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docx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 寇淑婷+［日］岛村辉[摘 要]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关键词]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研究态势；[]I31311 []A []1002-2007（2017）03-0038-06自1661年至今，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虽然国内学界的郑成功研究热潮此起彼伏，但对于日本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关注度并不高，或者只局限于《国性爷合战》迈松门左卫门及其后世的很多日本人将《国性爷合战》中的国姓爷郑成功写为“国性爷”，以突出他们的主观创作意图，但是我们在文章的叙述当中还是以“国姓爷”称之。

等个别文学作品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观照日本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能够梳理出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特点及其研究态势，从而实现在跨文化对话中对郑成功研究的推进本文中的日本“郑成功文学”所指的文学作品，既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虚构性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人物传记、日记、见闻报道等写实性、纪实性的非纯文学作品[1]（236）一、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从“国姓爷文学”到“郑成功文学”日本的“郑成功文学”，脱胎于“国姓爷文学”，其诞生于江户时期1661年，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一年，日本就出现了第一部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明清斗记》，这部作品可视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开端继《明清斗记》之后，1701年日本又出现了净琉璃创作的《国仙野手柄日记》，这两部作品为后来风靡整个日本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国性爷合战》（1715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715年11月，《国性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座初演，据记载，在该剧上演的三年内，创造了连续17个月上演的长盛记录，当时大阪人口约30万，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观看过此剧之后，近松又创作了《国性爷后日合战》（1717年）、《唐船噺今国性爷》（1722年），并与《国性爷合战》一起被誉为“国姓爷三部曲”。

《国性爷合战》的成功，掀起了日本“国姓爷文学”的热潮，致使日本文人至今仍然热衷于“国姓爷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大量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时，因为郑成功的“国际化”身份，使他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荷兰等西方国家的纽带，郑成功的影响已经波及整个东南亚、欧洲乃至世界因此，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的“国姓爷文学”，而是在上述各国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郑亦邹的《白鹭藏书郑成功传》（1706年）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以郑成功命名的郑成功传记此外还有匪石的《郑成功传》、黄宗义的《郑成功传》、王锺麒的《郑成功》、陈三井的《郑成功全传》等近年来，又有吴高飞的《郑成功传》、商金龙的《郑成功大传》等，都以传记形式对郑成功的史实进行了考证论述另外，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杨英的《从征实录》、黄宗义的《赐姓始末》、鹭岛道人梦庵（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定本》、江日升的《台湾外记》等，这些作品成书年代较早，有些具体年份无法考证，是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另外，还出现了后人整理出版的郑成功、郑经的《延平二王遗集》，收录了郑成功、郑经所作诗文，非常珍贵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戏剧主要有阿英的《海国英雄》、郭沫若的《郑成功》等。

以小说形式创作的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曾德厚的《台湾逐寇记》、陈墨峰的《海外扶余》、张国立的《郑成功密码》等除此之外，李汝和主编的《巴达维亚城日记》、江树生译注的《热兰遮城日记》的出版，也为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荷兰及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很多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一部分已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C.E.S（揆一）的《被遗误的台湾——荷郑台江决战始末记》，由林野文翻译并在台湾出版，本书为荷兰殖民台湾的末代长官揆一所著，记载了大量与郑成功较量的史实，是研究台湾历史以及郑成功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菲利普梅以亲身经历所记录的郑成功渡海东征的日记《梅氏日记——荷兰土地测量师看郑成功》，由江树生译注并在台湾出版意大利白蒂的《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是白蒂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著作，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史料价值，由庄国土等翻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在日本，近松的《国性爷合战》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等多种版本其中，英译本由美国的日本文化学者唐纳德金翻译，在伦敦出版意译本由白蒂翻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另外，日本作家陈舜臣的《郑成功》，由卞立强翻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

司马辽太郎的《大盗禅师——郑成功反清复明外一章》，经庄华翻译在台湾出版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在台湾出版由此可以看出，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延续了三百余年，并纵贯东西各国，作品类型涉及小说、戏剧、诗歌、传记、日记等多种样式，具有历史的延續性、时空的广泛性、作品类型的多样性等特点同时，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在世界多个国家被译介，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文学现象基于此，笔者在日本“国姓爷文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将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定义为“郑成功文学”相对于日本文学中产生的“国姓爷文学”热潮而言，将“国姓爷文学”的外延扩大，它包含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荷兰等所有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定义为“郑成功文学”，是因为中日两国对郑成功这一人物的认知不同2001年，中日合作的一部关于郑成功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名为《英雄郑成功传》，而在日本上映时则为《英雄国性爷合战》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中国人对郑成功的认知是“郑成功”而非“国姓爷”而日本人受到近松《国性爷合战》的影响，对郑成功的认知是“国姓爷”，而非“郑成功”国姓爷”与“郑成功”，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认知，体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学术研究自然存在差异。

