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的含义.docx

    浅析“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的含义    ○张宁Summary：对于《论语·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一句中“器”字的解释历来看法不同，影响最大的两种说法分别是魏代何晏所言的“言其器量小也”和宋代朱熹的“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本文结合“器”字在古代文献中所具有的几种含义，通过《论语》当中孔子对于“器”的相关论述以及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试说明在这两种说法中朱熹的注解应该更加贴近孔子的原意Keys：《论语》 管仲 器 君子 孔子“管仲之器小哉”是《论语·八佾》之中孔子评论管仲的一句话，这句话中的“器小”是何含义，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一是三国时何晏在其《论语注疏》中提出的“器小”为“言其器量小也”[1](P42)，另一种是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当中所言的“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2](P27)后来的学者在解释这句话时，多择何注或朱注其一如康有为《论语注》采用朱熹说，言“孔子辩之器小，言其不知圣贤之道，天人之理，正身修德，以致王道”[3]；钱穆的《论语新解》择何晏说，言“器，言器量，或言气度”[4]；再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采用何晏说，言“器小”为器量很窄[5](P31)；李零则取朱熹的说法，认为“器小”应解释为不成大器之意。

[6](P99)本文结合“器”字在古代文献中意义的变化，通过《论语》当中孔子对于“器”的相关论述以及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前人各家说法的基础上加以对比甄别，以尝试对“管仲之器小哉”中“器”的含义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一、“器”字含义从早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器”字常用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器”字在古代汉语中本意是指器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言器为“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用皿来直接解释器同样，《说文解字》中对“皿”字的解释则为：“饭食之用器也器”字和“皿”字为一种互释的关系可见，“器”字在当时最基本的含义便是器皿之意，这一点在我国古代最早的辞书《尔雅》当中也可见端倪《尔雅·释器第六》中，共列举包含礼乐、渔猎、衣饰、车辆、饮食、金银玉器等生活、行为各方面用具132种[7]郝懿行《尔雅义疏》中释题说：“器者，《说文》云：皿也械字解云：一曰器之总名，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器案：器械通名耳《少仪》云：不度民械，不瞥重器郑注：民械，民家之器用，是器械古通名今但以兵仗为械矣此篇所释皆正名辨物，依类象形至于豆篷旎虚礼乐之事而略载于篇者，以皆器皿之属也若乃衣服饮食非可以器言而杂见兹篇者，以本器用之原也[8]由此可见，虽然古今所言之“器”包含的范围有所差别，但在“器”字本意原指器皿这一方面则是一致的。

除了这种基本含义，在古代文献当中提到“器”，还有一种用法是将之与“道”、“君子”相联系，借用比喻的修辞方式将其含义虚化在《周易·系辞》、《道德经》等经典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论述《周易·系辞上》有言：“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9](P344)这句话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以算作对“道”与“器”之间关系的最早论述单就字面含义来讲，这句话可以翻译为：“六十四卦是有形的东西，其中蕴含着无形的易，这就像有形的器蕴含着无形的道一样；道之所以无形是因为道是形而上的，器之所以有形是因为器是形而下的[10]但细究起来，学界对何谓“形而上者”、何谓“形而下者”说法并不一致如唐人孔颖达言“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谓之器也[9](P344)认为有形与无形是区分“器”与“道”的标准，形由道立，器由形成。

宋朱熹则言：“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11]言“器”和“道”犹如形迹和道理，二者对立统一，有形的器中蕴含无形的道，“器”可见，蕴藏了“道”，但“道”难知，不可见尽管说法上有所差别，但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易·系辞上》中“器”字的含义由单纯的“器皿”扩大到了有形体、形迹的物体，是“有形物体”之类的总名相比于《周易·系辞》，老子《道德经》中“器”的用法则更为抽象《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有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12](P113)历来对于“大器晚成”一句的争论大多集中于“晚”字是否“免”、“曼”或者“无”所误之上；对于“大器”，后世则多认为是比喻大才汉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经章句》对此句解释为：“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琏，不可卒成也”[13]，对后代影响甚远如魏王弼注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12](P113)，宋代范应元注曰：“器之大者，真积力久，故晚而成。

[14]“器”字在这里所具有的含义，更加接近一种人所能够达到、具有的境界或成就这一点可以在《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中找到相关论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12](P170)在这句话中，“成器长”和“勇”、“广”作为一个层面上的词语使用；“勇”是人所具备的一种美德；“广”是人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或道德境界；以此推之，“成器长”就应是人所能够具有或者达到的一种状态王弼注曰：“唯后外其身，为物所归，然后乃能立成器为天下利，为物之长也[12](P170)言人立而成器从而为天下利，明白地指出这里的“器”是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可以看到，在《道德经》的时代，“器”字已经有了比喻人经过努力所能获取或达到的才能、道德境界、人生状态的这种含义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器”与“量”成为一个复合词，以器皿的容量来比喻人的胸襟气度呢？据考证，“器量”一词最早在文献中出现是在《周礼·天官·酒正》篇中：“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但此处的“器量”指的是器皿的容量，并不是指人的气度胸襟非常明确以才识、度量解释的“器量”一词，今天较早地可见于东汉末年蔡邕的《郭有道碑文》：“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

