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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摘 要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天津开埠通商，西北地区的羊毛等畜牧业产品大量出口地处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等地也因特殊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而成为了重要的羊毛集散市场，不同层级的中间商纷至沓来，使甘肃河西地区所产羊毛得以源源不断地转输出口羊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使羊毛等畜牧业产品商品化、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同时，也带动了河西地区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各种因素相互联结，体现出对外贸易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近代，河西地区，对外贸易，羊毛出口，区域经济发展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水草丰盛，冬温夏凉，宜于畜牧”，①自秦汉以来，畜牧业生产就是当地经济的一大特色虽然至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加，许多草地被辟为农田，凉、甘、肃所属各县不少原先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已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但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直到民国时期，畜牧业经济依然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灾荒之年不事畜牧之家一遇灾害立即破产逃亡，惟有兼养家畜者借家畜收入之弥补可以减轻其害又如农场收入多在秋季，其余有收入不敷日用，在此青黄不接情形之下，不事畜牧之家不得不重利举债。

追至秋收除还债外所余无几，于是又不得不更重利借贷，辗转循环破产加速，而兼营畜牧之家牲畜既多随时可以出售，能使农场金融活泼，不致有穷窘借债之举，于经济之调剂甚为重大② 正因为畜牧业生产在河西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所以，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河西羊毛出口在甘肃乃至西部地区羊毛出口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末民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重要转型时期，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的重要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下，中国近代经济整体处在停滞、萎缩的状态近刊论考也再次证实这种基本视角美国学者黄宗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后出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及《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等，得出的著名结论是：商品化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加强，并非趋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即“过密型商品化”，实即“没有发展”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也对原始手工业进行冲击，造成不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否定视角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公认理论近年来一些英美学者，如Roman Myers（马若孟）、Dwight Perkins（帕金斯）、 Thomas Rawski（罗斯基）等立足于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 Lead Growth Theory），以河北、山东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得出了对外贸易发展了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的结论。

①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事实上，土地广袤的中国西北地区，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习俗，都有别于近年来颇受中外史家青睐的华北平原和江南地区，这也诚如美国加州学派学者彭慕兰曾关注到的：到18世纪，“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②而通过不同区域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路径分析，可能更加有助于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整体把握为此，本文以清末民初地处中国内陆的西北畜牧业产品作为商品开始大量出口为背景，以地处农牧交汇地带的河西地区为例，来探讨对外贸易对近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有助于理解西北地区近代以来的经济成长与变迁 一、河西羊毛产区、产量及市场分布 河西地区的羊毛产区按地势之高低，可分为三大地区： 其一为祁连山区，该区域气候高寒，土质多属冲积层，少碱性，故而牧草分布极广，种类亦多，该区域藏民均以畜牧为主，羊群极多，为河西地区羊毛主要产区 其二为平原区，平原区位于祁连山和北山山脉之间在该区，永登境内地势高寒宜牧，养羊者颇多武威东北及西北，遍地黄沙，西部复多石滩，皆为不毛之地，几无畜牧可言。

永昌地势特高，气候寒冷，宜于牧放山丹之大马营、峡口一带，以至民乐以西大毛滩地区则原野茫茫，牧草丰美，畜牧繁盛张掖除县城附近土壤较肥，可资耕种外，其西北部与临泽之东北部，则地多黄沙，牧草不生高台弱水（即黑河）西岸，土地肥沃，宜于耕牧至盐池一带，则全为白砂碱地，虽较平坦，而农耕畜牧均非所宜酒泉附近耕地阡陌，畜牧亦盛，但县境南部，则多沙滩出嘉峪关，至回回堡赤金峡一带，牧草复盛，羊群颇多玉门至安西之间，则多为戈壁，羊群甚少安西至敦煌百千米，几尽为戈壁，无畜牧可言总之，河西平原区除沙滩、戈壁而外，宜于农耕畜牧之地亦非不少，为河西羊毛次要产区 其三为北山区，甘宁之交界之北山因地势高寒，牧草繁茂，所居蒙民均赖牧羊为生，亦一重要牧区也，唯其羊毛产量则不及平原之多③ 20世纪20年代，俄国人克拉米息夫在甘肃等地做调查，他认为，近代中国出口羊毛除西宁毛品质优良外，“甘州羊毛，质较粗，但特别适合于世界市场除此以外，尚有平番毛及武威羊毛，为织地毯之特品，输出为织地毯之用”④30年代，甘肃全省产羊毛大约80000担，⑤约合12000000斤，而河西地区所产羊毛就达到6188000旧斤（旧斤约合1.2市斤，即7425600市斤）（见表1）。

