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doc

试论“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news_bd”> 　　《万国公法》传入日本后，邦国自治自主权、诸国平行权、平时往来权、交战条规以及和约章程等近代意义的概念一股脑地涌入进来，并在发挥思想权威的现实状态下，充当了消解东亚旧有观念的概念工具 　　实际上，1863年法国入侵并与中国不断发生外交摩擦之际，文祥向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寻求法理良方时，蒲安臣推荐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这与当时丁匙良对惠顿原作的积极译介活动不谋而合然而，该书译介出版后又为各国公使平添了几多忧虑他们担心的是，中国法律水平提升后，万国公法会成为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有力武器1865年5月12日就任美国驻华署理公使代办的卫廉士，在同年11月23日写给美国国务卿的书信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忧虑他担心中国与日本的官员潜心研究国际法著作后，会把国际法惯例和原则应用于他们与外国的交涉中，更担心的是中日两国官员会发现，与西方列强签署的条约中，所谓治外法权的原则实际是篡改了西方和欧洲国家之间通行的惯例这种忧虑表明，万国公法进入东亚之际，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武器的同时，其本身的相关规定已变成一纸空文由此，其本身所谓的正义性被弱化这样万国公法——强权殖民的逻辑就被建立起来。

这种逻辑关系一旦被东亚各国发现，就会被反向应用这一点，在东亚的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 　　那么，日本是如何在发挥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与构建殖民话语之间找到接点的?换言之，万国公法所代表的文明意识在日本列岛的空间内是如何展开的?谁能为包容其所具有的缺陷负责?谁又能承担起掩盖万国公法的缺陷使其发挥殖民话语作用时所衍生出的系列责任?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准确理解万国公法在日本展开实态的一把钥匙 　　一、万国公法与文明意识 　　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政策以导入西方文明为宗旨在这一过程中，以伸张个人权利为特征的平等、人权等概念成为明治初年的民主话语与之相对，针对国家间关系的条约体系、万国公法等概念则在为营造东亚国际新秩序话语中发挥作用因而，在万国公法与文明意识之间，万国公法成了文明的代名词 　　实际上，文明这一概念往往被用于两个层面，其一是用于判断与野蛮相对的人类进步与否的层面;其二是用于不同地域空间内的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等各不相同的类型区分层面，即文明类型从第一层面看，文明是可以流动的，经常呈现出从位势高的一方流向低的一方然而，其流动又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需借助一定的手段来完成，即亨廷顿所强调的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

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叫亨廷顿所做的描述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却将两个层面的文明概念混杂在一起了，同时将以接受基督教与罗马法影响的同质性欧洲文明国家归并为西方文明也正是这一西方文明，以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开创的西方国际法为法律武器，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所确定的国际体系为依托，以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为主体，不断对外扩张并在近代之初进犯东亚各国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就成为先进文明的代表者，并在与他文明发生联系之际，以他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为本质特征然而，在东亚国家中，日本的情况不同于中国与朝鲜，在同样遭受西方文明入侵之际，用了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彻底摆脱了殖民危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万国公法与文明意识之间存有共鸣在东亚，将这种共鸣持续下去的唯有日本 　　起初，这种共鸣也存在于晚清社会由传统华夷秩序所构建起来的中心对边缘的思维模式，遇到西方文明挑战的时候，带来了晚清外交思想界的混乱林则徐有效利用万国公法解决国际问题的成功，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万国公法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效用这是万国公法与晚清社会产生共鸣的表象可在林则徐被革职查办以及战争后签订条约等问题出现后，万国公法也就真正成了晚清政府的难题。

其难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万国公法毁掉了清政府一直以来所具有的外交主动性在这种现实下，如何应对万国公法成了难题之一2)怎样弥合精神世界带来的冲击恐怕是第二难题，也是难题中之最难者这说明将原有的洋人乃夷狄的观念消解掉并非指日可待之事 　　同样的情况在日本也存在所不同的是，日本潜心研究万国公法的本质后，在转变观念上比清政府要快尤其在当列强敲开日本锁国大门后，万国公法能够瞬间成为日本人追求自我认同与他我认同的话语标签，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万国公法演变为一种文明符号，即一国的文明发达程度是否已经达到了足以消化万国公法内涵的水平，成为判别与西方文明差距的指标之一因此在幕末维新期，以坂本龙马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极力宣扬万国公法是以文明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实用工具 　　在与明治政府成立的同期，福泽谕吉1868年编译出版了《西洋事情外篇》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西洋各国情况，并将各国的文明发达程度与万国公法有效地对对接起来概言之，书中渗透出的文明意识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万国公法是随着世界文明的进展而设置的法律制度，虽然并非万国必须遵守之法，破坏者必招致各国反对，因而各国不得不遵守这样，各国交往之际的文明程度就有了统一标准，即以是否遵守万国公法为判断问题的尺度。

