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老舍短篇小说创作的个性化特征.docx

    论20世纪30年代老舍短篇小说创作的个性化特征    陶文兰（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Summary：20世纪30年代是老舍创作的高峰期，而短篇小说是老舍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部分本文分别从通俗性、现代性和革命性三个方面分析老舍在这一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个性化特征Keys：老舍；短篇小说；个性化I207.42 ：A ：1673-2596（2011）01-0091-0320世纪30年代对老舍来说不仅是他思想的成熟期，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期老舍1930年自回国后先后被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聘为教授1930~1937年时期的老舍，由于工作稳定，生活美满幸福，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写了《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和创作经验论文集《老牛破车》、《文学概论讲义》等在报刊上还发表了许多杂文、散文、新旧体诗和翻译作品这7年间，老舍从一个“五四运动的旁观者”经历了5年的国外生活和西方文学的洗涤回国后，开始逐步融入国内环境，思想达到成熟抗战全面爆发后，一直爱国情深的老舍毫不迟疑地南下参加抗战，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

尽管这一时期事务繁忙，老舍依然坚持创作，于193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火车集》和话剧剧本《残雾》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老舍对国事的忧思、对文化的焦虑、对平凡人生悲剧的展示，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创作技巧开始多样化，在他的教学经验中开始有了文学理论认识，《骆驼祥子》、《月牙儿》、《微神》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高峰老舍的4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有3部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由于老舍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是一边教学一边创作，不仅有自己的文学理论见解和主张，更在实践中应用，突出了与同时期作家相比较的独特性而短篇小说最能体现老舍的创作技巧，在他看来短篇小说“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题材”[1]老舍的短篇小说是展示他叙事技巧的精华，是他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樊骏在《老舍的文学道路》一文中这样称赞老舍：“他的短篇，从取材到表现手法，都比长篇创作中有更多的尝试和开拓王润华在《老舍小说新论的出发点》的序文中强调，老舍是一位像艾略特、康拉德那样不仅有自己的作品而且有自己的创作理论的大作家他所写的大量文学批评文章中，所推崇的中西作家、风格、主题、技巧，往往是他自己所要求与创作的模范[2]。

老舍的短篇小说，不仅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叙述技巧，而且也实践了他个人对文学理论的见解因此，对老舍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研究尤显示出其中的价值所在一、故事和人物的通俗性文史学家郑振铎最早指出老舍短篇小说的传奇性，并得到老舍的认同：“郑西谛说我的短篇小说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无论他是警告我，还是夸奖我——我以为是正确的[3]在西方文学中，“传奇”指以冒险惊奇事迹为要素而构成的故事在中国，传奇故事是通俗小说中的一种，具有较强的故事性老舍曾说过：“大多数的小说里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想要写小说，似乎也该先找个故事[4]作者在创作时即是在写故事或说故事，如《月牙儿》讲的是母女被逼为娼的故事，《微神》讲的是爱情悲剧的故事，《老字号》和《新韩穆烈德》讲的是在社会转型期新旧经营方式的较量、老字号商铺破产的故事，《断魂枪》讲的是神枪手沙子龙在新式武器手枪大炮盛行时低调收枪不外传的悲凉故事，《兔》讲的是曾经的男扮女装的戏子被人戏弄的人生，等等这些作品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通俗性这种通俗性还表现在他的叙述方式上老舍将他的短篇小说分类，有自己亲身经历的，有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有先有观念再构思的故事。

根据素材的来源，老舍把一部分小说以说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柳家大院》中一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结果，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事情可不能由这儿说起，得打头儿来先交代我自己吧，我是个算命先生”这种叙事口吻全是在讲故事，很有“且听我来分解”之意老舍明确表示：“我们写小说的动机，有时候不是源于有个故事，而是有一个人或几个人不过无论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人与事总是分不开的[5]老舍故事中的人物往往是被关注的对象，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短篇小说简直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长廊，三教九流，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市民社会如《断魂枪》中的沙子龙，《上任》中的尤老二等都是些“江湖人物”，《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宋凤贞、《月牙儿》中的“我”、《兔》中的小陈等是妓女和戏子，他们都是民间通俗文艺中描写的对象正如老舍所说：“文学创作就是要创造人，世界上本没有这个人，但是文学家能把它创造出来作家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创造人，即写人，就像上帝一样，上帝创造人，作家就是创造人的[6]老舍笔下的人物都是些不为世人关注的小人物，在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忙于苟同于时代，把笔锋转向中上层有觉悟的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身上时，唯老舍对民间通俗文艺进行雅俗融合，选择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小人物并予以典型化，以独特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一个别样的底层社会。

二、叙述技巧的现代性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在题材上抓住了人物和故事的通俗性，但在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上却突出了现代性的手法老舍青少年时期在末世旗人圈中长大，成长过程中继承了旗人对艺术生活的热爱，对评书、相声、鼓戏等非常熟悉，而且读书的兴趣所在也是一些通俗小说在英国期间，老舍熟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充分开拓了他的文学视野回国后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注意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技巧，并自己著有《老牛破车》、《文学概论讲义》等理论性著作他的短篇小说在叙述方式上融合古今中外的叙事技巧，可谓独树一帜，彰显了其现代性的技巧和大师级的笔法尤其是在老舍熟悉了狄更斯和康拉德以后，吸收了狄更斯的以市民为叙述对象的思想和康拉德的忽前忽后的情节安排以及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叙事重点兼顾了人物心理这些也正是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在题材上注重了通俗性，人物上大都是底层市民形象，情节安排上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又在叙述方式上不落俗套的原因老舍在《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一文中推崇康拉德说：“无疑的，康拉德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他是由故事，由他的记忆中的经验，找到一个结论这结论也许是错误的，可是他的故事永远活跃地立在我们面前。

