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视野下张爱玲《金锁记》的异国之旅.doc

译介学视野下张爱玲《金锁记》的异国之旅 刘曌龙 威海市第一中学 摘 要：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在国内发表后广受赞誉, 张爱玲本人亦对其视若珍宝, 先后对此小说进行了英文改写和翻译, 以期在异国能引起同样强烈的反响但令其始料未及的是, 《金锁记》在异国却备受冷遇, 命途多舛译介学中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理论可以用来阐释导致《金锁记》国内外截然不同的命运的原因, 同时为新时期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关键词： 译介学; 张爱玲; 《金锁记》; 自译; 作者简介：刘曌龙 (1987—) , 男, 山东烟台人, 威海市第一中学教师, 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张爱玲是才华横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之一, 甚至被认为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志清 2005:254) 其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及文学评论近年来, 国内对张爱玲的研究已蔚为壮观, “张学”已渐变为一门显学, 而张爱玲本人作为译者的身份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金锁记》是张爱玲的成名小说之一, 该作品创作于 1943 年, 发表后广受赞誉, 被誉为“中国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 (傅雷 2004:9-10) , 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夏志清 2005:261) 。

1955 年, 张爱玲赴美后对《金锁记》进行了英文改写1956 年, 其最早的英文改写本 The Pink Tears 却遭到出版商退稿, 之后其改写本一直未能在美国出版1967 年, 该小说的另一个改写本 The Rouge of the North 才终于由英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 可是外国读者的反应却较为冷淡1971 年, 张爱玲接受夏志清的邀请, 把《金锁记》翻译成The Golden Cangue, 并收入到夏志清、刘绍铭合编的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当中, 这为《金锁记》的异国之旅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由此可见, 张爱玲的《金锁记》的异国之旅道路坎坷, 饱受艰辛, 与其在国内的“大红大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不禁令人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学翻译活动中这一特殊的现象?笔者拟运用译介学的相关理论对张爱玲《金锁记》的异国之旅进行阐释, 进而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异域传播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1 译介学及其相关理论译介学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谢天振教授提出, 它“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 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 对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 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

它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是翻译 (主要是文学翻译) 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谢天振 2013:1) 译介学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使研究者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文本, 还会探讨到译本以外的诸多因素, 像译入国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译介者、赞助人等译介学是一种描述性研究 (descriptive research) , 对已经发生、存在的文学翻译现象进行研究, 翻译已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行为, 更是社会、文化行为这种研究将翻译置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 研究各种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 更进一步地揭示了翻译现象的本质, 同时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 (刘为洁2009:134) 译介学的相关理论, 可以用来对影响《金锁记》译介传播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2“创造性叛逆”和《金锁记》的异国之旅“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理论的基础 (谢天振 2007:69) 法国文学家埃斯卡皮最早提出了“创造性叛逆” (creative treason) 这个术语, 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埃斯卡皮 1987:137) 创造性叛逆特别适用于文学翻译, 因为文学翻译首先具有创造性, “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 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茅盾 1984:1) 。

因此这就要求翻译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具备美感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性语言, 能够使译作在另一个新的环境中获得生命同时文学翻译也具有叛逆性, 这首先表现在译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对原作做出一定程度的背离2.1 译者张爱玲的“创造性叛逆”The Rouge of the North 是张爱玲对其《金锁记》所进行的改写, 其本质是“具有双语能力的作者在异族语背景下对自己作品的一种特殊翻译现象” (游晟朱健平 2011:46)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新奇瑰丽,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在 The Rouge of the North 和 The Golden Cangue 中, 张爱玲对自己母语原作中新奇的词句及表达视若珍宝, 不忍丢弃, 她的译法是严格的直译, “字眼扣得准, 行文流畅, 绝不采用英美俚语, 以免造成化华为夷的印象” (林以亮2001:42) 因此《金锁记》的两个英文文本中保存了大量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象, 给西方读者造成了一种强烈的陌生化效果, 张试图让西方读者通过自己的译文了解东方独特的人文风俗和美学特点, 以下试举几例:1.Bride, have some dzao dze and gwei yuen.Dzao sheng gwei dze, give birth soon to a son who will be a high of fi cial. (Chang, 1967:26) 对应中文:新娘子吃枣子桂圆, 早生贵子。

(张爱玲, 2003a:19) 张爱玲对“枣子”“桂圆”“早生贵子”这些具备中国文化意蕴的词汇, 并没有简单地采取地道的英语表达, 而是先用威妥玛拼音音译, 然后再进行意译补充, 这表明张爱玲在其作品改写翻译中, 着力传播和西方迥异的东方文化, 甚至不惜采用“中式英语”, 同时, 张爱玲在这个例子中也一定程度上兼顾到西方读者群, 通过补充翻译等手段, 让西方读者理解其译文2.Since the two did not get along, Chang-pai again went strolling in“the streets of flowers and the lanes of willows.” (Lau et al, 1981:551) 对应中文:夫妻不和, 长白渐渐又往花街柳巷里走动 (张爱玲, 2003b:33) 这是张译文中采取直译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花街柳巷”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的是“妓院”的委婉表达, 相当于西方的 red-light district, 可张爱玲为了保存原作的中国文化意象, 采取了严格直译的方法, 翻译为 the streets of flowers and the lanes of willows。