因本地羊毛产量多，且需转运来自其他地区所产羊毛，因而，河西地区的羊毛市场得以日臻成熟河西地区的羊毛市场依其在西北大的羊毛市场中的性质和地位，可以划分为产地市场和集散市场两种类型产地市场即羊毛初次交易场所，不仅遍及河西各地县，而且青海一些距离河西较近地区的羊毛，也是作为河西羊毛的产地市场而存在⑥如安西县虽行政上为“甘省最清闲之缺”，但“每岁惟春间青海番蒙持皮毛、牲畜至此，交换粮食，人众繁杂，稍宜注意”⑦河西地区的羊毛集中地，如永登、永昌等虽是“毛商筹划业务中心，而未必为羊毛交易场所”⑧实际上，地理位置、运输条件、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近代甘肃河西地区起集散市场作用的主要是甘州和肃州两地 甘州（今张掖）位居河西中部，地势低平，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故有“金张掖，银武威”的俗语自兰州至敦煌一千一百公里，张掖居其中途，其南祁连山之扁都口，为通青海之捷径，骆驼队则由黑河而通绥远①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甘州有大车道，直通兰州、新疆及内外蒙古地区交通上的便利，使其成为了河西中部的皮毛业交易中心，当时“青海、蒙古诸蒙番，岁携牛、羊、皮、毛至此间以易茶、面者，为数亦多盖此地不特为西路繁盛商场，又为汉、回、蒙、番贸易之所焉”。

②1925年前，“外商洋行设庄者，计有益利、兴隆、聚利等家，一时商贾云集，交易盛旺直至抗日发生，商业之盛，仍不减昔日”③甘州地区在当时的商贸活跃程度可见一斑 肃州（今酒泉）为甘肃、新疆两省之枢纽，“甘肃极西之锁钥，以故商贾往来，蔚成大观其繁盛次于甘州，贸易额岁在百万以上其异于甘州者，甘州乃原料出产之地，此则转运市场也”但是“青海蒙番则以毛皮、牲畜，换米、面、布匹以往，其情形无异于甘州也”④ 县城居洮水河南岸，西距嘉峪关仅七十华里，扼边关要塞，为河西西部商业中心，尤为皮毛交易重镇昔日外商高礼（又称高利――引者注）洋行，明义洋行及新泰兴洋行，均派人驻庄于此外帮毛商设庄者亦复不少嘉峪关以外各地羊毛，亦由酒泉毛商前往收购⑤ 其活跃程度可与甘州相媲美 二、中间商的兴起及渐趋成熟 市场规模的扩大无疑会导致专业化的扩大，而专业的扩大又会引起新组织的创新19世纪晚期，随着天津洋行的代理人陆续进驻河西地区，皮毛等畜牧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然而，对于这些代理人（客商）来说，无论对当地语言，还是对当地社会情况、水陆交通概况等都比较陌生，为了使交易系统得以正常运行，他们势必和当地原有的一些商业组织进行联系，于是，河西地区原有的及新兴的商业组织开始应运而生，在河西羊毛出口贸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他们自身也渐趋成熟。

