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性别观念差异的思考.docx

    中西性别观念差异的思考    〔Summary〕 女性主义研究客观上推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意识的强化，但女性主义本身作为西方文化思想运动的一部分，它所提出的倡议与口号始终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有着性别观念上的矛盾，而矛盾的源头则来自于中西哲学精神的差异——“道”与“本体论”的根本区别，以及“一体”与“两分”的形态差异如果不能将女性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环境结合起来，女性主义不仅不能实现它本身所试图达到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会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一些境外势力所利用因此厘清中西性别观念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哲学根源和思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看清目前在中国流行的女性主义观念、口号和“行动”背后的根源，从而摒除一些不符合本土文化精神的概念和逻辑，同时吸收一些符合本土现实需要的思想，以推动女性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创新〔Key〕 道；本体论；一体性；二元对立；关联性思维；分离性思维；损劣益优；理论创新〔〕C91368 〔〕A 〔〕1000-4769（2014）04-0112-05〔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2011XWD-B0304）〔作者简介〕王虹，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四川成都 610041。

当下中国各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活动，在引起社会哗然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这使得刚刚开始发展的女性主义思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质疑客观地说，这些女性主义实践毫无例外都照搬了西方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借助于本民族和本土文化的表达方式，也没有考虑到本土的文化思想语境如在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从2012年广东的“占领厕所”，到2013年的“反骚扰”及年底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北外女生的“阴道独白”，再到最近广州大学城女学生裸体抗议就业性别歧视等活动这些女权主义行动者的表达和诉求，其刻意的暴露性语言和行为，就是西方女权主义用来抨击男权压迫的方式之一但当这种方式被直接嫁接到中国女权主义行动中来，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和震惊，甚至触发了部分人对整个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反对情绪这些负面影响绝不是通过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申能够消除的，因为女性主义理论本身作为舶来之物，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就有差异，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差异的源头，就不能客观地认识女性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女性主义是从启蒙时期开始的西方思想潮流之一，它植根于西方哲学的核心精神“本体论”之中，而中国则是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历史、文化和思想系统的国家，其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都与西方传统不同，因此需要从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根基处重新认识性别观念的根源，厘清一些概念和认识，从而找到符合中国文化传承和具体社会环境的女性主义道路。

一）从哲学理论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在于“道”在道家思想方面，道家经典《老子》中的“道法自然”就是以“道”为核心来进行学理阐发的在儒家思想方面，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上》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道”落实到形而下的人生则为“德”，“仁、义、礼、智、信、忠、孝”就是“德”的具体内容仁”为众德的总归，它涵摄了人的一切美德善行；“礼”为众德的规范和表现；“忠”、“孝”为众德表现出的国风和家风《论语·述而》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儒家思想富有实践性，而它的形而上追求的是“道”，形而下追求的则是“器”与“德”，因而道家和儒家思想对“道”的含义有不同的侧重如果说道家思想看重的是自然规律的“天道”，那么可以说儒家思想看重的是社会生活的“人道”在佛家思想方面，“道”指的是进入涅槃（脱离烦恼，自然无碍）、大彻大悟、佛的境界，《俱舍论·二十五》曰：“道义云何？谓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中国哲学之“道”虽然也是抽象的概念，却不是像西方哲学“本体论”那样脱离现实存在的某种最高原理老子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这个描述里，似乎能够通过前三句推出“道”是超然于世的本质性的概念，然而最后一句“道法自然”却认为“道”必然效法或遵循自然，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是要遵守自然规律的。

这样一来，“道”就不是可以脱离万物独立存在的永恒的、绝对的终极实在，而是与万物为一体的规律本身曾子转述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2〕“忠恕”是“道”落实到人生的具体表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爱人、推己及人而全其“天道”之公道法自然”、“忠恕仁德”求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与西方本体论的二元对立结构迥然不同，而相异之处，正是自然之“道”进入到一种连续性的过程中，呈现出有序的发展态势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论述从来未曾像西方本体论那样将“道”视为与“理念”、“神”、“上帝”、“物自体”、“绝对精神”等与现实脱离的先验实在，而是把“道”放在现实之中去体察和认识，纵使有着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与“德”的区分，但一直以来都持有“道不离器”、“道不离德”的观念和态度作为西方哲学核心所在的“Ontology”（“本体论”，或译“是论”、“存在论”）具有最普遍知识的性质，进而具有第一原理的地位在哲学的其他分支和其他知识的关系上，本体论具有决定性的统摄作用本体论”起源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柏拉图的哲学将世界分作三个等级：理念世界、感性世界和艺术世界。

