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视域下唐代香文化探索.docx

    中外交流视域下唐代香文化探索    吴小龙摘 要：唐代丝绸之路发达，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直接促进了香文化的发展在唐代二百八十九年间，香的用途极为普遍，儒释道“三教”用香各有特点据说，用香仪式始于印度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形式多样，最具国际性;儒家用香主要体现在宗庙祭祀及国忌行香，最重礼仪等级;道教为“皇族宗教”，其用香及仪式则最为讲究由此，用香与宗教信仰相融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宗教与世俗交流的重要形式，故“三教”用香又具有相通之处香文化是唐代儒、释、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Key：唐代 儒释道 焚香 香文化：K242 ：A ：1000-8705（2021）04-18-26有唐一代，中国常用的香料有苏合香、安息香、沉香、龙脑香等，均奇香无比，是焚香的重要原材料但史书中有关本土香料的记载较少，且焚香原料相当一部分是伴“丝绸之路”而来，因此“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香料之路”香料作为丝路沿线贸易中最常见的交换商品之一，或熏染衣物，或烹茶饮茗，用途广泛，深受群众喜爱随着“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中外交流日益深入，焚香仪式也更加成熟。

因唐代儒、释、道思想盛行，焚香又多用于宗教的寺观庙宇中，逐渐与宗教文化相融合，为唐代社会增添了神秘色彩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有部分研究1涉及唐代宗教焚香之俗，但论述略有不足，鲜见关于儒、释、道三教焚香之俗的专门研究，仍有继续探讨的价值故笔者拟从焚香仪式与宗教信仰、宗庙祭祀的交流与融合等方面展开论述，讨论宗教与焚香之间的关系，从而探析唐代宗教领域的焚香文化一、唐代中国香料之来源中国焚香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焚香祭祀的行为，先祖们以燔木升烟仪式告祭天地，可谓是后世祭祀用香的鼻祖据考古发现，燃烧柴木及烧燎祭品的燎祭已应用于六千年前的祭祀活动之中;甚至在距今六千至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又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燎祭遗存的祭坛;商代的燎祭则继承了远古的这种祭祀观念;至周代，周文王订立了禋祀祭天的典制从此，焚香祭祀天地、神灵、祖宗、圣人的礼仪得以沿袭、传承1但唐以前中国本土香料类型较为单一，如《离骚》《诗经》等古诗所记，香蒿、椒、桂、蕙、兰、芷等香草、香木类居多，以天然草本植物香料为主，可用于焚烧的香料较少在唐代，中国香料来源渠道很多，有本土生产、外族土贡、商业贸易、交流互赠等，主要得益于海陆丝绸之路的发展。

自唐太宗统一各族，被四夷君长尊为“天可汗”，朝贡体系逐渐兴起，到唐玄宗时期国力更盛，纳贡体系完善，且中外贸易与交流更加深入，西域土贡香料大量传入中国如吴娟娟所述，“大部分香料，尤其是质量上乘的香料主要依靠胡商在华经营香料贸易”2尤其是随着唐代佛教、道教的兴起，焚香原料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本土香料尚不能满足宗教用香的供给，这就为外来香料的传入提供了條件史书记载，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3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来到中国，在接受唐廷诏书时，用以焚香仪式，他所献的郁金香就是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香乘》中提到诸多香料都由西域进贡而来，如乌荼国、交趾国向唐太宗进献龙脑香，伽昆国向唐太宗进献郁金香，其后又有交趾国向唐玄宗进贡瑞龙脑香等这些外来香料以树脂、香花型为主，香料功用更加多样化、精细化，与本土香料类型差异很大且香料更多地应用于佛教、道教等宗教焚香，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实际上，来唐的外邦使节，秉承国王的政治意图，通过将本国的“土特产”，如香料、玛瑙、骆驼等稀有物品进贡大唐，以达到获取大唐的政治庇护或经济互市目的。

