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时煃时期的福建教育.docx

    程时煃时期的福建教育    陆爽[摘 要]辛亥革命之后，福建省政局持续动荡，教育事业也是满目苍夷直到1928年6月，福建省政府宣告成立，闽省教育才逐渐步入正轨江西教育家程时煃在1928年8月至1932年12月间担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基于相关史料，本文对这一时期福建教育所取得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客观与完整地了解民国时期福建教育的基本状况[Key]民国时期；福建教育；程时煃辛亥革命之后，闽省政局动荡，晚晴旧官僚、各派军阀轮流把持福建政权，“统治者像走马灯一样更换”（1），而教育行政机构也在这动荡的局势之中随波沉浮，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福建历任教育行政首长便达13人之多（2）机构历经改组，教育经费逐年递减，欠薪索薪年年发生直至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入闽前，福建政治始终掌握在军阀手中，各派军阀混战不止，盗匪横行，经济不振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入闽后，国民政府尚处于军政时期，未立即成立省政府1928年6月，军政时期结束，全国进入训政时期，正式成立省政府，成立福建教育厅，任命黄琬为厅长但闽省政局仍然未定，而且“财政仍未整理，教育费亦未增加”（3）1928年8月，福建省政府改组，聘江西人程时煃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程时煃，字柏庐，江西新建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大夏大学教授自1928年8月开始，至1932年12月卸任，程时煃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成为了影响福建教育的关键人物一、程时煃时期福建教育的发展程时煃上任后，对福建省教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为之后福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了基础一）教育经费的独立1928年6月，福建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会议，编制预算时，教育费仅占百分之八左右，黄琬提议增至百分之十，会上相持不决，后时任财政厅厅长的陈培锟提议削减财务费以补教育费之不足，预算案方才通过（4）1928年8月，省政府聘程时煃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0月，程时煃赴闽履新，发表《告福建教育界同人书》，决心从精神与物质两端对福建教育进行救济精神上，呼吁破除派别之成见，转移学风，鼓舞士气；物质上，程时煃认为省教育经费至少应占全省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县教育经费至少应占全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5）同时发布实施三民主义教育、宽筹教育经费等福建教育厅行政方针十六条为保证十六条施政方针的顺利施行，履新仅一月，程时煃便提出教育经费独立案并获得省府通过，指定由盐税附加税项下划拨教育专款，比例则占全省地方费的百分之十六，总额从1927年的60余万元增至144万元（6）。

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与总额虽然同江苏等教育大省仍相距甚远，但此时全国也仅有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寥寥数省实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7），福建跻身其中，领先全国，不能不说是程时煃靠“卓拔之识见，与坚毅之精神”（8）所推动的，也使得“今后吾闽教育之设施较有凭借，教育之生活较有保障”，“其于整顿学风，砥砺学术，裨益不浅”（9），为福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二）完善地方教育行政1927年上半年以前，各县的教育行政机关为县教育局，随后各县由于经费支绌，撤销县教育局，地方教育工作归由县政府教育科办理，而县政府对于地方教育少有努力者，对于教育事业，或表面热心实则敷衍，或干脆漠不关心程时煃上任之后，考察福建教育行政，认为“非设立专局不足以谋发展”（10）遂向省政府提议恢复县教育局，1929年3月，各县改科为局，并拟定各县教育局经费支给标准，一等县伍佰元，二等县四百五十元，三等县四百元这笔经费由省库按照规定补助二分之一，其余部分由所在县教育行政费项下划拨同时修订公布《福建省暂行教育局规程》、《县教育行政委员会》等文件，规定教育局长由原任教育科长经考查成绩优良者、考试及格人员见习期满者、经厅办行政人员养成所训练学识经验相当者充任。

经过一番整顿，到1929年，福建六十四县除尤溪外均已成立教育局三）开展督学视察福建教育厅原本设有督学七名，负责巡查各县地方教育状况但常年因地方不靖、经费困难，颇少下乡视察，以至于教育厅对于地方教育情形难以明了1928年秋，福建教育厅派督学六人，分往全省视察，携带各种测验表格，举行全省公私立中小学成绩测验省督学视察后提交详细报告，分发各县教育机关作为参考各县教育局亦设督学两名，规定每学期出发一次或两次考察辖区教育四）发展各类教育程时煃就任福建教育厅长后，大力添设各类学校，完善福建教育基础设施福建原本仅有省立中等学校十五所，小学五所，其余均系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11）1928年后，先后在福州、莆田、龙溪、建瓯设立四所实验小学以为实验小学教育之场所，在福州、厦门、龙溪、南平设立职业学校四所以准备发展实业之人才，在福州、晋江、长汀、建瓯设立乡村师范四所培养乡村人民儿童之导师、以改造乡村社会，与省政府合办福建省地方行政人员甲种养成所以培养建设时期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行政人员（12）这些新办学校均含有试验性质，所以在行政组织、课程编制及经费设备等方面均较普通学校更加力求完备，并订定各类标准十余项。

在这些实验学校的基础之上，福建省随后又在晋江、龙岩等地增设省立小学7所师资方面，规范省立学校校长教职员的任免及待遇，并派遣省立中小学校长教职员前往江浙粤等教育发达省份参观调查在发展省立学校的同时，订定补助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暂行规程，并规定考成标准十四项，以扶植福建私立教育的发展另外，这一时期的党义教育、国语教育、义务教育、体育教育等，或已取得成绩，或正在订定计划着手进行二、程时煃时期福建教育存在的问题（一）教育经费仍然支绌1928年福建实现了教育经费独立，每月由教育经费管理处向盐运使署支领当月经费但实际每月经费均有拖欠1928年1月至8月，共计积欠教育经费八十万元程时煃认为这是因为新任福建盐运使“对于教育不能竭诚赞助”（13），其实这也同此时国民政府盐务行政制度变更有关近代以来，地方势力膨胀，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权，各省均对盐税自行截留即是其重要表现据统计1927年中国盐税收入达6000万元，但上缴中央的仅300万元，福建省在北洋政府时期也长期截留大量盐税（1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于是将各省的盐税所得收归中央，1927年财政部便通令各省盐运使禁止于盐税附加各项捐税到1929年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省份的盐税所得和支配权。

