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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先生的学术风格2011-04-19 18:04:58 朱从兵【英文标题】 The Academic Style of Mr. Luo Ergang 罗尔纲（ 1901～1997），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30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后，即随校长胡适学习考据学1932年，由辨伪考信而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此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长期进行太平天国史、 清代兵制史和 《水浒传》的研究，形成了擅长考据的独特学术风格一生出版学术专著约50 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共 900 余万字，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3000万字作为后学小辈， 我不敢说自己对太平天国史有什么研究，但一直对太平天国史保持有浓厚的兴趣， 这不仅得益于恩师钟文典教授的学术指引，而且也得益于太平天国史一代宗师罗尔纲学术魅力的吸引罗先生一生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果约 900 万字，经他搜集、整理、出版的文献史料多达3000 万字，犹如一座蕴藏丰富的学术宝库，这宝库， “以其方面宽、寓意新、层次多、经纬交织，构成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的完整体系”。

①虽然这座宝库中不可能无所不有，但任何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人学者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前总是要到这座宝库中寻觅想要的东西 正如有些论者所说： 凡从事这项研究的，“无人不读罗先生的书，无人不受他的启迪，从他的书中吸取养料②罗先生的这种学术魅力来自于他的学术风格，而这种学术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他在太平天国史学史上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因此，深入探讨罗先生的学术风格是十分必要的对于罗先生的学术风格，其女罗文起同志有简明的概括，她说：“他的研究工作既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又反映了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不断提高理论认识，不断批判继承祖国史学传统，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认为他的治学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披荆斩棘，辨伪求真；第二，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创新；第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第四，刻苦学习，锲而不舍，不断前进③ 此外，许多学者对罗先生的治学特点和风格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方面、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表述和提炼，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 罗先生也曾经自己总结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沙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④窃以为，他自己总结出的“基本功”，加上他对后学的热情奖掖，构成了他基本的学术风格。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其“基本功”概述为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内容、治学精神、奖掖后学和根本出发点这六个方面本文的旨意在于对这六个方面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罗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一、治学态度：不苟且——一丝不苟，忍耐小心态度决定命运，学者的治学态度决定其学术成就的大小和学术生命力的久暂罗先生的好友谷霁光先生说：“考据学的要求，是要在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寻求出符合于历史真相的结果， 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这就取决于研究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如何⑤罗先生取得世所景仰的学术成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不苟且的治学态度所谓“不苟且”，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忍耐、小心，一丝不苟”他对治学的任何环节，都非常认真、细致、诚实，从不马虎从事，并坚持到底他认为：“只有老实人，才配当史学家⑥这是他一生以“不苟且”的态度治学的深刻体悟罗先生的治学态度来源于儿时的家教，他自述说：母亲“青年守寡，生活困难，要给缝衣店缝衣帮补生活她买价钱便宜的乱丝线，要解开才能用，教我学她那样把一个个的结子解开， 一条条的丝线理清 解乱丝乱线必须十分忍耐， 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的她要我帮她做这件工作，把我锻炼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

⑦罗先生的这种治学态度也得自于胡适的师传师教胡适在罗先生的 《师门五年记》的序中认为“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并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 ,, 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 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他还预言道：“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⑧而罗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也说：“我想起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我觉得我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得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 ”⑨罗先生也十分坦诚地承认自己有过“痛心”的教训他在《师门五年记》中说：“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文稿就不得不是急就章了原来，为了生活，他在 1935 年春至次年夏这一年半时间里共写了近40万字的文章， 其中只有《洪大泉考》和《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是其“精心苦作”，他承认“别的文章都是为生活而出卖的，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

⑩当时的胡适曾写信告诫他说：“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的就流为‘滑’，流为‘苟且’11) 这段时期，对于治学如何不苟且，胡适不断地对他训育规诫，概括起来，约有四点，即：要求他不要轻易判断；不能胡乱概括论断；排除主观见解，尽力重构“制度”；必须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 (12) 罗先生的这种不苟且的态度， 他早年在胡适家时就有突出的表现，这里主要有几件事：一是他整理胡适父亲胡铁花的全部遗集由于胡铁花生前太忙了，“在他的底稿上，东涂西改，左添右补，煞是难看抄写的人，除非十分小心，并且有耐性，是抄不下去的因此，胡适将这部遗集“搁置了许多年还不曾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去整理”但是，如此艰难的任务，罗先生以不苟且的态度从1930年 6 月至 1931 年 3 月花了 8 个月多的时间完成了 (13) 罗先生后来说： “这件工作，使我母亲给我忍耐、小心、不苟的教育，得到了一次在工作中经年累月的锻炼14) 二是编纂混合本的《聊斋全集》和《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为胡适写作《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创造条件胡适要他先把《聊斋全集》 的两种版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和淄川马立勋藏本）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全集》对照，列一个对照表，然后单就那两种钞本，校其异同，重新辑录一部清华本与马本的混合本 《聊斋全集》。