来唐的使节也会接受唐朝的官职，如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中郎将、太仆卿或诸卫将军等在这些外来使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胡商，他们打着“朝贡使”名义，实则进行商品贸易这逐渐成为外国朝贡的主要目的，由此往往将唐代的朝贡体系与中西贸易相联系起来到唐中后期，海运和水运十分便利，这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在印度海和中国海，海里有珍珠和龙涎香;……植物中有黑檀、苏枋木、竹子、沉香、龙脑、肉豆蔻的果实、丁香、白檀以及其他优质香料……”4香料是唐末朝贡贸易中的重要交换物，有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郁金香、沉香等，也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苏合香等当时海外大量香料船驶入唐朝境内，像元和十年（815）诃陵国派遣来贡献“异香”的大船就是取道南海到达中国的，《新唐书·地理志》还提到广州南海郡土贡沉香、甲香、詹糖香等香料5，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此外，唐中后期扬州的香料贸易发展迅速，仅次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也就在此时逐渐优于陆上丝绸之路，成为香料传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时，曾携带“麝香廿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六百馀斤”6，像甲香、龙脑香、安息香等，多来自域外，传入中国后，又被鉴真等人传至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

唐都长安城内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所为东西两市，两市地理位置决定了西市为中西贸易的主要场所，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地，遂有长安市肆多商贾胡人的说法宗教传播对丝路沿线上香料的贸易往来起着重要作用，外来宗教东传至大唐，道教西传至西域，不仅是传教士传教所走的路线，也是香料传入大唐的必经之路外来香料传入中国后，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不论是朝廷政治，还是世俗生活，香料无处不在，为唐人所普遍接受唐代用香形式多样，焚香是其中之一这种焚香仪式与香料使用不同，焚香使用多在特定场合，且颇具礼仪性焚香是实行祭祀、信仰佛教、尊崇道教的重要形式之一，认为焚香更能体现内心的虔诚，所以宗教用香多以焚香为主二、唐代祭祀用香之表现在唐代，儒教思想被视为民族凝聚的坚实心理基础，宗庙祭祀则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且最重礼仪等级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一说，学术界众说纷纭张践解释说儒家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承担起教化民众的职能，所以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不过这种儒教不是现代话语体系中宗教之“教”，而是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教化之“教”1焚香在唐代礼仪等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与宗庙祭祀的融合是儒家宗教观的重要体现（为方便论述，以下称之为儒教）。

香常用于祭祀活动之中，是世人与祖先联系的神妙之物祭祀烧香是从古代的祭礼中继承下来的，这种做法后来在民间逐步演变为烧香以示敬重”2，且古代祭祀活动，颇重礼仪上自国家大典，下至民间祭祀，都要使用焚香，行礼致敬，通达神灵早在商周时期，古人就有祭天仪式，即在灵台上堆架燔柴，焚椒升香，借香烟与天交流而真正以香祭天者，乃始于南朝的梁武帝，他用沉香建造明堂，取与上天纯阳正气相宜之意到唐代，祭祀焚香已经发展十分成熟史书记载：“朕（唐僖宗）自到西蜀，不离一室之中，屏弃笙歌，杜绝游猎，蔬食适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园陵，雪涕以思宗庙，省躬罪己，不敢遑安3这是皇帝在宗庙中使用焚香的行为，焚香仪式蕴含着对宗庙、先祖的哀悼与敬意唐玄宗天宝八年（749）皇室祭祖时提到：“自今已后，每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玄象，下以尽虔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禘祫，时享则停，事虽适于从宜，礼或亏于必备已后每缘禘祫，其常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4焚香在祭祀活动中代表着一种礼仪，通过这一形式以示虔诚，祭祀与焚香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且自唐玄宗以后，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焚香仪式在祭祖中固定下来，为后世所仿效焚香在宗庙祭祀中的使用，值得一提的便是国忌行香。

