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的数字化与东方化转向：-论数字经济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docx

    经济哲学的数字化与东方化转向论数字经济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    如果说在文明范式上，数字经济学的批判性来自“数字化=生态化”[1]这一总判断，那么在经济哲学上则来自“数字化=东方化”这一总判断正如前一个判断不是基于简单的经验性的事实，诸如数字化用符号替代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原料而具有绿色环保之类，而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这一更深层次的理由同样，后一个判断也不是基于简单的经验性的事实，如中国数字经济局部领先、中国人擅长互联网之类，而是基于逻辑与历史在否定之否定规律基础上的统一经济哲学只有在文明背景发生大的变化，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这样的大变革时，才会发生范式级的变化当前这种范式级的变化，表现为从西方中心论的工业文明体系向扬弃西方中心论的数字文明体系转变相对于西方中心论，更多是表现为一种东方化趋向，扬弃结果将是东西方的融合本文中出现的全部“东方化”一词，都可以等价地置换为“数字化”一词东方化等价于数字化背后的逻辑是否定之否定，二者具有历史与逻辑一体的关系如果把数字经济学当作一般经济学来看待，很容易看出它是现有经济学的一个东方化、数字化的改写版东方化既指逻辑上的农业经济，也指历史上的农业经济（在历史上，东方构成这种发展的中心），是正题；西方化既指逻辑上的工业经济（理性经济），也指历史上的工业经济（西方在历史上构成这种发展的中心，称西方式现代化），是反题（构成对正题的革命，称为工业革命）；再东方化（又称中国式现代化）既指逻辑上的数字经济，也指历史上的数字经济（东西方在相互批判、相互吸收中共同发展数字经济），是合题（构成对反题的革命，称为信息革命，与对正题的“隔代遗传”，即螺旋式上升）。

农业经济的底层逻辑与东方化的逻辑一致，而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也与东方化的逻辑（如经络与网络之间）存在隔代遗传关系基于此，我们把东方化与数字化当作同一概念东方化不意味着只有东方、中国才能發展数字经济，而是美西方要顺应数字经济的规律发展，也需要正视未来趋势中包含对西方式现代化内在逻辑的否定，需要实现东西方融合即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才能最顺利地发展对中国来说，东方化也不意味着排拒或否定西方逻辑，而是扬弃西方逻辑，扬弃不同于否定之处在于，它的另一半是肯定，这包含了对西方启蒙运动理性合理成分的肯定、吸收与继承，实现批判地继承范式转变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即经济学的本体论转向、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的认识论转向经济学往往只有到了转型时期，才对经济哲学问题敏感因为转型意味着现有体系的前提假设在发生变化一旦确定了与新的经济对应的前提假设，就会更多转向实证数字经济要求重新关注经济哲学，是因为现代经济学隐含的旧经济哲学的前提假设，受到了新的经济哲学的挑战当前数字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通病，是把工业化的前提假设照搬到数字经济分析中来，仅限于工业文明这个大背景来研究数字经济，把工业文明当作数字经济的前提假设，突出表现在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沿用上。

然而要真的研究与工业文明不同的经济哲学，又感到无从入手数字经济学制度理论采用的切入点是哲学上模态的视角，由这个角度切入观察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在哲学根本理念上的歧义之点在哲学的技术层面，模态被概括为必然性与可能性的框架如果从常识来说，模态就相当于方式从文明的高度看，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模板而不同方式的不同模板，就是模态农业文明有农业经济的模态，工业文明有工业经济的模态，生态文明有数字经济的模态这不同于单纯从逻辑角度概括的模态，是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模态这比文明冲突的模板，更具概括性文明冲突对文明的划分，过分注重人类学与文化的细节，导致把相近的文明当作不同文明，如东方的中国与印度，但是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所发展，如将生活方式、需求方式容纳进来将理性文明与生态文明（数字文明）分别纳入不同的模态，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模态说，区分为现实与潜能两种基本模态，前者对应必然性，后者对应可能性理性文明及其经济学映射物“理性”，可以归入现实这一大的模态来认识；生态文明（数字文明）及其经济学映射物“意义”，可以归入潜能这一大的模态来认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模态间，存在“潜能—现实—更高的潜能”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映射到哲学观念上的理性，意味着同质性，对应必然性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现实”，出发点是状态本体，映射的是去变易后的实存，如变化前的静态或变化后的静态生态的，意味着多样性即异质性，对应可能性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潜能”，出发点是过程本体或关系本体，映射的是实存的变易本身经济哲学发生的转向，与东方化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主要是由于数字经济对东方农业经济的“隔代遗传”在起作用这种既体现数字经济未来方向，又暗合东方经济传统的力量，对于经济学西方中心论的矫正，主要体现在本体论的关系转向、方法论的生态转向、认识论的行为转向上这种转向的总方向，可以概括为数字化、东方化数字化、东方化这一新方向的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有必要区分西方化与东方化两种空间平行的不同文明取向，而这两种文明取向的历史分别，恰好与工业化、数字化两种具有时间先后分别的现代化相一致，数字化、东方化就是要建立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一致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元叙事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语境下，又可以演绎为西方社会主义（苏东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旧教”与“新教”的空间分别问题，叠合工业社会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的时间分别问题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没人正式提出来，由我们来破题。