这也是一件繁难的工作，但罗先生以不苟且的态度为之，完成后有了新的发现，他对胡适说：“石印本的文和词，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最奇怪的是石印本的诗， 共 262首， 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 (15) 这种情况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罗先生这种不苟且的态度， 也表现于早年他在家乡初级中学的教学工作他在教学中，发现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误将王涯作王播的用典错误，还指出了许多坊间出版的教科书和文选中袁枚《祭妹文》的一处标点错误他说：“我觉得这两件事，都可以教人做文章得细心， 编书的人得细心， 教书的人也得细心，所以我便写了两段小札记寄呈适之师请教他的这种态度， 得到胡适的赞扬和鼓励，胡适回信说：“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所以罗先生就说：“适之师自始就以不苟且的精神教我，到我回到故乡来仍旧叮咛我要继续这种精神 (16) 罗先生早年还有一件事也最能体现他不苟且这种治学的态度，那就是1934年他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整理艺风堂10800余种金石拓本为了胜任这项工作，他先从胡适的书架上选取有关金石的书来学习，预备了一个多月， 在 “略知金石学的门径” 之后才去工作。

他在这里，“前后三年， 从周、秦整理到宋代，一直到北平陷落” ，他才停止 他每天独自一人在考古室的长方桌子上摆上那些拓本，“用尺去量它， 沿着桌边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它，然后坐下来去登记它” 根据胡适的要求去登记每一种拓本的目录，“是一个细致的工作”，而要将所有的拓本登记完， 则是一件“道远途长的苦工” 但是，罗先生却“感到乐此不疲” 而且这项工作也给罗先生留下了终生的印象，他说：“我究竟给这件工作训练，使我养成一种更大的忍耐， 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从事我此后所要做的任何一种工作，不消说，自是我学习过程中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17) 罗先生“不苟且” 的态度最深刻地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坚持和维护，真理既是学术追求的目标，岂能“苟且”对之？1937年，他的《太平天国史纲》出版，胡适看了以后，对书中“贫农革命”的观点十分不满，把他叫去严厉申饬，斥之为时髦，指之为毛病，胡适与他是多年的师生关系，情谊很深但这次罗先生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听老师的了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这不正是一个学者难得的学术品性吗？这里有对“真理”的敬畏，更有对坚持真理的“不苟且”在“文革”期间，罗先生被“勒令”所写的检查盈尺，他只承认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作研究指导所存在的问题，却始终不肯改变李秀成伪降、 欲争取曾国藩反清的学术观点。

面对狂风暴雨式的“大批判文章”，罗老以沉默表示抗争，具有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忍耐力他一不随风俯仰图安宁， 二不放弃真理求过关，三不颓唐丧志混日子 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 天大的压力也不屈服 他说：“可以不刊登我的论文， 可以不发表我的著作， 可以对我论著全部拆版， 历史真实却不能擅自改变，不可以强迫我改变学术观点18) 这里不又体现了一个学者不畏权势， 为坚持真理而决不苟且偷生的豪迈气概吗？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对坚持和维护真理，罗先生决不苟且从事罗先生儿时和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使他形成了受益终生的不苟且的人生态度和治学态度， 他此后的治学生涯无时无处不体现这种态度，他学术著作的字里行间、他为人处世的言行举止闪耀着的都是这种态度所放射出来的光辉对此，龙盛运先生有深切的感受，他说：“师于书法不甚讲究，但大至所著书的手稿，小至私人信件（包括给我的信），甚至在我初稿上写的纸条，都是一笔不苟的楷书，从不写草书有时函件页数较多，师必加上封面，亲自用针线，装订成册我初不在意， 后来见多了， 虽敬服师之精细， 凡事不苟，但又觉得太麻烦了，甚至窃笑有点古板 后读师《生涯六记》 ，方知师少年时期， 就饱受遇事‘忍耐、小心、不苟且的教育’，师并且认为‘做历史研究的人，应该具有一种精密的能力,, 而养成这种精密的能力，就须先有小心、 忍耐和不苟且的习惯， 犹如醍醐灌顶，至此我方知这是师毕生治学力行不殆的主张，,, ’”(19) 由此看来，这种不苟且的态度， 不只是他的治学态度， 还是他的生活态度、 人生态度。

因此，学术大师又成了后学们的生活导师二、治学方法：不轻信——辨伪求真，考证求信一般说来，治学态度不同， 治学方法也就不同 历史研究最先接触的是史料，那么，对于史料的态度， 也就决定了治史者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一个不苟且的人，实际上就是最认真的人， 他对史料的认真对待， 首先就是从解决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开始，由此而可能生发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 史料的真实性也就得到确认，这正是历史研究工作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部分吴晗在评价罗先生时说：“尔纲在朋友中是最忠厚笃实的一个，可是在著作中所表现的却是一个不安分的打破砂罐问到底的人 他不肯轻信，也不肯武断地否认一切记载的可靠性 (20) 罗先生在《谈治学》一文中说： “我们做历史研究工作，必须记住：断断不能不加稽考就轻信，断断不能‘摸到头髻是阿妈’他总结治学经验时说：“怀疑使我走上了对太平天国史进行辨伪考信的清道夫的道路21) 他对任何史料的真实性都要有一个 “疑”字， 所以，笔者将罗先生的研究方法概括为 “不轻信”，就是说他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