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云南马帮商旅的崛起.docx

          论近代云南马帮商旅的崛起                    汤洁娟马帮是由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的集货物运输和商业贸易为一体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旅组织马帮商旅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且比较完整的经营理念，这对马帮商旅的兴业发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一、近代云南马帮商旅的崛起前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的积累离不开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至少在当初，商人资本只能从本国商品的外国购买者，或外国商品的本国购买者手里取得利润[1]246近代云南的商业马帮资本主要是靠地缘效益，依靠长途贩运贸易积累资本而发展起来例如云南近代巨富王炽最初就是靠地缘和集约效益而发财，并为以后升办商号奠定了基础[2]42明清时期，随着云南白银生产的发展，白银在云南的流通非常普遍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币有云南本地产的元宝、母鸡锞、滴珠曹银、圆锭、牌坊银及各府州县自铸的五花八门的银锭，品种繁多[3]370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为商人牟利生财提供了绝好机会，云南马帮商人非常重视贩运贸易，当时，云南马帮商人的足迹已遍及自西藏边境穿越印度阿萨姆、缅甸、泰国、老挝，直到中国南方的四川、贵州、广西等省的广阔地区。

冬季运往南方的货物有布料、水果、坚果、地毯、铜制器皿、盐，运回云南的货物，则为棉花、茶叶、玉石以及粮食等正是在长途贩运贸易中，云南马帮商人获得了巨额利益，促使云南迅速地涌现出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云南商业马帮组织形成，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滇云大地经商风习日盛明代以前，云南居民生活简朴，商品消费的观念较淡薄，过着一种“男耕女织”的生活由于移民的影响，到了明清时期越来越多的云南土著居民逐渐投入到商业贸易中来，云南本地商人群体逐渐兴起大理一带明代已有月为二集的朔望市，当地百姓在农耕之余常常走“四方”从事商业活动光绪时太和县民“合众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赀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大理县志稿》）楚雄一带之民“性警捷，善居积，多为行商，熟于厂务”（嘉庆《楚雄县志》），永昌府商业发达“故其习尚，渐趋华饰”（嘉庆《楚雄县志》），表明边民也学会利用当地资源经营牟利威远、普洱产盐，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道光《普洱府志》）从事长途贩运，参与国际贸易，已成为边民的重要生计，“腾越商人，向以走缅为多，岁去数百人”（光绪《腾越府志》）。

这是明清时期云南人民思想观念带来的新气象可见，云南居民因受移民的影响而逐渐弃农经商，热心从事商贸，到了清代中期，这种经商风习更浓，商帮集团成了活跃于云南各地的商贸主力2.滇云商人结伙经商现象普遍，地域性马帮形成近代以来，云南各族人民抓住对外贸易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基本上垄断了云南对外贸易在长途商品贩运中，云南各地的马帮商人逐渐结成地域性马帮，帮内相互提携，互助互利，并在很多地方建立商人会馆，他们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组织规范，用以调解纠纷，联络感情云南马帮主要分为滇东帮、滇西帮、滇北帮和滇南帮滇东帮主要由楚雄帮、大姚帮、姚安帮组成，规模较大，一般有保镖的护航；滇西帮，以保山蒲缥和腾冲帮为主，除骡马之外，还有大批黄牛参加运营，这是滇西帮的一大特色；滇北帮，是大理洱源、鹤庆、丽江一带的马帮，他们的规模一般不太大滇南帮主要由云龙帮、顺宁帮、蒙仁帮、凤仪帮、沙甸帮、通海帮等马帮组成这里的马帮大小不一，大的马帮有武装护送1935年以前,云南除滇越铁路外,公路汽车运输只限于昆明附近数县,因此，马帮成为滇川和滇西、滇南各县的主要运输工具当时，滇东的大马帮以彭光祖为著名，拥有驮马一千余匹；滇西的大马帮以凤仪包文采、巍山黄锡朱为著名，各拥有驮马千余匹。

福春恒商号驮运茶叶、大烟至四川均由彭光祖的马帮代运；驮运川丝、土特产至腾冲、缅甸，均由包文采、黄锡朱的马帮代运，不仅运费优厚，还给予无息贷款，从而使货畅其流，获得高额利润[3]454此外，还有一种叫“藏客”的纳西族马帮商人，主要走滇藏线，一年一次，夏去冬回3.马帮商人成为云南对外商贸的主要力量近代云南在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对外商贸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云南各地马帮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纷纷兴起，主要从事对外商贸仅腾冲口岸，马帮每年的过往量就达2万余驮[4]178腾越关口岸，1912年商品出口约1万2千驮，到1919年，就猛增到4万1千驮[5]89仅以大理凤仪的石磺外销为例，石磺于1909年开始外销，当时不过年销售数百驮，而20年后，其销售额已达每年六七千驮，每次启运都需组织四五百匹驮马[6]59由此可看出对外贸易扩大的程度，运输需求增加对马帮发展产生着极大刺激作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云南马帮商人的发展在思茅“走夷方”的马帮，每年约3000余匹，由玉溪、通海、河西、沅江而来的马帮也不下千余匹；向思茅运销土杂物的古宗马帮，可达3000余匹；故思茅线上也不下万余匹驮马常年地进行运输[7]34，1909年，滇南一线出口大锡70824担，所需驮马数亦相当可观[8]48。

