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向”归宿何在：梁漱溟.doc

三路向”归宿何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比较与哲学比较，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哲人在对于新传入的西方宗教与科学知识进行评价时，就曾把它们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加以比较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便指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认为西方注重自然科学或实证的知识（“质测”），忽略了对根本道理亦即哲学问题的探讨（“通几”），而中国的儒家则只重视政治学或统治学（“宰理”）上个世纪末，由于西学的大量传入，关于中西比较以及东西比较的研究也与日俱增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如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都从不同角度或深或浅地讨论了中外思想文化的异同问题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发展，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都试图全面地总结中西文化或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所在例如，李大钊就曾在他的许多论文中指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差别他把东方文明称为“南道文明”，而将西方文明称为“北道文明”，认为这两种文明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而有许多差异他说：“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①可以说，当时像这样的一些比较已经有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直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问世，才算开始出现了专门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加以对比研究的著作梁漱溟（1893—1988），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曾祖父、祖父均为清朝知州，父亲梁济曾任清朝内阁侍读他六岁时开始读家塾，受到在当时要算比较开明的教育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我幼时开蒙读书，正值吾父痛心国难之时，就教我读《地球韵完》一类的书，俾知晓世界大势，而未曾要我读‘四书五经’其后入小学，进中学，读一些教科书，终竟置中国古经书未读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②他八岁时进入北京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学堂——中西小学堂，没有毕业即转入北京顺元中学他少年时代的主要课外读物是时事新闻和政治评论文章。

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十四五岁时就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极力主张事功之学，以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对人是否有好处以及好处的大小1911 年，梁漱溟中学毕业，不肯再升学当时还是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和许多热心青年一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参加京津同盟会，同时通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接触到社会主义，开始考虑废除财产私有的问题，并写了名为《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自己刻印分送朋友，但他不久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理论民国成立以后，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对照，使他的情绪陷入低潮他曾两次自杀，而且一度想出家就在这段内心苦闷的时期里，他潜心于佛学，思考人生的道理，认定人生是苦1916 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穷元决疑论》，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经人介绍，受蔡元培之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前后，正是新文化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他一方面发表了一些反对旧道德、支持白话文的进步言论，另一方面也日益标明自己拥护孔子的立场他后来追叙自己由佛入儒的思想经历说：“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

⋯⋯后来再与西洋思想相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再则，对于我国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①1920 年秋，梁漱溟在北大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时有《宗教问题》一文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这成为后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一部分1921 年暑期，他又前往山东讲演此题讲演结束后，由两位学生整理，在山东出版了第一版这部书是他早期思想的主要代表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观点一、文化的三路向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这是梁漱溟首先试图回答的问题应当说这一问题本身并不新鲜，自东西方文化发生接触、冲突以来，关心东西方文化问题的人们就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就对于“如何是西方化”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说，既有早期“工商之为耳”、船坚炮利、坚甲利兵的说法，也有西化派以科学、民主为西方近代文化特征的说法在梁漱溟看来，社会上流行的有关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种种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不够周全，不能使人完全满意。

他从生机主义宇宙观出发，阐述对于文化实质的看法，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的观点，为具体说明东西方文化及东西方哲学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梁漱溟把“生活”区分为“大生活”和“小范围的生活”（或“表层的生活”）就“大生活”来说，宇宙没有自己的客观性、真实性，而是由“生活”的相续而变现出来的他说：“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定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象，生活的真解①“生活”就是宇宙的本体与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观点有直接联系的是他关于“小范围的生活”或“表层的生活”的理论他认为就生活的表层来说，“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这个‘事’是什么？照我们的意思，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②见分”、“相分”是佛教用语，在唯识学中，“见分”指认识的主体，“相分”指认识的对象，人的认识活动就是识体自身的“见分”去缘虑自身的“相分”梁漱溟认为眼、耳、鼻、舌、身、意是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在这些工具之后，有这些工具所从出并操纵它们从事寻问的力量，他称之为“大潜力”、“大要求”或“大意欲”；在这些工具之前，则有殆成定局的宇宙，它不仅包括物质世界，而且还包括其他有情及宇宙间的因果法则。

所谓小范围的生活——表层的生活——就是这‘大意欲’对于这‘殆成定局的宇宙’的努力，用这六样工具居间活动所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是也”①殆成定局的宇宙也可以叫作“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现在的意欲则是“现在的我”，所以“小范围的生活”又可以解释为“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努力梁漱溟指出，虽然在每一“事”中都有一问一答，但所答的不一定使人们的要求都得到满足大致说来，满足与否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可满足的，这是指人对于自然界的奋斗，在这种关系中，也有由于知识的不足而暂时不能满足的情况，但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进步，终归可以得到满足；（二）满足与否不可定，这主要是表现在我与“他心”的关系上，因为“他心”在我的宇宙范围之外，能否予我以满足是没有把握的；（三）绝对不能满足的，这是指宇宙的因果法则，例如人都想长生不死，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种要求就不能满足；（四）无所谓满足与不满足，如歌舞音乐以及种种自然情感的发挥，都是无所谓满足与否或做到与否的，这种生活是奇特的梁漱溟认为，理解了“生活”，对于文化自然就有了透彻的了解但是，他并没有对文化一词作明确的规定，他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它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个方面。

他自己最欣赏的文化定义大概是这样一个说法：“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①他没有对这个定义展开说明在对东西方文化加以比较时，文化一词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同是生活，文化为什么又有差别呢？梁漱溟认为，这是由于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他认为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或生活的样法有三种：“（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譬如屋小而漏，假使照本来的路向一定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持第二条路向的遇到这种问题，他并不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就在此种境地之下变换自己的意思而满足，并且一般的有兴趣，这时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并不望前看而向旁边看；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三）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种问题取消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但是最违背生活的本性。

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②梁漱溟把上述三种态度分别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联系起来，认为这三种文化恰好各走一条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西方、中国、印度三种不同的“根本精神”，梁漱溟又推出三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西洋生活是直接运用理性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他认为，话说到此，已经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的问题，对于东西方文化特色的更具体描述，也只是要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而已梁漱溟认为，要确定某种文化是如何的，就是要知道这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地方，与包括中、印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特色就是科学与民主对于西方文化这一特点的揭示并非梁漱溟的发明，但他对这一点所作的具体说明却很令人感兴趣他指出，西方的望远镜、轮船、电灯，与中国笨重的骡车、油灯相比，西方的东西显然带着征服自然的威风在器械制作上，西方是科学，中国是手艺；在寻求知识的方法上，西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是玄学的方法西方人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便事事都成了科学的。

起初只是自然界的事物，随后种种人事，上自国家大政，下至社会上的琐碎问题，都有许多专门的学问被当作科学加以研究西方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以及科学方法，又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宗教和哲学总之，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色彩，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主自然是西方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西方国家可以没有皇帝，人人都只拿有限定的主意；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儿女、丈夫与妻子也都是平等的在中国则呈现出相反的情况，没有皇帝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则是严于尊卑，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都是一方绝对地统治，另一方绝对地服从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差别，是因为中国人与西方人信奉的观念不同总而言之，据我看西方社会与我们不同所在，这‘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八字①足以尽之，不能复外，这样新异的色彩给他个简单的名称便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①上述中西文化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