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二十世纪》的英文散文及其自译研究.docx

    张爱玲在《二十世纪》的英文散文及其自译研究    林婉清　林强摘 要：1943年张爱玲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发表了9篇散文，并自译其中5篇为中文张爱玲的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有其一贯性，但《二十世纪》中登载的影评为我们展现出其写作风格的批判性可能自译涉及到语际之间的转换，而这一过程绝非是透明性的通过自译，中英文版本的衍异也揭示出张爱玲创作和翻译中的主体性与“自我东方主义”的双重面向，并由此泄露出张爱玲身份认同上的暧昧性Key：张爱玲;《二十世纪》;自译;身份认同：I207.6：A：1006-0677（2021）6-0090-13一、引言自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激赏之辞后，张爱玲的影响力渐次覆盖了台港、北美和大陆但对于张爱玲以职业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论述，仍多自发表于复刊的《紫罗兰》上的小说《沉香屑》，而忽视了张爱玲1943年刊载于英文月刊The XXth Century（《二十世纪》）上的散文的重要价值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翻译者的张爱玲更多地被发掘，但和上述研究倾向相近，在对张爱玲的翻译、改写情况进行考察时，仍更多集中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和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翻译。

大陆在新时期对张爱玲的接受包括了80年代初一批学者的相关史料辩证，其中王景山的《关于张爱玲生平及创作情况的补正》①点明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在英文月刊上有所登载，且是在《二十世纪》而非讹传的《泰晤士报》后续出版的诸多研究著作，虽还有误记误登（如《张爱玲的文学世界》②就仍旧记有《泰晤士报》），但《二十世纪》与张爱玲的关系也逐渐为人所知郑树森的《张爱玲与〈二十世纪〉》③更是系统地梳理了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的刊发情况和《二十世纪》的刊物信息此后，《二十世纪》在张爱玲研究中也偶为学者提及，如何杏枫的《记忆·历史·流言——重读张爱玲》④就从张爱玲刊发于《二十世纪》上的文化评论出发，讨论了张爱玲的历史文化观念但总体来说，直接以张爱玲与《二十世纪》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还并不丰富，有代表意义的有王晓莺的《离散译者张爱玲的中英翻译》⑤，该书提示出张爱玲对《二十世纪》上的散文进行自译时的灵活的节译策略和女性主义的翻译立场此外，方邦宇的《当电影“年青”的时候——张爱玲1940年代的电影评论重梳及其他》⑥聚焦于张爱玲发表在《二十世纪》中的六篇影评，论述了张爱玲影评对周瘦鹃“影戏”思路的承接意义，并考察了影评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勾连。

综合来看，张爱玲早在1943年1月就于《二十世纪》登载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也即后来著名的《更衣记》《二十世纪》实则才是张爱玲作为职业作家在文坛的初次亮相因此，理清该杂志与张爱玲的关系有助于勾勒出张爱玲早期散文创作和自译的完整面目，并反映张爱玲在1943年至1944年的写作立场及其身份认同二、《二十世纪》与张爱玲《二十世纪》的是德国人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主编的英文月刊，创刊于1941年10月，终刊于1945年6月，共计8卷，由二十世纪出版社出版，社址为34 Ta Shanghai Lu据刊物披露的信息，该刊的发行面几乎覆盖了抗战中的中国，其售价根据地区及货币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目前并无确切资料证明该刊物的销路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evols开放式数字化机构资料库中列有“Russian Northeast Asia Collection”⑦，其中涵括子目“The XXth Century， Shanghai， 1941-1945： A Guide”，收藏有《二十世纪》的完整目录，此外，该馆藏还有主编梅涅特的信息⑧从馆藏资料可见，《二十世纪》的主编梅涅特（1906-1984）是出生于莫斯科的德国人。

