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了审计师风险决策吗-第1篇.docx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了审计师风险决策吗    朱冠平（博士），谢湘华一、引言数字化作为传统企业信息化的延续和提升，是指通过信息技术重塑组织结构、生产模式和战略方式的全过程而数字化转型则是以提升效率和效益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目的，通过激发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潜能，最终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等目标（许宪春等，2021）国家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的变革方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企业发展的倍增、放大和叠加作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已有研究既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边界、适应性变革和管理变革等组织变革的积极影响（Schwertner，2017；林 琳 和 吕 文 栋，2019；许 龙 等，2023），也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竞争优势、业绩表现和企业价值等经营效果的促进功能（Mikalef和Pateli，2017；易露霞等，2021；黄大禹等，2021）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优化营商环境、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杨晶等，2020；王志刚，2020）然而，鲜有学者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关系。

我国2006年确立以现代风险导向为基础的审计模式，该模式要求审计师全面识别和评估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环境，以便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做出准确判断当审计师在审计过程面临较高审计风险时，会影响其审计风险决策行为，如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增加审计投入、扩大审计范围和发表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等（Hay，2013；翟胜宝等，2017；Bhaskar 等，2017；杜勇等，2019），从而减少审计风险带来的潜在声誉和经济损失很显然，导致审计师增加风险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代理动机和违约风险等方面判断的不确定性（朱春艳等，2017；文雯等，2020；李志斌等，2020），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预警性等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确定性，似乎表明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有可能抑制审计师的风险决策倾向为检验这种可能性，本文以2011 ～2020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①丰富了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与以往大多从代理问题角度研究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因素的文献不同，本文聚焦于数字化技术运用这一特殊事件，探讨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有助于丰富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决定因素。

②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审计师风险决策的传递渠道为充分识别其影响机制，本文又从内部控制、代理动机以及违约风险等几个能够影响审计师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出发，探究其作用渠道，有助于揭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内在机理③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异质性影响为丰富样本的异质性，本文从管理层年龄、管理层持股和产业政策支持角度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异质性影响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已有文献表明，审计师的风险决策主要受被审计单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不确定性又是受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管理层代理动机强弱以及企业债务违约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管理层代理动机和企业违约风险等渠道发挥作用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实现经营目标、保护资产安全和确保信息真实等而制定的一系列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包含企业控制环境、信息与沟通、风险评估、控制管理决策活动和监督等制度性体系（李志斌等，2020）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了企业信息化进程，改变了传统企业的运营模式相较于传统企业运营模式，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企业在生产管理、运营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有效推动了企业运营方式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江红莉等，2022）。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具有信息监督和倒逼功能，不仅能够全方位提升内部控制各个环节的监管效率，动态实现对企业与环境交互中的风险识别、风险捕捉和管理决策的反馈评估（肖红军等，2021），而且还能够缓解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倒逼企业加强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高质量内部控制不仅能够通过各种有效的风险管控方法化解潜在经营风险，而且还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进而降低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和缓解风险决策（周美华等，2016）因此，从内部控制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而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减小审计师的工作量和审计难度，降低审计师风险感知，进而缓解了审计师的风险决策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管理层代理动机自两权分离以来，股东与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追捧受逐利动机影响，管理层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缺乏外部约束和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其自利行为将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在数字化环境下，管理层代理动机将可能被弱化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外部约束力相较于传统监管，基于大数据、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数字技术具有开放性强、透明度高和效率高等优势，管理层的不规范和不道德行为更容易被曝光（江红莉等，2022）。