王蒙研究认为：“北宋中期修建了景灵宫，并且将国忌行香礼移入其中，表现了儒家伦理观念的复兴5其实国忌行香也是唐代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唐制规定：“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出，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焉6国忌行香是朝廷在寺观举行的一项大型礼佛、求道又带有祭祀性质的仪式，各级官员行香以表哀悼，表现出行香的等级差异随着时代发展，参与者范围不断扩大，不仅有统治阶层，宗教人员及普通民众也颇为重视，一度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礼拜活动唐代最早记载国忌行香的是《唐会要》，贞观二年（628）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7但《唐代长安词典·章敬寺》记载贞元二年（786）五月十九日，德宗下敕先朝忌日行香，永为定式有学者研究章敬寺是在中唐时期才有，认为应是贞元二年的错记，故初步断定国忌行香是在贞元二年被确定为法定祭奠仪式，但作为不成文惯例，初唐时就有行香，甚至南北朝就有1聂顺新则进一步对唐代国忌行香制度的渊源进行考论，认为：“隋文帝开皇元年的国忌日诏令，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国忌日与设斋（八关斋）、行道、造像等相结合的制度性规定。

此诏令应是唐代国忌行香制度的真正渊源2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唐荐福寺是长安法定国忌日行香的大寺，帝王的国忌日多在此行香史书记载，唐中宗曾在神龙三年（707）和景龙三年（709）两次来荐福寺巡礼，大慈恩寺、兴善寺、崇庆寺等也都举行过国忌行香活动但早先国忌行香只是集中在唐都长安，直到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八月，“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3，国忌行香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到贞元十二年（796）又下诏：“先圣忌辰，才经叙慰，戚里之内，固在肃恭而乃遽从燕游，饮酒作乐，须有所征4规定行香时罢音乐、禁酒肉，以表敬意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户部侍郎崔蠡上疏论国忌行香活动，文宗认为“忌日之感，终身之忧，归依释、老，征二教以设食，会百辟以行香，有异皇王之术，颇乖教义之宗”5，因此下诏停罢两京及天下州府国忌日在寺观设斋焚香的行为，但这项政策持续时间很短到唐宣宗即位，认为“列圣忌辰行香既久，合申冥助，用展孝思”6，这种设斋行香的形式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大力倡导忌日行香行为大中五年（851）又敕“京城及外州府，国忌行香并须清洁，不得携酒肉入寺烹炮”7持续半个世纪后，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太常礼院为昭宗皇帝忌辰（八月十三日）请奏，百官赴寺行香，哀帝准从。

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大部分统治者都有国忌行香的行为，且有着复杂繁缛的程序与礼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开成三年（838）间唐敬宗忌日时的行香过程有详细记载：十二月八日，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有一僧打馨，唱“一切恭敬，敬礼常住三宝”毕，即相公，将军起立取香器，州官皆随后，取香盏，分配东西各行……尽僧行香毕，还从其途，指堂回来，作梵不息将军向西行香，亦与东仪式同住三宝相公……其唱礼，一师不动独坐，行打磬，梵休即亦云：“敬礼常、将军共坐本座，擎行香时受香之香炉，双坐8国忌行香日益兴盛，在唐朝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行香制度一方面，规定国忌须遵从唐朝的九庙之制，国忌行香恰体现了大唐现行国家宗庙制度的最高权威9，将国忌行香仪式列入礼仪范畴，是对传统礼仪的继承另一方面，关系到唐人的宗教信仰，是利用宗教祈福的一种仪式，顺应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设斋的新变化这种行香礼仪贯穿整个大唐，在宗庙祭祀领域起着重要作用三、唐代崇佛用香之表现随着张骞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就此打通，佛教在两汉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直至唐代，在历代统治者推崇下，佛教发展兴盛外国香料沿这条“丝绸之路”传至中国，成为丝路沿线上重要商品之一，被用于多种场合，其中与佛教的融合颇具代表性。

在佛教信仰上，中国继承印度行香礼佛传统的同时，又作了改造与创新，它以香供养最为常见，焚香是主要形式当时还出现了佛塔式香炉，上世纪在西安法门寺地宫就曾出土过“壶门高圈足座银香炉”1，炉身台面有六级圆台，是佛教寺院中用于焚香的重要工具香在梵语中称“健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