作为农牧业交汇地带的河西地区，其近代市场中各式商业组织的出现，畜牧业产品更凸显商品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近代华北地区粮食作物商品化而被众多学者称之为“饥饿的商品经济”⑥所不同的是，西北地区畜牧业产品在作为商品以前“仅供蒙藏人衣住之原料，余则弃诸原野，忍其腐灭而已”①此时的中间商或中间组织大体上分为五种： 首先为歇家当时活跃在河西市场上的歇家“一为无固定字号，但有特殊信用但据妥实铺保之流动商贩；一为在产地市场开始字号，经营其他业务，仅于剪毛季节，受人委托而兼营收购羊毛者” 其二为毛贩他们多为各羊毛产地之贫苦农牧民，时常是在羊毛裁剪季节，即前往各地零星收购，以取微利由于资金少，他们更多是受歇家委托前往产地市场收取羊毛，以赚取微利 其三为跑合跑合是私人性质的经纪，他们没有固定的店铺，作为一种中间人，他们依靠买方、卖方手里各收取百分之二的手续费而生存② 其四是皮毛经纪行皮毛经纪行是行店性质的组织，他们专事介绍皮毛生意，从中收取佣金，并且有向财政厅纳税之义务，故不经他们介绍的羊毛交易，也要给他们缴纳一定数量的佣金 其五系公庄在羊毛出口贸易的不断繁荣的背景下，河西羊毛产地市场，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羊毛交易组织――公庄。

公庄是河西羊毛产地市场上回汉毛商合股经营的羊毛组织，由于规模较大，因此常接受天津客商大批订购，每届剪毛季节，即派人携带大批粮、茶、布匹与番民交换羊毛，待收购完毕，便转至产地市场或集中市场将羊毛趸交给天津客商③ 毋庸置疑，商人是市场交易的基础，无论是歇家、毛贩、跑合，还是皮毛经纪行、公庄，这些商人组织的兴起都是近代西北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特点，也表明了商人组织在近代西北市场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交易规则显然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转型下市场交易的需要，当西北地区交易范围与国际市场产生联系的时候，符合河西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需要的各种交易规则便应运而生 首先，订购交易订购交易即是歇家、毛贩、极少数的天津客商与牧民的直接交易，“每届阴历三四月间，彼等即赴产地订购，首先估计牧户可出产羊毛若干，然后按毛价十分之四，给予款项或布疋、茶叶，以为定钱，商定在产地市场某处交货，并按行情清付价款” 其次，贷款交易每届阴历三四月间，毛商派人赴各产毛地区，贷给牧户相当款项，将来即按议定毛价归还实物，价格涨落，均不反悔 第三，抵押交易穷困牧户，每逢阴历三四月青黄不接之际，多将未剪羊毛向人抵押，以资周转。

毛商乃借机压低毛价，坐待厚利 第四，委托交易委托交易是天津客商和歇家独有的交易方式天津客商“首先对歇家之信用，慎重予以考虑，然后贷以三万或五万之款，委托收购如需大量收购，则可同时委托歇家多人办理，其所贷款项自亦增多歇家领款后，即赴产区向牧户直接订购有时歇家将款项转贷给毛贩，至收购之羊毛，则由歇家负责运至指定地点” 第五，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是公庄与天津客商的大宗交易彼等签订期货契约后，交付相当款项俟羊毛上市即由公庄将毛运至产地市场（或集中市场――引者注）交货，其价格则按当时行情，与事先付款数目而定 此外，还有正常交易及零星交易正常交易，既天津客商直接通过跑合从歇家、毛贩等收购者手中购进羊毛④ 显而易见，在近代河西羊毛市场中，商人组织间各种特定交易规则的存在也成为维护交易的有序、保证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基础无论是传统的抵押交易，还是现代的委托交易、期货交易，从中可以更多体现出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传统偏好、文化和习俗刚性等，会破坏和造成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也随之发生变革⑤这种商业层面及市场机制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西北地区经济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保证了西北地区和天津乃至西方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