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规模与城镇体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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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规模与城镇体系城市化进程形成了一定的城市规模及其结构分布那么，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了城市规模？城市规模的分布有没有规律性？如果有，是怎样的规律？城市体系的形成、类型和特征如何？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最优城市规模城市规模表现在人口和用地两个方面，因此有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之分，两者之比可以用城市人口密度或人均占地面积来反映尽管在现实中，同样的人口规模不一定导致同样的用地规模，但从统计上看，城市的用地规模与人口规模成正相关关系，且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在人口规模上表现出来所以，下面我们用城市人口规模来指代城市规模 一、最优城市规模的理论探讨 问题：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究竞以多大为宜 ? 对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最优” 方案： 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应超过广场中心的容量，这个规模大约是 5040 人 英国经济学家 E·舒马赫认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城市合适规模的上限大约为 50 万居民，十分明显，超出这个规模对城市的价值毫无增进 ’”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城市规模以不超过 200～300 万人为宜 可见，人们心目中城市的适合规模差异甚大。
其原因是人们在提出观点时，并没有进行理论论证，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柏拉图的城市规模标准是政治性的他认为，如果城市人口超过广场容量，就会妨碍公民之间的思想交流，不利于民主制的实行把他的观点用经济学语言表述出来，即： 最优城市规模应该是使民主制的制度成本最小时的最大规模 因此，柏拉图判断最优城市规模的标准是成本最小化 以成本最小作为判断标准，不能兼顾与之对应的效益一方因此，经济学中经常采用的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 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中聚集，一方面可以从中获取多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成本） 从理论上说： 如果聚集利益大于聚集成本，则聚集过程会继续，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如果聚集成本大于聚集利益，则满足理性假设的各种行为主体会开始迁移，从而出现分散过程，城市规模随之收缩，直到聚集利益与聚集成本相等时停止 当聚集利益等于聚集成本时，形成一个均衡点，即最优的城市规模如图 3-1 中由成本曲线与效益曲线相交的 E 点所决定的城市规模 A，就是一个最优的城市规模（Optimal City Size） 图 3-1 最优城市规模的决定 既然理论上能够确定一个最优城市规模，为什么人们心目中的最优城市规模会千差万别呢? 原因在于人们考察的角度和对象不同，成本和效益所涵盖的范围也不同。
1. 从个人的角度考察 从个人的角度看，与城市规模相关的效益有两方面： 一是货币收入，可以用工资水平来表示以美国的有关数据为基础的研究（R．S. 戈尔德法布和 A．M.耶齐）表明：不同规模城市的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是城市规模的一种函数，工资大体上随城市规模的扩大以递减率上升 二是从一个城市提供的广泛设施便利得益各项便利包括公共交通、商店、剧院、俱乐部、体育设施和文化活动等这些便利常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长 从个人的角度看，与城市规模有关的成本主要有： 场地费用（房租或房价） 、通勤费用和外在成本这些费用随城市规模的增大以递减率增加，至少场地费用和通勤费用是这样 （A．W．伊文思）2. 从厂商的角度考察 效益来自生产效率和市场容量两方面大量证据说明，生产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这种增加来自于城市的聚集经济，对私人企业和公共事业都是如此 市场容量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市场容量越大，厂商的生产就有足够的需求来支撑，而且市场容量越大，劳动队伍以及这种队伍所擅长的技能范围越广泛，可以迅速获得的服务与物资等的范围也越广阔所有这些因素，都趋向于增加厂商的利益 与城市规模有关的成本包括外在成本和部分投入成本。
例如工资、场地费用和设施成本等不同性质的投入成本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各不相同：场地费用和工资成本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设施成本则趋于下降；资本成本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作为总和的投入成本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不确定，要视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定 3. 从整个城市的角度考察 聚集的利益主要是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前面我们已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聚集的成本包括：（1） “门槛”成本门槛成本与规模经济紧密相联与规模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投资往往具有“大批量”倾向，即需要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这就是所谓的“门槛” 成本 “门槛”成本是聚集成本的一个重要内容2）外在成本或外部成本外部成本指当一些企业或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其他企业或家庭的生产或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时，后者为克服这些负面影响所需承担的费用或福利损失3）疏解成本当门槛成本难以逾越时，集中过程将难以为继，会有部分居民和企业从该城市迁出疏解成本包括迁移过程中居民和企业支付的搬迁费用及迁出该城的机会成本，以及政府承担的为居民和企业迁移提供各种条件所付出的成本二、最优城市规模的现实决定 以上从理论上讨论了最优城市规模问题，说明由于考察角度的不同，使得对成本和效益的确认产生分歧。
这里再引入一些现实因素，即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或条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1．城市的内部布局 城市的内部布局主要是指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即不同功能用地在城市内部的配置状况 城市的内部布局对成本与效益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影响 首先，内部布局状况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外在成本一座布局良好的城市，不同用地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减至最小，从而减少由这种相互影响所带来的外在成本 其次，内部布局还影响通勤成本过于分散的内部布局，延长了通勤距离，增加通勤的货币成本（空间成本） ；而过于集中的内部布局，又会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造成交通拥挤和道路堵塞，使通勤的时间成本上升2．城市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城市规模的一个决定因素 首先，一定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城市发展 （规模扩张）所需资源的可获得性 其一是土地资源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迟早会反映在用地规模上，而城市扩大建设用地往往要受周围地形或其他因素的限制这些限制因素或者是不可克服，或者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才能克服 其二是水资源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离不开水城市规模过大，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水资源的承受力，就会导致城市供水不足，直接影响城市的经济效益，使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下降，而且供水成本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步上升。
