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考据学_汤勤福.pdf

史学博士园地论 朱 熹 的 考 据 学汤 勤 福内容提要 南宋朱熹作为一代大学问家 ,与其严谨的治学有着极大关系 他始终强调治学、尤其是考据学 ,应该“参互考证、脚踏实地、动有依据 ,把握义理” ,即朱熹的考据学方法 其考据学涉及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 朱熹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关键词 朱熹 考据学朱熹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学问家 ,这是与他的治学有极大的关系的在朱熹看来 ,由于古书流传时间久远而导致“错缪甚多” ,①因此古书也不可尽信 ,很有必要“参互考证 ,改而正之”,②如此就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否则治学就会出错误 因此 ,朱熹强调使用参互考证的方法来纠缪正误 ,必须“脚踏实地 ,动有依据 ,无笼罩自欺之患”,③这样才能弄清事实 ,把握蕴含着的义理这就是朱熹的考据学方法下面笔者就朱熹的考据学涉及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 ,进行逐一评述一、校勘朱熹对校勘有较完整的看法 ,下面一段引文集中地表现了他的看法:《韩文考异》大字以国子监版本为主 ,而注其同异 (原注: 如云某本作某 )、辨其是非 (原注: 如云`今按’ 云云 )、断其取舍 (原注: 从监本者已定 ,则云某本非是 ;诸别本各异 ,则云皆非是。

未定则各加`疑’ 字 ;别本者已定 ,则云当从某本 ,未定则云当阙 ,或云未详 )、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 ,不必辨而断也……《考异》如此方有条理 ,幸更详之④归纳言之 ,朱熹对校勘方法的见解是: 第一是选好底本 ,即以较好的版本为底本 ,参照其它版本进行校勘 这里所说的国子监版本《韩文考异》即是底本 ,监本是官本 ,在当时属于比较好版本 第二是注其同异 ,即把“诸别本”不同之处注于底本之下 ,实际上便是保留不同的材料 ,以供后人考证第三是断其取舍 ,即校勘者以自己的学识来进行取舍 ,这是最能显示其学识的地方 第四 ,不足辨者只须略注而不必辨而断之 所谓不足辨和应该辨者 ,是从“义理”上着眼的 ,如果会影响到对义理的理解 ,则应该花大力气去辨而明之 ,反之则无须力气去辨 ,否则 ,亦流入玩物丧志 ,影响到对己身的修养 下面再引一段很精彩的话:然而犹曰三十年间 ,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 ,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至于秘阁官书 ,则亦民间所献 ,掌故令史所抄 ,而一时馆职所校耳其所传者 ,岂真作者之手稿? 而是正之者 ,岂尽刘向、扬雄之伦哉? 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 ,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轻也。

⑤这里 ,朱熹指出所谓“秘阁官书”也是民间所献之一事实 ,同时也指出虽经馆阁所校 ,但并不一定是作者的原稿 ,而校书者也并非人人都是刘向、扬雄 ,因而即使是“官本”也不一定是“善本”基于95北方论丛 1998年第 6期 (总第 152期 )此 ,朱熹提出应该广求善本而改正之 ,而不可专以“旧本”为是 ,其取舍标准是“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 ,而不是“以地望形势为重轻” 这充分显示出朱熹的卓越见识因为一般说来 ,馆阁所藏之书确实比民间所出之本好 ,而且版本越古越可信 ,石本一般错讹也较少 ;但问题都不是绝对的 ,官本、古本、石本也不是绝对毫无问题 ,把此三种版本绝对化则会出现错误因此 ,朱熹主张对民间近出小本正确者也应该采用 ,不可轻信官本、古本、石本 可见 ,朱熹是以“是”与“不是”来作标准的 ,而不是以“早”与“晚”、“官”与“私”来作标准在此信违之间 ,不正反映出朱熹的卓越见识吗?上述四个方面中 ,注其同异、辨其是非、断其取舍都是正确的 ,反映了朱熹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 ,而以义理作标准来决定“辨”与“不辨”,则反映其理学思想的局限性 ,因为以这一标准来定辨别与否 ,肯定会遗漏很多应该辨别的东西。