因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于日本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就是对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能够在中国“郑成功文学”的参照系下，透视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变容，而在分析这种变容产生原因的同时，可以实现从“国姓爷文学”到“郑成功文学”的跨越 肇始于江户时期的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在三百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形成、发展以及流变的过程，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创作群体和文学文本，同时，基于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也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并且，日本“郑成功文学”的译介也不断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荷兰等西方国家展开，成为了一种国际化的文学现象，这标志着日本“郑成功文学”已经形成，并且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二、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流变对于“国姓爷文学”，日本学者认为，“可称之为国姓爷热潮的时代，在日本至今曾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以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为开端，出现在享保期（日本年号，1716年至1735年）前后；第二次出现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第三次则出现在中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之后[2]（2）因此，笔者根据日本“国姓爷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将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分别为江户时期（1661-1867）的先声期；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的發展期；“战后”（1945年后）以降的繁荣期。

并且，日本“郑成功文学”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首先，江户时期（1661-1867）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国性爷合战》为中心，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在《国性爷合战》出现之前，1661年的《明清斗记》拉开了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帷幕《明清斗记》由前园仁左卫门撰稿，鹈饲信之（鹈饲石斋）撰写序文并校阅，全书共十卷《明清斗记》所叙述的是郑成功抗清失败后收复台湾的故事，其情节与历史事实具有一致性，近松虽然借鉴了《明清斗记》，但却并未按照《明清斗记》的套路进行叙事，而是在故事情节上作了诸多改动除了《明清斗记》，元禄十四年正月（1701年）草子作家锦文流的净琉璃剧本《国仙野手柄日记》的问世，也为《国性爷合战》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国仙野手柄日记》是为太夫出羽信浓掾量身打造，在出羽座上演在日语中，“国仙野”与“国性爷”的发音、意义皆相同锦文流是出羽座的座附作者，而同时期竹本座近松创作的《国性爷合战》受其影响也理所当然从这一点来看，《国仙野手柄日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真正将“国姓爷文学”推向高潮的，却是近松的《国性爷合战》具有异国情趣的《国性爷合战》，其故事情节与《明清斗记》最大的不同是和藤内驱逐了鞑靼王，攻陷了南京城。

在故事中近松极力表现和藤内是受日本神灵保佑的具有日本武士精神的日本人，是拯救大明朝于危难的英雄总之，《国性爷合战》故事情节的设计，极大满足了当时日本人内心深处潜伏着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加之净琉璃剧表现手法的极致运用，使之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直至今日，日本的国立剧场还会定期上演此剧因此，从学术意义来讲，《国性爷合战》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真正意义的开端以《国性爷合战》为开端，日本文人创作了大量《国性爷合战》翻案剧西泽一风《国性爷御前军谈》（1716年），纪海音的《倾城国性爷（1717年），江岛其碛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1717年），《郑森伟伝明清军谈国性爷忠义伝》（作者不详，1717年），藤原家孝的《落栗物语》（1792年以后），市山卜平、竹田治藏、姉川新三的《仮名草纸国性爷实录》（1759年），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碑》（1797年），钝亭鲁文的《父汉土母和朝：国姓爷一代记》（1855年）等都是江户时期“郑成功文学”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部分为近松《国性爷合战》的翻案之作，尤其是纪海音的《倾城国性爷》和江岛其碛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因模仿成分过多，后世学者对其评价并不高，但是在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

可以说，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第一阶段从此，日本的“郑成功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以《国性爷合战》为原典，大部分为《国性爷合战》的翻案之作但是，就故事情节而言，并未超越近松对国姓爷故事的布局，即故事都以国姓爷攻取南京城为结尾，与历史事实完全背离这种背离体现了江户时期社会盛行的日本国家主义意识联系1894年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侵华战争，可以清楚看出这一时期日本人的国家主义意识已经开始膨胀因此，以《国性爷合战》为中心的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所反映出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正是江户时期日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写照其次，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染崎延房[3]（1～3）在《台湾外记： 一名国性爷》（1874年）中认为郑成功具有“大和魂”，郑氏三代颇具“楠氏”（楠木正成）遗风依田学海[4]（1）在《国姓爷讨清记》（1894年）中指出国姓爷具有“日本人的气象”，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因此能够与满清征战并夺取台湾。

加藤紫芳 （瓢乎）的《台湾阵》（1895年），丸山正彦的《台湾开创郑成功》（1895年）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郑成功的“大和魂”田中善立的《台湾と南方支那》（1913年）作为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及郑成功的著作，发表于“日据台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