且张未加任何的补充和注释, 西方读者读到这里, 不免会认为长白是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这会导致文义不通, 影响译本的异国之旅3.“...A girl I dug out my heart and liver to train, as it were, she shouldn’t have no takers as long as she’s not scarred or pock-marked or blind...” (Lau et al, 1981:553) 对应中文:“……照我这样扒心扒肝调理出来的人, 只要她不疤不麻不瞎, 还会没人要吗?……” (张爱玲, 2003b:36) 这是张爱玲采取严格直译的另一个例子汉语中“扒心扒肝”的意思是“努力, 下大力气”的意思, 可是如果像上文那样, 单单直译而不加说明注解, 对西方读者造成了较大的理解难度不疤不麻不瞎”是指“身体无缺陷, 无残疾”, 而张爱玲仍然字对字进行了直译, 同样不加任何的说明注解, 这无疑会给西方读者设置大量的文化障碍, 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 进而影响小说的异域之旅《金锁记》无论是其英语改写本 The Rouge of the North, 还是其自译本 The Golden Cangue, 张爱玲都采用的是严格的直译方法, 试图向西方读者传递东方文化意象和美学特征。

其在英语译文中对中国文化意象、语言的保存和直译, 体现了其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而其在译文中大量地使用严格的直译, 造成一种强烈的陌生化的效果则是一种“叛逆”, 这会让译文的可读性和理解性随之降低, 影响了《金锁记》的异域传播2.2 西方读者群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 当译者把自己的译作呈现给读者后, 读者又会以自己的方式, 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 调动自己的人生体验, 去加入这个再创造过程中, 由于读者的参与, 创造性叛逆变得更加丰富, 更加多姿多彩 (谢天振 2013:127) 从张爱玲《金锁记》的英文改写本和自译本来看, 张爱玲采取严格直译法而使用的近乎中式英文的表达方式, 导致西方读者群在阅读时由于大量相关文化知识的缺失而困难重重, 无法调动自己的背景知识, 无法积极参与到和译文的互动对话中, 这使得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参与性和创造性都受到了压制因而张爱玲的英文译文无法超越她的中文原文, 无法在西方读者群中引起同样的强烈的反响, 《金锁记》的“西游记”也就举步维艰另一方面, 当时张爱玲所面对的西方读者群正处在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中期, 经历了战争的创伤, 这些读者希望能从东方文化中来寻找慰藉, 以此拯救西方所面临的巨大精神文化危机。

可是, 无论是 The Rouge of the North 里的银娣, 还是 The Golden Cangue 里的曹七巧, 都是张爱玲对人性阴暗、自私面的揭露, 是对旧中国道德文化的谴责和批判, 这类题材显然与读者的期待相距甚远, 让读者原本的美好期待化为泡影, 因而西方读者群对《金锁记》的题材并不感兴趣, 甚至反感, 读者群中也就此形成了一种的阻力, 影响了《金锁记》在读者群中的传播《金锁记》的改写和自译本中, 无论从语言结构还是题材方面, 都无法和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相融合, 读者的“创造性叛逆”非但不能积极参与到文学翻译的传播过程中, 反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抗式的阻力, 西方读者群的“创造性叛逆”是影响《金锁记》异域之旅的一个关键因素2.3 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当文学作品被译者介绍给出乎预料的对象阅读, 这些对象的文化环境甚至时代都与译者原先心中的特定对象不同, 于是“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 (谢天振 2013:129) 当时的美国政治环境极其恶劣, 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峙。

50 年代以来, 麦卡锡主义肆虐, 大批进步人士遭到迫害, 美国文学界受到政治运动的极大影响, 许多在 30 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作家评论家都改变了先前的立场, 以此逃脱政治迫害的腥风血雨这种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对《金锁记》的异国传播无疑是非常不利的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看, 美国文化在当时是一种强势文化, 自诩其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美国一直都通过文化输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弱势国家, 对于弱势国家的文化则进行压制, 并且对来自弱势国家的译作语言提出了要求:“译文的语言读起来流畅, 译文中语言或风格的无甚特殊之处, 译文看似透明的, 给人的印象是译文反映的是外国作者的个性和意图, 或者是外国文本的本意译文不像是译文而像是原文, 只有这样的译文才能得到大多数出版商、书评家和读者的接受” (Venuti 2004:1) 而《金锁记》的英语改写本和译文恰恰逆此而行, 具有鲜明的语言特征和异域风格, 与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这就注定《金锁记》的英文版本首先不可能得到西方社会的“权威部门”的认可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中, 在单一高压的意识形态下, 美国出版商对外来文学作品进行严苛的审查, 杜绝与主流意识相悖的作品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