朱熹校勘古籍涉及经、史、子、集 ,当然他侧重“经”书及宋代理学家的著作 ,但也涉及其他书籍如他写信给程迥 ,提及《范蜀公集》所引房庶《汉志》别本 ,“比今增多数字”,⑥询问其原因; 他还说过“孔明《出师表》 ,《文选》与《三国志》所载 ,字多不同 ,互有得失 ”⑦事实上 ,在《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朱熹校勘除“经”之外的其他古籍的言论 ,在此就不多谈了在具体校勘方法上 ,朱熹认为由于“校书极难”⑧因此必须精校、对仇 他在给吕伯恭信中曾说道: “闻又刻《春秋胡传》,更喻使精校为佳大抵须两人互仇乃审耳 两人一诵一听看 ,如此一过 ,又易置之⑨这种精校对仇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 ,实际上 ,后代学者在校勘古籍上也采用这种方法二、辨伪从朱熹一生辨伪来分类 ,大致可分为辨伪之书和辨伪之事 (史事、典章制度等 )两大类辨伪之书包括《麻衣易》、“定本”《潜虚》、古文《尚书》、《孔丛 子》、《诗序》、《孝经》、《礼记》、《仪礼》、《文中子》、《世本》佚文、《李卫公问答》、《握奇经》、《东坡事实》、《子华子》、温公《节通鉴》等等 ,涉及经、史、子各类古籍朱熹所辨伪的古代史事更多 ,如辨文中子世系、辨司马迁论孔子删《诗》、辨赵鼎无“拔竹之事”、辨刺秦桧的施全并非岳飞旧卒、辨范蠡载西施下吴会之事等等。

朱熹曾说: “今之伪书甚多”10“天下多少是伪书 ,开眼看得透 ,自无多书可读11然而不读是消极态度 ,读而辨之则是积极态度 朱熹认为 ,读古人之书要辨其真伪 ,辨伪有“以义理之所当否”和“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两种方法 ,而不能采取“臆度悬断”12的方法、更不能废而不读对尹和靖“世传史评之类 ,皆非先生 (指程颐 )所著”的观点 ,朱熹批评道: “史评固非先生所著 ,但当论辨以晓学者 ,不可因此并废《语录》也13朱熹不同意尹和靖那种因噎废食的治学态度 ,而是采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治学态度 ,即指出“作伪”处以晓示读者 ,但不可因此把原书都废除不读 显然 ,朱熹的这种治史态度是可取的朱熹比较注意吸收前人和当时学者的辨伪成果 ,如吸收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及唐代颜师古的辨《西京杂记》的成果、宋人汪应辰辨《孝经》的成果、陈师道《后山谈丛》中的辨《李靖问答》的成果等等 ,在《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中还有不少有关记载 ,这里不再多举例了三、考证朱熹在考证上很有见解 ,他主张“参互考证” ,“动有依据”,对前人成果不迷信 ,强调独立思考 ,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看法下面概括其主要论点第一 ,不囿旧说 ,反对臆度穿凿。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囿于旧说则不敢创新 ,臆度穿凿则是草率立论 朱熹认为不可囿于旧说 ,因为“若被旧说一局局定 ,便看不出”,14要是曲折回护 ,最终仍是错 在朱熹看来 ,无论治经治史都只有“笃志虚心 ,反复详玩为有功耳” ,如果“率然穿凿 ,便为定论; 或即信所传闻 ,不复稽考” ,15就会犯错误朱熹对宋代学者曲解《春秋》史事尤为反感 如他虽然肯定胡宏解说《春秋》“义理正当” ,但在史事上“多是臆度说”; 他批评薛季宣“率意”解说《春秋》: “薛士龙曰: `鲁隐 (公 )初僭史 ’ 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合四方之志 ,’ 便是四方诸侯皆有史诸侯若无史 ,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 如古人生子 ,则`闾史’ 书之且二十五家为闾 ,闾尚有史 ,况一国乎! ”16这是批评薛季宣草率立论、臆度穿凿朱熹强调不应迷信古人之说 ,应该有独立见解他怀疑孔子诛少正卯之事“出于齐鲁陋儒欲尊96THE NORTHERN FORUM№ 6 1998(Sum№ 152)夫子之道 ,而造为之说”,17又说“长平坑杀四十万人 ,史迁言不足信 败则有之 ,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 ,将几多所在! 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 ,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