现实考虑是，需要在数字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彻底切割那些导致苏联亡国的文明与现代化元素，真正找到属于自己又具有全球性的现代化根基数字经济学在此提供了一条回归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总思路的思考方式，这就是把数字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内生于分析的方法，以区别于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的、基于工业生产力的观点仅从经济学角度概括来说，我国现有作为经济学隐含基础的哲学，还不是充分“中国式现代化”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充分东方化，要改变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这种典型的“西方化”教条这种教条的西方化实质在于以主客二分这一总取向，作为判断文明与现代化的尺度东方化的方向，是将代表“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代表“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统一为主客一元的实践本体论在这方面，推荐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再从经济学本身来看，我国现有经济学中，不仅西方经济学，就连许多中国经济学如政治经济学，都不充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的西方化特征，而且是对现实实践有巨大伤害作用的基本特征，是将资本与劳动完全对立起来，引发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的根本悖论，并直接与数字经济实践相背离数字经济学制度理论则用数字化、东方化这种与中国式现代化取向一致的理论，重点批判了苏联政治经济学以所有权为中心的工业化、西方化的制度学说体系，包括西方的西方化体系如科斯理论，致力于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制度理论的东方化。

东方化的要点在于，将物（对象化劳动，即资本）与人（非对象化劳动，即活劳动）的关系，从工业化、西方化条件下的主客对立关系，转变为同样基于实践本体论的主客统一关系在这方面，推荐日本经济学家广松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东方化”转向理论，以及国内以张一兵为代表的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重新解读由此提供对数字化的真实世界比西方化理论有更充分解释力的东方化理论被提高后的解释力的聚焦点，在于对数字化必然引发的人的生成特性的解放，从而对于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给予了不同于工业化、西方化的解释，这是对中美冲突烟消云散后的世界未来的最终解释一、本体论转向：关系本体论转向的方向，是从西方中心论的实在本体论，向东方的关系本体论转变这种转变最初表现为关系本体论对实在本体论的否定，最终将形成的是一种扬弃，即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结合为结构本体论本体论转向“下辖”的经济学的具体前提假设的转向，涉及基于实在本体论的自利人假设转向共生人假设即互利假设、同质性假设转向异质性假设，包括从面向结果的经济学转向面向过程的经济学，从竞争的经济学转向协同、合作的经济学转向的总方向，是从西方中心论的主客二元论向东方的主客一元论转向一）状态与动态在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语境下比较东西方经济学差异的总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牟宗三提出的用来分辨东西方哲学的最后标准being与becoming。

being（存在）是事物的状态，becoming（生成、变易）是事物的动态把这种区别引入经济学中，作为东西方经济学根本差别的经济学家，首推日本的广松涉广松涉把“事物”一词拆开，分别称为物与事，对应物的是being，对应事的是becoming事与物的区别在于，物是与人无关，例如费尔巴哈理解的物质存在，而事是人作用于物而发生的，广松涉指认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實践广松涉认为西方化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物的世界观；而东方化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事的世界观前者以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心物二元）为前提而成立，后者以人与物的二元合一（心物一元）为前提而成立这就可以容易区别出笛卡尔理性与朱熹的理性，含义相反在何处：笛卡尔的理性是心物二元的，表现在事与物是分裂的；而朱熹的理性是心物一元的，表现在事与物是统一的广松涉把东方化经济学的根本定位在本体论上，提出著名的“事的世界观”[1]在本体论的视角中，它替代了对象界中‘实体的基始性的认知，而表现为‘关系的基始性的自为化[2]2“基始性”就是第一性广松涉自称“关系主义存在论”，又称“事的世界观”，核心就是认为关系是第一性的，实体是第二性的，而关系是实践性的在广松涉的认识中，关系是难以直接感知的，因为生成、变易本身就处于非固化状态，而实在只不过是关系的“物像”。

对数字经济学来说，这一立论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可以明白数字化与东方化最深层次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首先关系于“事”（实体与人的关系）的，而不是仅仅关系于物（实体）的因此，从数字化符号背后读出的应是人与实体的关系，而不是别的其实，从人类思想史发展中，人们对虚拟以及关系这种“虚无”事物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已经开始反思原子实在论的局限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的“虚无”并不是空无，也就是与“存在”对立的“不存在”，实际就是关系式的存在海德格尔更是把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存在（“在者”）与人联系起来，称为“上手性的存在”（广松涉译为“用在”，指在实践中打上人的烙印的存在）日本学界把广松涉的理论称为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结合，不完全确切广松涉的确深受海德格尔影响，包括使用了大量海德格尔的概念，但广松涉与存在主义（包括萨特）的个体本位取向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在东方化特别是实践观点上走得比较近，主要是在马克思的实践关系存在论上来理解海德格尔的“上手”存在广松涉还特别提到，“相对于因果论式的说明原理而言，它是一种相互作用式的描述原理”[2]2这与大数据偏于相关而非因果也是一致的。

二）关系本体论关系本体论即关系存在论、关系实在论，是经济学东方化的本体论指向西方化、工业化的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是实在本体论或称原子实在论；而东方化、数字化的经济学的本体论是关系本体论人们在当今时代离不开、离不开网络，本质上都是离不开关系而存在日本学者广松涉是第一位正确指出这一方向的经济学家虽然他做的工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东方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化，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对整个经济学的东方化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马克思作为西方人，思想却是相当“东方化”的，这突出表现在对关系的偏好上正如张一兵所说：“在马克思的科学文本中，他总是把人们通常看作是实体的东西（相当于海德格尔的‘在者），重新彰显为‘关系[3]代译序例如，认为商品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