不断上升。

1833年竟达189艘据记录，自1759年至1833年共来船5072艘，平均每年达67．6艘⑤ 18世纪80年代后来，就中西贸易而言，重要对手是英国(涉及其殖民地印度)早在18世纪初，以开拓毛织品市场为重要职责的英东印度公司船舶，每年来回于中国东南沿岸港口广州被拟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的第3年(1759年)之后，英东印度公司每年来船约10艘左右，1770年后来有时增至20艘上下，1786年激增至62艘，1883年达107艘，其中港脚商人(散商)船82艘美国虽然姗姗来迟，但其来船之多却仅次于英国，跃居第二位中英间的贸易：输往英国的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左右，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占总人口额的80～90％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英属殖民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每年为32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1100万美元另据同步代人菲普斯(Phipps)估计，觉得中国与英国贸易达4445万美元，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为2743多万美元⑥两者说法，对贸易额的估计差距甚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英国本土没有足够的受中国接受的商品与中国互换，只有以其殖民地印度的产品来与中国作三角贸易，并且以印度产品为主。

另一方面，广州出口产品多样化，增多商品种类虽然不乏地方性的特产，但更多更大量的是一般的农产品种类达80多种，其中以茶、生丝、绸缎、土布、糖等为主从中国传往欧洲的饮茶风气，到18世纪已经养成习惯从18世纪代起，茶叶已取代老式的商品丝货的地位；成为贸易额最大的单项商品18世纪80年代，茶又成为美国的重要饮料，其需求量益增，需求量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土布(又称南京布)和食糖在18、19世纪之交后来， 日显重要从与英国的贸易看，土布的贸易额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糖和糖制品，也成为中国出口到英屑印度市场的重要商品早在17，马博罗(Marlborough)号船货的清单，糖和糖制品是重要的商品前去印度的船只除载有数十万磅的中国糖(在大多数船的载量平均为400，000磅至800，000磅之间)之外，还装载有铜器、白铜(在印度用于锻造船的一种铜，锌和镍的合金)、水银和明矾至1833年，糖占贸易总额将近四分之一⑦ 各国用来与中国互换的产品重要是棉花，特别是英属印度产的棉花另一方面是英国的毛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18世纪，广州贸易处在出超，各国的补偿物是白银英国运来的毛织品赚不到什么钱，有时甚至亏本但却可从出口棉花等得到赚钱。

例如，1796年，从伦敦来船18艘，运来毛织品成本价612464磅，售得款1666602两，亏损9.3％；运来的棉花5589担，成本103968卢比，售得款69858两，赚钱105．3％；同步运来银元120960两，以作其人超的补偿这一年，美国和丹麦的船只，除运来广州“微局限性道”的货品外，差不多都是用白银补偿两艘丹麦船运来的白银为650000元⑧据估计，从1784年至1844年间，美国商人把约有15亿美元到18亿美元的银币带到中国这有助于扩展国际的金融市场18世纪中叶，鸦片贸易日益增长，且迅速扩展，各国来船特别英船，往往夹带鸦片毒品来广州贩卖，19世纪后，数量剧增据1818至1827年的记录，运进的鸦片已达6926箱，价值78224871元⑨ 除中西贸易集中在广州以外，逐渐陷入西方殖民地的南海地区各国的商人，也来广州贸易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中国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帆船贸易估计每年的总额是令人印象深刻的7000万至8000万美元⑩这一贸易额几乎相称于中英贸易的两倍可以想象其中有相称大的一部分是属广州贸易的 广州的贸易是在清政府制定的体制下进行的：由粤海关负责税收并管理行商，指定黄埔为外国商船的停泊所，澳门为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广州十三行负责中外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

这四个环节，又各自形成一套制度目的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保证税收广州十三行是广州外贸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它原是广东巡抚李士桢在康熙25年(1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