1914年他离开俄罗斯回到德国，1928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在柏林编辑学术月刊《东欧》，刊物主要关注苏联问题，并就苏联问题写过多部专著，其中一部翻译为8国语言1930年代初，梅涅特作为作家和德国报纸记者回过苏联1936年，戈培尔明令德国报纸停止印刷梅涅特的新闻报道，为此梅涅特移居美国，去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训美国历史1937年至1941年，梅涅特在夏威夷大学任历史学助理教授，他精通俄语、德语和英语1941年6月，他接受上海的职位，担任1941年至1945年德国外交部资助的出版物《二十世纪》的主编，这本刊物被认为旨在生活、文化的消遣，是主要面向留寓中国，尤其是居留于上海的西方人的一份杂志到接受主编一职为止，梅涅特的个人身份几乎都还只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梅涅特也从未参加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更是从未明确标榜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因出任《二十世纪》总编辑一职，梅涅特终生面临着德国纳粹的支持者或是同情者的指控，尽管他曾经遭受过来自戈培尔的禁令总之，这么一本在中国上海发行，且所声明的初衷又更近于一本文化消遣的软性杂志，最后似乎却吊诡地得到了政治立场上同情极权的指摘虽然并未辟出专栏，但这本面向寓留中国的西方读者的刊物从出版伊始几乎每期就都有专文介绍中国，直到张爱玲返沪，该刊已出版15期，对中国的陈述亦已有一条可见的思路。

《二十世纪》的第一期就载有署名为“许TF”的《古代中国的现代战争》，该文从古典小说的角度来展示古中国对战争手段的奇幻想象，紧接着第二期又有他的《五方前来之人》，这篇则着眼于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在人口组成上的混杂性，以上两篇也是这位作者在《二十世纪》上的全部文章接下去的中国版面又有埃芬博格的《中国的穆斯林》、蒋康虎《东方的重新定位》、埃斯诺·康斯坦斯《山水画——东西方》（图赫达·汉默）、魏立波《诗两首》、杜贝利尔《上海的早晨之后》、署名为佛弟子的《亚洲之光》、赫达·汉默《圣山》、马里奥·普罗丹《收藏家，当心啊！》、英译老舍小说《火车》、曹朴宁《爱在中国》、霍夫曼·阿尔弗雷德《梅兰芳与中国戏院》、马里奥·普罗丹《对谈Seraphim Wu》、埃莉诺·康斯坦斯《毛笔与手》（图赫达·汉默）至此为《二十世纪》1卷1号到3卷6号共计15期的杂志中关于中国的专章内容此外，还有如题为“东亚女性”的摄影比赛也有中国的部分，“Reviews”（“书评”）和“On the Screen”（“银幕之上”）这类休闲性专栏则是不时出现中国的踪迹，譬如1卷2号就评论了由巴金的《家》改编的电影这些文字呈现出的中国，在文化艺术上体现出的审美原则尽管有着高妙的一面，却也与西方迥异，而民族性格中有着阴险狡诈的气息，值得人们“当心”。

尽管还有更多涉及的内容，但时而惊叹赞赏，时而贬低不屑的双重态度，还是应和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这一话语系统中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化想象⑨对于西方，东方总不免是野蛮、落后、腐败、专制的在有限的欣赏中，也能看到东西方二元思维模式的制約，中国形象的成立是来自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尽管作者无分东西，但从刊载的内容来看，若无一个西方中心的书写立场便不能够符合《二十世纪》的需要，唯有将中国的异域特征鲜明地显示出来，杂志的目标读者——滞留上海的西方人——方能满意乃至有所获益此外，梅涅特常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或长或短的按语，从按语中也可窥见作者的身份、梅涅特对于这类话题的看法等信息在介绍中国的部分，可以看到作者反倒是西方面孔居多，这些西方作者往往具有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如《山水画——东西方》的作者康斯坦斯，据梅涅特的按语，她曾供职于哈佛大学下属的福格博物馆东方系，当时居于北京，且出版有两本讨论中国艺术的书籍同样的，入选其中的中国作家在身份上也与上述西方作家不乏相似之处，往往具备教育背景和文化观念上的跨越性如蒋康虎发表《东方的重新定位》时，梅涅特写下了篇幅颇长的按语，特意指出此人的教育经历横跨东西，曾在加州伯克利就学。