福建省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盐税附加税在此时也被财政部收归盐务稽核分所征收，并由财政部支配福建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向财政部发电报力争经费，并派教育厅长程时煃赴京请愿教育部长蒋梦麟向财政部提出交涉，财政部方允许将指定为教育专款的福建省盐税附加税由稽核分所直接交由福建省教育经费管理处此后几年，福建省教育经费虽然一直维持在一百五十万元左右，但是仍然存在拖欠严重、实支不足的问题根据稽核所的制度，每月所得盐税优先偿还外国债款，其次满足盐务行政费，最后才是教育经费（15）直到1930年，福建省教育经费的实际开支仍不到预算的百分之八十（16） （二）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福建崇山峻岭蜿蜒各县，交通极为不便，信息传递迟滞，民情风俗各异省立学校同非省立学校、省会同其他地区、闽南同闽北地区的教育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程时煃任教育厅长时，各县中等学校共127所，是省立中学数量的六倍多；各县小学共2664所，是省立小学的一百八十倍；各县中小学学生人数近21万人，是省立中小学校学生人数的二十六倍；各县中小学教职员一万三千多人，是省立学校教职员的十八倍（17），但是据统计1930年福建64县地方教育经费共181万元，仅比150余万的省教育经费多出不到三十万元。

省会福州同其他地区的办学条件同样差距极大福建省立中等学校二十所，福州占了七所，闽南占了九所，闽北仅有四所；省立小学共二十所，福州十所，闽南七所，闽北三所每月教育经费中的学校教育费，福州占百分之三十七，闽南占百分之二十七，闽北仅百分之七另外，闽南沿海地区同闽北闽西山区的教育水平相差更大闽南华侨多，热心教育者多，动辄以巨资捐办私立学校，闽北则甚少私立学校据统计，民国时期福建省立案的侨办小学中，闽南达152所，而闽西闽北仅有3所；民国时期全省侨办中学48所，闽北地区也仅有3所（18），相距甚远三）地方割据严重阻碍教育发展福建多山，各县之间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自古便易滋生匪患，1949年福建解放后，统计全省成股土匪达5万余人（19）民国时期，福建各地的教育事业也常常受到匪患骚扰，晋江师范学校校长林德曜就曾被土匪虏去，后幸得脱险逃回；建瓯乡村师范学校因校舍处于乡间也曾被土匪抢劫（20）匪患之重，可见一斑除了匪患之外，更严重的是闽西北的卢兴邦割据势力对教育的阻碍原粤系军阀卢兴邦在闽北设卡征税、委任官员，名义上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实则独立于福建省政府之外卢统治闽北期间，虽然也曾做过重修书院、倡办师范等利于教育的事情，但是更多的却阻碍的省府的教育发展计划的施行，使得闽北地区的教育停滞不前。

1930年1月6日，卢兴邦策动其弟卢兴荣率领所部，在省城福州持枪绑架了包括程时煃在内的六名福建省委委员，即轰动一时的“一·六”事件南京政府直到十个月后，击败卢兴邦部，五委方才获释（民政厅长陈乃元已在囚禁期间病死）程时煃直到1931年元旦前后才重新复职程时煃被囚禁期间，福建教育“完全停顿，既无计划，更无事业”（21）1932年12月，福建省政府重新改组，程时煃调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在程时煃在担任福建教育厅长的四年多时间中，虽受制于近代福建贫、陋、散、弱等客观因素影响未能使福建教育摆脱落后的局面，但其实现了福建教育经费的独立，在教育视察、学校建设等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和贡献，为福建教育之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ference：[1]《福建教育周刊》，福建省教育厅[2]《福建省志·教育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年4月[3]徐晓望《福建通史·第5卷·近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4]高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5]福建军区第10兵团司令部，《一九五零年之剿匪总结》，1951年3月18日注释：（1）徐晓望《福建通史·第5卷·近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391页（2）《福建省志·教育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年4月，第687页（3）郑坦，《福建教育的历史的研究》，福建教育周刊，1929年第25期，第6页（4）陈培锟，《闽省教育经费独立感言》，福建教育周刊，1928年第10期，第6页（5）程时煃，告教育界同人书，福建教育厅教育周刊，1928年第1期，第5页（6）《十七年度福建教育之新预算》，福建教育厅教育周刊，1928年第3期，第12页（7）高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80页（8）许显时（时任福建建设厅长），《教育经费独立后之所感》，福建教育厅教育周刊，1928年第10期，第7页（9）陈培锟，《闽省教育经费独立感言》，福建教育厅教育周刊，1928年第10期，第7页（10）程时煃，《一年来福建教育的概况》（在中央电台演讲），福建教育周刊，1929年第50期，第38页（11）程时煃，《一年来福建教育的概况》（在中央电台演讲），福建教育周刊，1929年第50期，第36页（12）潘一尘，《福建教育之新希望》，福建教育周刊，1929年第23期，第1页（13）程时煃，《一年来福建教育的概况》（在中央电台演讲），福建教育周刊，1929年第50期，第35页（14）张立杰，《南京国民政府盐税整理与改革述论》，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15）陈兆庆，《福建教育之过去与未来》，福建文化月刊，1935年第1期第42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