理念世界就是理性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永驻不变的永恒世界，而后两个世界则同属于现实世界，没有自身的独立性，而且都依赖于理性世界理念被认为是一种超验的实在，作为纯粹原理与现实世界（感性世界与艺术世界）脱离甚至对立起来，理念是本质，现实世界被视为现象这种划分在柏拉图之后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无论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的“神-现实世界”、中世纪时期的“上帝-现实世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永恒人性-现实世界”，还是启蒙主义后期康德提出来的“物自体-现象界”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现实世界”在这些划分中，前者都是被定义为“绝对的、完美的、纯粹的和永恒的”存在，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超验的实在，不依赖任何事物而存在西方文化根据各种事物和这个超验实在的关系，建立起了二元对立的逻辑体系，出现了诸如光明-黑暗、灵魂-肉体、男性-女性、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理性-感性、文化-自然、个体-群体、个人-社会等等系列的划分与对立 不难看出，“在‘上帝模式主宰的西方宇宙观里，完善的人成为上帝的同类：即上帝与尘世、存在与生成、精神与肉体、实在与现象、真理与谎言等二元对立中的一个方面”〔3〕这种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也直接导致了相应的性别观念——男性被认为是和纯粹本体更为接近的性别，被划分到超验存在的这一序列中，而女性必然被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体系放入到与男性对立的另一序列中，在这一序列里，女性与自然界等混在一起。

而在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中，更多的时候是以不分男女的语言来描述的，比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其“阴”、“阳”的说法不仅挣脱了所谓男女性别概念的束缚，而且从整体角度强调阴阳的调和及其相互作用，从而呈现出纷繁微妙的现实世界由于这种“本体论”和“道”的差异，中国性别概念中的女性概念一直不是作为二元对立结构中进行论述的对象，因此当女权主义者直接照搬西方二元对立性别观念诉求模式的时候，引起国人的不解乃至反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二）从思维方式来说，追求和谐统一的中华文化与追求个人意志的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特点是“一体性”，而西方哲学思维的特点是“两离性”一体”意味着“中国哲学并不把世界描述为分离的两个，哲学的精神——道也不游离于我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之外”〔4〕而“两离”作为西方哲学的特点，则意味着有分离的两个世界——可感的、经验的世界和不可感的、超验的世界，这种划分是由本体论造成的，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倾向于建立对世界的情景化（整体化）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个人”、“家国”、“天下”、“自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而对各种事物的探讨是从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整体环境的角度入手的，而不是以“本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的方式，即先将事物进行分割，再抽象地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的传统中从来还没有脱离我们的世界，专事概念的逻辑演绎的思考习惯而这一点却是本体论的特点，并因此而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形态的特征”〔5〕在性别意识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不同：西方性别意识在本体论思想和形式逻辑的影响下，强调性别的二元对立，而中国的性别意识则从整体的方面强调阴阳的调和，最终追求也是一体性因此，“在以‘道为模式的中国的‘非宇宙的宇宙观中，完善的人与‘道相关联，他拥有阴阳两极间的所有互补特性：即天与人、知与仁、知与行、体与用、心与身、行与言等双面互补”〔6〕与之相反，“就西方文化总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性（sexual）差异倾向于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差异被认为决定了性别（gender）差异”〔7〕西方这种性别二元论是建立在男女两性自然差异基础上的对差异的“异化形式”——“在这种形式当中，权力通过贬低和疏离来诠释和建构了差异〔8〕性别差异原本是自然的性（sexual）差异，然而权力（私有制和男权）通过割裂和对立两性，并贬低两性中的女性方面，建构起了社会性别（gender）的不平等和对立，在二元论下，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都被固定在了概念体系的范围内。

正如薇尔·普鲁姆德所说：“二元论是一种分离和支配的关系，它被镌刻于文化当中，并以极端排斥、疏离和对立为主要特征〔9〕这样，二元论作为等级关系的文化表达，它使得性别平等和共同性成为了不可思议之物与之不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修、齐、治、平”（《礼记正义·大学》）的“治世”是一个整体，道家“修之于身、家、乡、邦、天下”（《老子·五十四章》）的“治身”是一个整体，佛家“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六祖坛经·坐禅品》）的“治心”也是一个整体治身”、“治心”合于“治世”，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从人性完善的目标出发，阴阳和合，实现个人修养，身心与理性并存；内敛外射，投向和谐统一的整体世界正如安乐哲所言：“儒、道美学把那些被西方传统分为所谓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所有特点视为建立在人性连续统一体之上的相互依存的范式，而不以性别为参照……这种模式并不导致排他性，即人性的完善优先于男性和女性的区别〔10〕其次，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与西方传统哲学“分离性思维”（“原子论思维”）的不同一方面，“儒家观念中最主要的美德‘仁，就强调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1〕同时，儒学立足于人的自身修养基础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强调的则是人的修养与治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这种“关联性思维”在《礼记正义·大学》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673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天下—国—家—身—心—意—知—格物”是为“仁、义、礼、智”四端植根于心（《孟子·公孙丑上》）的“内圣”；从“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是为“光被四表，格（至）于上下”（《尚书·尧典》）的“外王”，它们相互关联，互为融摄，“内圣”为“外王”而修，“外王”为“内圣”所发在这种关联性的强调中可见中国哲学思想对“同一”的追求不过这种“一体”的意思是“连续”乃至“创造”而不是“等同”，正如道家的“道生一”，“一”是（包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