其次，地理位置还意味着城市的通达性和开放性，这主要是由交通条件决定的 考察城市的发展史，绝大部分城市的兴衰，总是和交通条件的改变密切相关的如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都是因为上居江河入海口，下临海洋，地处水、陆、海洋运输的中枢地位地处内陆的石家庄市，随着京广、石德、石太等铁路线的修建，从小城市成长为特大城市 交通条件对城市规模巨大的决定作用，源于它能改善城市的通达性，使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 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生活所依赖的交通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改变着城市面临的交通条件，造成一些城市的兴起和另一些城市的相对衰退如津浦铁路的修建引起了蚌埠的兴起和原来依靠运河而繁荣的淮阴的相对衰落3．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和前面提及的各种资源条件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支撑基础，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容量规模容量，是指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内由上述因素所决定的能够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实际的城市规模超过规模容量时，会导致一系列的“城市病”，从而降低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而要克服这些“城市病” ，则必然要跨越门槛成本 应该指出的是，基础设施对城市规模的制约作用，不仅表现在总量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结构方面因为城市基础设施是由许多个小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系统，即使在一个小系统里面，也存在性质不同的各类基础设施，所以，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基础设施之间，必须相互配套、协调发展，否则“短边规则” （木桶原理）将起作用。
4. 现实因素还有很多，如城市性质、城市经济结构等很多研究者从这些现实因素出发，建立起他们认为确定最优城市规模时应有的参照系 如前苏联建筑专家巴朗诺夫的参照系包括五个因素：生产性质、自然条件、规划布局、服务设施、建筑工业化而前苏联经iiPRK0.9350iiPR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参照系包括八个因素：城市在国民经济职能上的特点，人口的构成和发展趋势，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城市的经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城市在该地区居民分布体系中的地位，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市政事业的经济性，卫生方面的要求 在实践中，从某个参照系出发，通过技术经济论证得出的城市规模一般被称为合理的城市规模 中国的城建专家认为，确定城市合理规模，必须建立三个合理的结构，即合理的城市经济结构、城市人口结构和城市用地容量及其结构，以便同时兼顾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确定合理城市规模的步骤： 首先，调查分析城市的发展条件及其在全国或地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发展条件主要指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建设条件、历史发展特点、现有基础及存在问题等 其次，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及其自身发展条件，确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特别是确定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结构。
再次，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方法测算城市的环境容量和用地容量 最后，通过综合平衡，对不同的发展规模方案进行比较，均衡得失，确定合理的城市人口规模 过程如图 3-2 所示 图中，经济观点、社会观点、生态观点分别指要符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区域观点则是指从区域的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分析区域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体系的合理布局，在明确本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确定其合理规模即城市的规模是否合理，除了从自身的条件来加以确认之外，还必须从整个城市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 事实上，由于人们对单个城市的合理规模（最优规模）的认识千差万别，因此，对最优城市规模的探讨逐渐转变为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研究第二节 城市规模分布一、 “位序－规模”分布（Rank-Size Distribution） 从 20 世纪初开始，人们便对一个城市的规模与它在国家所有的城市中按人口规模排列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1. 1913 年，F. 奥尔巴克通过对 5 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数据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规律性这种规律就是“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其表达式为： 式中， 是某个城市 i 的人口规模， 是所有按人口规模排列的城市中 i 城的位序，K 是一个常数。
该式表明，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它所处的位序的乘积恒等于某个常数2. 1925 年，A.洛特卡又发现了如下关系式： 这个关系式中， 和 和的含义均和上式相同，K 在这里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即 500000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个式子允许位序变量上有一个指数它对美国 1920 年排在前 100 位的城市规模分布的拟合效果优于前式，这正是 A.洛特卡的贡献所在ii RKPlgllgmmPkT3. 1936 年，H.辛格给出了关于“位序－规模”分布的一般性关系式：或式中， 是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 是位序变量的指数 第一式实际上是对进行对数变换后的城市规模和对应的位序进行回归分析，等价于 y＝a＋bx 形式的一元线性回归回归得到的结果 a（即 或 ）和 b（即 ）以及相关系数 R 都有分析意义 回归得出的相关系数 R 越大，说明该体系越符合 “位序－规模” 分布；如果相关系数不够大，则很可能是首位分布类型，或者在高层次有多个中心并存或别的特殊类型 a 值的大小在座标图上是回归线的截距，反映了首位城市的规模 b 值是回归线的斜率，当∣b∣＝1 时，这种城市规模分布就是标准的“位序－规模”分布；当∣b∣＞1 时，说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高位城市比较突出，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