在此压力下，管理层可能会更加规范经营企业，减少隐蔽性机会主义和代理风险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管理层能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在高数字化进程的企业，由于企业数字技术的渗透性、通用性和透明性较高，能够大大降低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抑制了管理层代理动机（Hinings 等，2018）而低代理动机的管理层不仅会严格遵守和执行企业的相关经营管理政策和制度，而且在隐蔽性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错报风险上也将变得更弱，从而弱化了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和降低风险溢价（朱春艳等，2017）因此，从代理动机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的代理动机，而代理动机的弱化能够降低审计师在隐蔽性代理问题的搜寻成本，使得审计师风险感知变弱，进而缓解了审计师的风险决策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债务违约的经济后果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原因在于发生过违约的企业不仅会影响违约主体的财务决策和盈余管理，如随着债权人监督力度的增加，企业会减少研发创新投入和增加盈余管理操纵（Franz 等，2017；张玮倩和方军雄，2017），而且还会影响审计师索取更高审计费用和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风险决策。

在现代审计风险导向准则的指导下，对于有债务违约的企业，审计师会扩大审计范围、投入更多的审计工时和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文雯等，2020）为避免潜在的诉讼风险和声誉损失，在出具审计意见类型时，审计师倾向于发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令人欣慰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基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预警性等特点，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代理动机问题，减少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等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还是一种有效监督手段，具有信息反馈、监督和预警等功能当企业经营管理出现运营或盈利危机时，管理层和股东均能够从财务信息平台观测到，有助于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从而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发生因此，从违约风险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从而进一步缓解了审计师的风险决策综上所述，在现代风险导向的审计要求下，审计师会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环境展开审计，而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仅能够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抑制管理层代理动机等，降低企业固有风险和代理风险，而且还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违约风险等发挥作用，缓解审计师的风险决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有助于缓解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三、数据选取与研究设计（一）数据选取本文选取2011 ～2020 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有效性，对初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剔除ST 和*ST 上市公司；②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③剔除存在明显异常的数据，如资产为0 等情况；④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上市公司此外，为避免异常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均执行了1%和99%的Winsor 缩尾技术处理通过以上筛选和处理后，最终获得了14040 个有效观测数据本文使用的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二）研究设计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缓解审计师的风险决策，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其中：ARP 为被解释变量审计师风险决策关于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度量方式，较为常见的有两类：一种是以企业支出的审计费用作为衡量标准，另一种是以审计师出具的意见类型作为代理变量（褚剑等，2018），本文采用企业支出的审计费用作为审计师风险决策的衡量标准，为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以审计费用占总资产的比衡量审计师风险决策Dig为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算较为常见的是用年报词频法（黄大禹等，2021）。

具体而言，首先确定数字化转型的词频范围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界定为“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两个部分，其中，底层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四个组成部分，而实践应用则是指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智能营销等数字技术方面的应用词频其次，使用Python 爬虫功能提取年度报告中反映数字化转型特征的Key词频数最后，将“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的词频数之和加1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就越高Lev、INS、ARS、IDR、Board、ULA、Dual、Big4、Four、LLR、SOE、Age 和ROA 分别为财务杠杆、存货比例、应收账款比、独董比例、董事会规模、违规行为、两职合一、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四委机构（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诉讼风险、产权性质、上市年限和资产收益率等控制变量i 和t 分别表示第i 个公司t 年的数值；u 为残差项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四、实证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审计师风险决策（ARP）的均值为0.7631，最大值为5.0385，最小值为0.0142，表明我国企业间审计风险决策存在一定差异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Dig）均值为15.343，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47，说明总体而言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在数字化转型发展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个别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强调数字化转型程度多达147 次，平均而言强调了约15 次控制变量方面，基本与前人研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较为一致，均在合理范围内，未表现出明显的异常偏态表2 描述性统计（二）主回归结果表3 为本文的主回归结果由表3 列（1）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初步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风险决策呈显著负向关系由列（3）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能够降低企业审计费用，支持了H1此外，为消除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进一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做滞后期处理由列（4）、（5）的结果可知，在考虑反向因果关系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3 主回归结果（三）稳健性检验1.双重差分法参考张嘉伟等（2022）的做法，一个地区若被选为电子政务试点，更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本文以2017 年国家电子政务试点作为外生事件冲击，构建如下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其中：Treat 表示政策冲击数字化变量，如果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