在处理具体事务上，根据万国公法的相关规定，采取的手段明显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交往原则不同例如，各交际国家应该互派使节驻留他国，以体现万国公法之宗旨即使在各互派使节的国家发生交恶之际，使节的人身安全及礼遇也应该得到保障这一文明交往制度取代了华夷秩序中的通信使派遣制度，并成为明治初年文明意识的一个重要侧面 　　第二，万国公法与文明意识关系的第二个侧面，体现在对万国公法认识的加深上福泽谕吉指出，万国公法并非能够完全制比各国的不正当强暴，此乃世界战争连绵不断之要因福泽谕吉的言论，意在暗指文明与战争并非对立的二者，乃相互共存者，且今天的文明开化之国他日极有可能会成为曝骨流血的战场很显然，这种认识在那个年代是深刻的 　　第三，文明教化(万国公法教化工作)可以缓解战争的惨毒为文明意识的第三层意思万国公法不是万金油，但仍是各国必须遵守的国际法规;万国公法不是消灭战争的有效武器，但可以大大降低战争的残忍度因此，有了这种认识做基础，就易于理解福泽谕吉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喜极而泣的思想原因了 　　第四，杜绝战争的根源在于放宽贸易法规为文明意识的第四个层面福泽谕吉以英国海外贸易为实例，强调为了追逐商业利益的人们大都厌弃战争，厌弃战争则是为了扩大贸易，而为扩大贸易则必须拥有一个宽松的贸易法规为保障。

在这里，福泽谕吉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用什么商品进行贸易的问题假如像鸦片战争那样用鸦片进行贸易的话，该做何种论断，是福泽谕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自然也就难于给出准确答案这为将鸦片战争解释为文明对野蛮之战准备了思想前提 　　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对万国公法的认知在近代之初的日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然而，近代日本抛弃这种说教而反向利用万国公法的实践活动，开展得较之东亚他国更迅猛10年后的1878年，福泽谕吉在发表的《通俗国权论》中，结合明治维新10年来的发展史，总结政治、经济、法制建设以及国际交往的成就时，发出了公法不如大炮，条约不如炸药的慨叹这种慨叹与明治政府的外交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福泽谕吉公法观的转变，正是发生在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1874年的征台之役、1875年与俄国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1876年的《江华条约》之后，其公法观的转变是政府外交策略变换之际的舆论跟进可见，政府官僚们一旦认清万国公法的本质，就迅速将其效用发挥在侵略邻国的实际活动中来似乎只有借助万国公法把殖民枷锁套在他国人民头上的时候，才能充分体现出文明意识的提高因此，明治政府将对外侵略的实践活动转化为万国公法与文明意识的连接纽带。

　　二、万国公法与霸权体系 　　在阐释万国公法与文明意识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万国公法发挥文明符号作用的现实，已经证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思想权威也正因其具有的思想权威，才有使其成为构筑霸权体系工具的可能因此，当东亚朝贡体系被迫遭受西洋国际秩序的侵蚀与摧毁之际，万国公法在近代日本不仅成为主要的殖民话语之一，还名正言顺地成为构筑霸权体系的利器 　　霸权一词，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统治阶级所下的定义，特指一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后来由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加以概念化与普世化霸权的本意是指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建立的对农民阶级的政治控制，包括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所进行的生产力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近代之初，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展开与国际交往的频繁，原有的霸权概念悄然变化，原本针对一国内部控制的内涵增添了对外关系的含义，亦即以强迫与制裁等手段，使从属国认同和被动顺从的统治方式，成为霸权的关键所在由此而孪生出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遂成为霸权的表象，侵略与被侵略则为霸权的实质战后，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创造出现代意义的霸权理论，并用国际霸权与霸权体系等概念阐释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与当代国际关系。

例如，罗马霸权与不列颠霸权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国际霸权而美利坚霸权则是当今世界仍在发挥作用的霸权，以美国为核心，其显著特征是以保证美国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因而美国居于霸权国地位为此美国理论家们还提出了霸权稳定论，来为美国政府张目其核心观点为，一个超级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忍;霸权体系是一种稳衡系统，其主要特点是系统稳定和系统内秩序，霸权国实力是这种系统持衡的根本保证 　　然而，霸权可以发挥作用，已是推动世界历史产生的动力之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释的那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o}国家间的霸权就是在马恩叙述的所谓交往中产生的，而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又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化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与之相对，当发达国家被强行纳入先进的资本主义体系时，其对发达国家也具有反向影响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原理论述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关系时所强调的论题，即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

1840年鸦片战争及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反向影响欧洲的结果体现为1848年爆发的欧洲大革命这是两极相联的历史范例 　　可见，近代之初可以称霸者往往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实施霸权的各国为找寻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不择手段，但为显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列强们设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规用以应对异己势力虽然法规在抵制战争爆发上效用不甚明显，但为战后调停各国的关系准备好了根据可以说，这就是万国公法的命运 　　然而，当霸权国利用万国公法行使区域霸权之际，霸权的内涵便开始由内向外延伸这一延伸在近代东亚地区尤为明显，并以概念的传承为表象，与西方的情况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此外在传承中，因万国公法的参与，客观上促进了日本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 　　从理论上讲，一国内部体制的霸权化是霸权体系形成的主要侧面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出台的相关政策，诸如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等，都是从内部强化霸权的举措如从万国公法参入的视角解读日本霸权体系的组成，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万国公法成为制定《政体书》的参考 　　在东亚社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