《二十世纪》在选择作家和稿件的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缘何张爱玲投稿之路如此顺畅，尽管她并无出洋留学的经历，但一手流丽的英文辅以远距离的窥探眼光无疑复刻了横跨中西的作者群能够达成的融汇性值得注意的还有，《二十世纪》配在这些文字旁的插图往往都是一副古中国的模样，看起来国际化的上海，那蓬勃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并没能渗透进西方群体的认知之中，或言这种声光电色的现代化尚无法堪当他们眼中的中国除此，《二十世纪》的政治立场也随着战事而变《二十世纪》的“月度漫画”专栏一直以来都由漫画家Sapajou负责在1942年的一周年纪念刊中，这一版面登载了Sapajou所绘“getting closer”，画面内容为轴心国成员围绕着地球在越洋握手，由此可见杂志政治立场的转向综合来看，梅涅特，或言《二十世纪》，对待中国的态度在二战战局尚未更加胶着时，更多地是以一种猎奇探访的殖民化目光，在这层目光下，未必是无限地贬抑和奇异化中国，只是可见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制约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梅涅特更像是一位热心积极的德国公民，对于祖国加入的战争以及和祖国同一阵线的盟友都充满着关切，难怪在后来被指认为太接近于纳粹的宣传工作。

梅涅特虽然热切地促进祖国的利益，但也仍保持有文化消闲的一面，所以即使情势紧张，也并不代表《二十世纪》就露骨地成为政治宣传的喉舌，但终归这样的政治立场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份刊物的走向返回到1943年，这一年间，《二十世纪》共刊载了九篇张爱玲的散文作品1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4卷1期上发表了Chinese Life and Fashion，并附有手绘插图12幅而上述文章也在1943年12月被张爱玲改写为《更衣记》，发表于上海《古今》半月刊第36期紧接着的5月，在《二十世纪》4卷5期发表有影评Wife， Vamp， Child，评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这篇影评在1944年1月改写为《借银灯》，发表于上海《太平》第3卷第1期6月，在《二十世纪》4卷6期发表散文Still Alive，这篇也在1943年11月改写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于《古今》第34期此外，4卷6期还发表有影评The Opium War，评的是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电影《万世流芳》7月，在《二十世纪》的5卷1期发表无题影评，评《秋之歌》和《浮云掩月》而在《二十世纪》5卷2期和3期的合刊中，张爱玲继续发表了影评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评《自由魂》《两代女性》和《母亲》。

10月，在《二十世纪》5卷4期发表无题影评，评《万紫千红》和《回春曲》11月的《二十世纪》5卷5期，发表了影评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评影片《新生》和《渔家女》，这篇影评也被改写为《银宫就学记》，发表于1944年2月7日上海《太平洋周报》第96期12月，《二十世纪》5卷6期上发表了散文Demons and Fairies，这也是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后来改写为《中国人的宗教》，发表于1944年8月、9月、10月《天地》第11期、第12期、第13期上述九篇英文散文，除六篇影评外，余下三篇属于介绍中国的文化散文照《二十世纪》的编辑惯例，介绍中国的专门性文章往往都带有小标题，用以更加明确地提示出叙述内容，但这一收稿要求并不仅限于此，更可以认为是《二十世纪》编者的选稿取向可以看到，张爱玲在这三篇英文长文中都保持了这一写作方式而六篇影评皆发表于“银幕之上”，该专栏在《二十世纪》中居于末端，每篇影评占据的篇幅也不大，往往仅在一页以内，并不属于杂志中惹人注目的焦点文章就自译的五篇散文而谈，张爱玲的自译顺序也与在《二十世纪》发表的顺序稍有出入第一篇发表的是Chinese Life and Fashion，时间为1944年1月，而第一篇自译发表的是Still Alive，时间为1944年11月。

从中可见张爱玲开始自译与不再向《二十世纪》供稿的时间左近但基本来说，此时期内的翻译并未延时，属于即时自译，作为创作者和译者的张爱玲的价值观念、文学技巧等因素也大致保持在同一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