[7]康拉德具有一种赋予平凡故事以传奇色彩的天才能力，这对老舍的小说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在叙事方式上，老舍小说的开头大多如说书人一样先把人物或故事结果交代清楚，设置悬念，给读者一个总体印象，然后再慢慢道来如《黑白李》中，一开头就把黑李白李俩兄弟介绍给大家：“黑李是哥，白李是弟，哥哥比弟弟大着五岁这样，无疑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哥俩的故事，把塑造人物设在了首位《柳屯的》在结尾部分把人物的下场和结局交代清楚，具有首尾呼应的特点在《柳家大院》中，叙述者又以一个算命先生的视角展开叙述，把老王家的小媳妇的悲剧娓娓叙来老舍在叙述人称上根据自己要表现的侧重点又有分类，分别有：“我”述“我”；“我”述“他”；直接用第三人称以讲故事说书的形式表现出来老舍短篇小说的创作路子主要有两条：一是先有事实，然后根据事实确定思想进行创作；二是，先有观念再叙述故事，来凸显“人”或“事”，来表达某种观念或思想在《月牙儿》、《阳光》、《我这一辈子》中，采用了全知叙事，更容易捕捉人物的心理；并结合象征、意象等手法，把人物心理和景物联系起来，揭示出黑暗社会对人物心灵的毒害《月牙儿》中通过景物描写渲染气氛，透视人物内心，以“月牙儿”的凄切和圆缺与主人公“我”的悲痛联系起来，不仅这种第一人称对心理描写比较便利，且环境的描写渲染了悲剧气氛，给人以震撼力。

在《我这一辈子》中，则主要从社会环境出发，揭示北京底层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老舍在揭露时代黑暗同情人物的遭遇与命运的同时，呼吁出改造社会的必要，借《我这一辈子》中的主人公喊出：“我还笑，笑我这一辈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8]《月牙儿》、《微神》、《阳光》等小说都使用了象征主义的写法这些作品里出现的“月牙儿”、“小绿拖鞋”、“阳光”等都是主人公的“心觉”，情感的象征物，它们的变化随着人物的心情而变化《在大悲寺外》、《歪毛儿》、《牺牲》、《兔》等作品采用了“我”述“他”的方式，由于有了“我”的参与，有了限制性视角，而“我”不知道或不在场的部分又通过“他”之口叙述出来这种叙述方式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巧妙地给故事设置了悬念30年代的老舍，随着创作手法和思想的成熟，把幽默逐渐收回到严肃的讽刺上来由初期的《抱孙》、《马裤先生》、《开市大吉》等单纯的搞笑故事上升为含泪的讽刺，如《善人》、《火车》、《牺牲》等他将笔触深入到黑暗的角落，以嬉笑轻松的形式表现可恶的奴性和国民性的普遍心态三、思想内容的革命性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盛行，革命文学当道，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的老舍是位独立特行的作家，在校园深处独自坚持着自己的个性，处于时代的边缘。

然而，老舍的这种个性并未与社会脱节，他始终以独有的方式“革命”着，以至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老舍毅然舍掉年迈的母亲、病弱的妻子和羸弱的孩子南下，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抗战前线去在他的早期作品《赵子曰》中，他就借李景纯之口说：“打算做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做起学银行的学好之后，便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同样，教书的、开工厂的和做其他的一切职业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设若指着吹气冒烟，脑子里空空如也，而一个劲说革命，那和小脚娘想到运动会赛跑一样，无望，梦想！”[9]比起有些人高声呐喊呼吁革命而言，老舍一直以他自己的方式“革命”着，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深切的在《新时代的旧悲剧》中，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在“新时代”的冲击下分崩离析，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在《阳光》中，通过一个阔家小姐的生活堕落，表现了国民党权贵的卑劣无耻及官场腐败老舍在批判社会的同时，开始抨击时政这正是当时左翼文学的基本特色之一只是老舍更关心的是国民的生活和生存形态，如《新韩穆烈德》、《老字号》、《断魂枪》都深刻表现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以及由此造成的国民经济、文化和民族危机感。

这和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等有异曲同工之效在《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写出了下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市民的悲惨生活这种含泪带血的文字充分显示出叙述者对社会对国民的深切的理性思考以至于在《哀启》中，车夫老冯的儿子大利被五个亡国奴撕票后，老冯悲痛欲绝，索还了血债，并在抗争中醒悟：“咱们要是早就硬硬的，大利还死不了呢！”这充分显示出下层人们的觉醒《黑白李》中的白李，《月牙儿》中的新爸，《新时代的旧悲剧》中宋凤贞的弟弟龙云等等，都从侧面描写了革命者形象正如老舍所说，青年们只要有点知识，有点血气，哪个不想革命？只是他在“五四”时期作为一名小学校长，为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参与“五四运动”；在“大革命”期间，老舍又远在英国老舍恪守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在那个以写革命题材为流行的创作环境下，默默守在被革命遗忘的底层社会，以他熟悉的人物、故事和社会，表现他特有的思想他以自己的创作理论和方式表达着独有的爱国忧民思想：“我们应记住，要描写一个人必须知道这个人的一切！”“这个教训是要紧的：不冒险去写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10]老舍的思想和他创作的独特性，与他的成长经历和接受世界伟大文学的阅历不无关系。

20世纪30年代的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抒发情怀，感悟人生，抨击社会，忧国忧民，并在创作过程中悟出自己的文学理论，这些在他那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