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东之类 ,何尝有 (此 )等事? 皆史之溢言 ”18这里且不论朱熹的观点正确与否 ,但他敢于对古史记载提出疑问 ,并提出自己怀疑的根据 ,不能不说朱熹的疑古精神是可嘉的 朱熹甚至对古代圣贤的结论也不盲从例如他对孟子是极为尊崇的 ,视为圣贤 ,但在讨论三代贡助彻制度时 ,则独立思考 ,并不盲从 ,认为“孟子当时未必亲见 ,只是传闻如此 ,恐亦难尽信也19朱熹在此不信孟子之语 ,充分显示其在治学上所具有的严谨、踏实的实证精神第二 ,利用各种资料 ,以求获得正确的结论朱熹比较注意利用金石资料 朱熹曾向李守约索要《集古后录》,因为他听尤袤“说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说以读《尚书》,甚有功 以是常欲得之 ,而悔当时不及传录20可见他比较重视金石资料 他还称赞赵明诚“《金石录》煞做得好!”21朱熹还利用古逸书对古代史事进行考证 ,这突出表现在利用《竹书纪年》来考证先秦史事 ,如说: “今《史记》于梁惠王三十七年书`襄王元年’ ,而《竹书纪年》以为后元年”;22又说: “汲冢古书: 尧忧囚、舜野死、尹篡太甲、太甲杀尹之类 ,皆其所出”23;他还指出《史记》以魏惠王三十六年 ,惠王死而襄王立; 后襄王死 ,哀王立 ,而“《汲冢竹书》不如此 ,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 ,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 ,又十六年而惠王卒 ,即无哀王。

惠王三十六年了 ,便是襄王 《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 ,故多了一哀王 汲冢是魏安厘王冢 ,《竹书》记其本国事 ,必不会错24上述是以《竹书纪年》来考证古史的典型例子 ,充分反映出朱熹重视古逸书的思想 朱熹还善于利用民族学、民俗学资料来考证古代史事 例如 ,他在讨论《易· 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时 ,指出“结绳 ,今溪洞诸蛮犹有此俗 又有刻板者 ,凡年月日时 ,以至人马粮草之数 ,皆刻板为记 ,都不相乱”25;在解释《尚书· 益稷》“苗顽弗即工”时 ,说道: “三苗 ,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史中说三苗之国 ,左洞庭 ,右彭蠡 ,在今湖北江西之界 ,其地亦甚阔矣26朱熹以民族学、民俗学资料来印证先秦古史 ,确实显示出他高超的史识在《朱子语类》中还有一条材料值得重视:欧公只见五代有伪作祥瑞 ,故并与古而不信如《河图》《洛书》之事 ,《论语》自有此说 ,而欧公不信祥瑞 ,并不信此 ,而云《系辞》亦不足信 且如今世间有石头上出日月者 ,人取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 ,分明有如枯树者 ,亦不足怪也 《河图》《洛书》亦何足怪?27朱熹并未反对欧阳修“不信祥瑞”,因为朱熹本人也反对谶纬迷信、阴阳灾异之说 ,如他说: “汉儒专以灾异、谶纬、与夫风角、鸟占之类为内学。

如徐子融之徒多能此 ,反以义理之学为外学”28,他批评“ (詹 )元善每相见 ,便说气数谶纬”,认为“此不足凭29可见 ,朱熹是反对谶纬迷信的 那么 ,《河图》《洛书》本为谶纬迷信 ,为何朱熹却不反对呢?其实原因有二: 一是朱熹好《易》,对《河图》《洛书》是从“数”去认识的 ,形成了自己象数派的易学 ,因此他不认为《河图》《洛书》是谶纬迷信 ,以为它们与“义理不悖 ”30二是朱熹以化石为证 ,认为化石上有日、月、枯树之形迹 ,故《河图》《洛书》亦可能是此种情况 朱熹深信《河图》《洛书》当然是不正确的 ,但他能从化石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则又显示出他治学方法广博的特色第三 ,广泛阅读书籍 ,充分掌握资料 朱熹曾说: “礼学多不可考 ,盖其为书不全 ,考来考去 ,考得更没下梢 ,故学礼者多迂阔 一缘读书不广 ,兼亦无书可读31朱熹指出时人研究礼仪制度存在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读书不广 ,掌握资料不多;其二有关资料亡佚太多 ,可供研究的资料太少这反证朱熹要求研究必须广泛读书、充分掌握资料的思想朱熹曾说起自己考订礼书 ,“以《仪礼》为经 ,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 ,皆以附于本经之下 ,具列注疏诸儒之说”32;他考证文中子 (王通 )世系时 ,除了看《隋书》外 ,“并看 (北宋 )阮逸、龚鼎臣《(中说 )注》 ,及《南史》、《刘梦得集》”,33发现“四书不同”,接着又“考之传记” ,34发现并非如《中说》所称唐初一些大臣是王通的门人 ,由此才断定《中说》一书中有后人附益部分。

这仅是两个例子而已 ,事实上 ,从朱熹所著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