其后唐、宋诸代，皆有这一含义出现如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中的“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亦各行其志也”，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沿袭》中的“孟东野‘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吴处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尔”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器”字与“量”字成为复合词，比喻人胸襟气度这一用法很可能是在东汉末年才衍变出来的据此可以看出，如果从“器”字在古代文献中的意义方面来说，“器”字用来比喻人的才华、境界、道德状态这一用法出现在和《论语》时代较为接近的《道德经》中，而用作复合词、以器皿容量比喻人胸襟气度的“器量”则应晚于《论语》的成书年代如此，则何晏对“管仲之器小哉”的“言其器量小也”这一解释未免有以今词解古人之说的嫌疑那么，如果从《论语》原文来看，哪一种解释相对而言更加准确呢？二、孔子《论语》中的“器”在《论语》当中，“器”字共出现六次除了“管仲之器小哉”之外，分别为：《为政》篇中的“君子不器”，《公冶长》篇中的“女，器也”、“何器也”，《子路》篇中的“及其使人也，器也”和《卫灵公》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中，“君子不器”之“器”取“器”字本义器皿的比喻义，译为“像器皿一样有固定的用途”；“女，器也”和“何器也”的“器”字取本义器皿；“及其使人也，器也”的“器”同样取比喻义为随其器才而使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意为工具。

在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以上几处所涉及到的“器”字，并没有出现与“量”相联系的复合词用法；而朱熹采用“器”比喻义的用法却是可以找到相似例子的但是在这里究竟哪个含义更加合理并不能仅以此而下定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论语》中的“器”是怎样一个概念子曰：“君子不器”，这句话中涉及到了两个概念，即何谓“君子”和何谓“器”君子”这个词，在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指“有德且有位”者，即血统、身份高贵且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及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缺乏道德修养和君子风度，达不到孔子认为的“君子”的标准因此《论语》中出现的“君子”一词被孔子赋予了新的含义，指代那些有高尚的道德，却不一定有显赫身份者[6](P52)何晏《论语集解》注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1](P19)朱熹《论语集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2](P14)二者大意相同，都言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固定的用途，即不能专于一技但实际上孔子所言的“器”，似乎并不仅仅是指专于一技这么简单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孔子在《公冶长》之中对他两名弟子子贱和子贡的评价来窥其一二。

《公冶长》5.3：“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斯焉取斯？’”[5](P41)5.4：“子贡问曰：‘赐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5](P42)孔子认为这两位弟子当中，子贱是君子，子贡是器子贱名为宓不齐，字子贱，少于孔子四十九岁对于孔子的这位学生典籍中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关他的事迹只有孔子赞他“君子哉若人”的评价以及其为单父宰之事，说其有才智且谦虚恭谨《孔子家语》记载他“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15]，称他有识人之贤，并能够针对自己的情况去请教学习西汉刘向的《说苑》说他理单父时认为“任力者劳，任人者逸”，从而“弹琴，身不下堂，单父理”，是一位“任人者”[16]从这些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子贱是一位知人善任、谦虚自抑且好学之人孔子谓其为君子，恐怕与他这种品质不无关系因为若论功绩事迹，子贱在孔子弟子中似乎算不得非常突出：古人对孔门弟子有所谓的“四科十哲”之说，《论语·先进》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5](P109)十哲之中并无子贱，而子贡却作为言语科的代表人物被提了出来，足以说明在才学成就方面，子贱是没有办法与子贡相比的。

子贡名为端沐赐，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作为孔门言语科的代表人物，子贡长于言语，善于外交在田常欲伐鲁之时，子贡经孔子许可出使，凭借巧言善辩与高超的外交手腕周旋于各国之间，将鲁国的滔天祸事消弭：“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7](P2201)，这样的功绩无疑说明了子贡的言语和外交才能之高同时，子贡非常有商业才华，为仲尼弟子中最为富庶者，甚至被司马迁载入《史记·货殖列传》：“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17](P3258)子贡所到之处，国君与他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并使孔子之名扬于天下，孔门弟子中能达到如此成就者，几乎可以说是唯此一人而已且子贡极为尊师重情，《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18]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17](P1945)可是这样一位多才重情的弟子，在孔子的评价中却只是“器”，比不上被称为“君子”的子贱据此我们不难推测，子贡之所以为“器”而非君子，恐怕是在道德方面比不上子贱，未能达到孔子的要求。

事实上子贡在德行方面也确实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