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这条当时中国唯一的援华陆上运输通道中断，云南人民为支援抗战，又重新启用马帮对外运输，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见，云南马帮商人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力量二、近代云南马帮商旅崛起的组织保障1.组织结构云南的各族马帮，在漫长的岁月中，从实践中总结创立了一整套的马帮组织制度，有效地组织了云南马帮的运作云南马帮的组织结构由掌帮或掌帮锅头、锅头、班和把组成掌帮”为整个马帮的总统领，由该马帮中的所有锅头公推一位资历深且能孚众望者担任，俗称“掌帮锅头”，其职责是义务领导整个马帮，执行议决的规定，如货物交易时的定价，赶马伙计与老板之间的劳资纠纷仲裁，排难解困，旅途偶发事件的处理等锅头”为马帮中最基本的独立单位，因大家共食一锅饭菜，故名“锅头”锅头既是一个马帮小商队的名称，也是该马帮商队首领的称谓，这位首领通常是这个商队的老板，俗称“马锅头”锅头以下的商队组织单位为“班”，即按骡马牲口的多寡编班，一班有25—30匹牲口，一班或数班构成一个锅头班”下面称“把”，每4匹牲口为一“把”，6“把”以上为一班，每“把”设一位赶马人，负责照顾牲口的途中驮运及饲养因此，“把”是最小的马帮商队基层单位。

在人员构成上，所有的赶马人都是清一色的男性青壮年，他们由马锅头统一分工，一般设有前哨（尖哨）、后卫、饲马员（马夫）、炊事员等职司前哨为马帮的前锋，负责路况侦察、向导、地形识别、安全防护、传递信息、做标志暗号等，以便商队顺利通行；后卫殿后，持有武装，负责监护马帮不受劫匪或野兽袭击；马夫则间置牲口中间，负责照看马驮，放牧牲口；炊事员则负责伙食采买及野外做饭马帮成员之间既有明确分工，又有密切合作，俨然一个军旅组织，井然有序，十分严密骡马的队伍组成也有一定规矩领队的依次称为头骡、二骡、三骡，头骡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骡马必须是一匹久经驯化的识途好马，主人要精心打扮它如巍山回回登的就绣个“马”字代表马家帮；姚安的龙家帮的就绣个“龙”字等等；二骡仅次于头骡，对它也要装扮；“二骡打扮银铃，两朵缨花飘耳根，红采一匹一丈六，飘飘洒洒走人前头骡脖子上系的是一大铜铃，二骡则系一串响铃2.组织形式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家族帮、凑逗帮和结帮这三种组织形式有时候也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1）家族帮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如李达三家的马帮就属于这一类，他家的马帮就叫“达记”，头骡身上插有“达记”的旗帜[3]370，行走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大多属于这种家族式的马帮组织。

2）凑逗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一两匹或三五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马匹，同时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为负责人，做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业务，到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这样的马帮一般无法运营像茶马古道这样漫长的线路，主要接受一些季节性的、短期短途的运输业务3）结帮这种马帮没有固定的组织，相互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规矩和责任，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者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共同搭伙，形成了临时组织的马帮，然后推举一个负责人为锅头，往往走完这一趟生意就散伙3.组织语言云南马帮组织内部还形成了一些类似于“帮规”的习语，如吃肉称为“下箸”或“下数”，烧火做饭称为“开烧”；赶马人或驮运费称为“驮脚”，碗称为“莲花”，刀子称为“片片子”，斧子称为“败家子”，柴禾称为“添子”，老虎、豹子称为“大水”，抢财物称为“打财喜”，露宿称为“开亮”，蛇称为“老梭”，狼称为“老灰”；两队马帮狭路相遇称为“闯帮”，黄金称为“黄货”，烟土称为“黑货”等等云南马帮商旅的形成是与一定地域的历史、经济与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云南商业性马帮成为该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力量，进一步促进了该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马帮商旅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且比较完整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和组织语言，对马帮商旅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考文献[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2]陈鹤峰，王兴斋在清末经营的南帮票号——问庆丰天顺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3]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4]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杂志选辑[J].科学出版社，1958.[5]王明达.马帮文化[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6]董彦臣.凤尾山石磺发展简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6]刘瑞斋.思茅商务盛衰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7]苏汝江.云南个旧锡业调查[M].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1942.[8]张锡禄.川滇藏印度古道上的大理马帮，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本文系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0QK37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