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至乐》所见佛教文化因子.doc

论《庄子·至乐》所见佛教文化因子 　　【内容提要】《庄子·至乐》所见之髑髅非中国之本土文化，而是佛教传入中国南楚以后庄子受到影响而引介入文学创作的《至乐》篇吸收了佛教文化中以髑髅寄死生一理的文化观念而有所延展，形成了《至乐》篇独特的思想而《至乐》篇之髑髅佛教文化因子说明庄子一派文化渊源的多样性，同时说明在道家文化的早期，佛道就已开始融合此外，《至乐》篇也再次证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迟当在战国庄子之前　　【关 键 词】《庄子》/《至乐》/髑髅/佛教　　【作者简介】李其霞(1978-　)，女(苗族)，贵州绥阳人，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讲师，文学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贵州　贵阳　550001） 　　学界关于《庄子·至乐》髑髅之研究多矣，而以本篇“髑髅”为原型所产生的系列如张衡《髑髅赋》、吕安《髑髅赋》、李康《髑髅赋》、曹植《髑髅说》等则可以直呼之“髑髅文学”矣但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的着眼点或多据此探讨庄子之生死观，或据此探讨本篇之对于后世相应“髑髅文学”之影响，而于庄子对髑髅选择之文化深层意义则未暇关注我们认为，《至乐》篇所见之髑髅文化现象当非庄子所创造，而是佛教传入楚地后庄子耳闻目睹后吸收融合所形成的。

但过去学者囿于佛教于东汉方传入中土之固有观念所限而未能于此深究事实上，佛教不仅于先秦已入南楚，且已影响诸如庄子之创作，今不揣简陋，试述如下　　一、论先秦时期佛教已传入中国　　先秦时期中西文化即已开始交流，而佛教已于此期传入南楚如李学勤先生《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一文指出“商代存在中原与西南以致东南亚地区的交往”[1]199，张启成先生《美洲古文明与中华古文明之关系》一文也详细论述了在先秦时期东西文化即有广泛的交往接触与相互影响[2]368-384，而伏俊琏先生《略论先秦时期对外文化交流史的重建》一文援引诸家学说，并及传世与出土文献，证明先秦时期中西文化确实即已开始广泛交流与往来[3]246-267此外，饶宗颐先生《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一文认为“西域丝路交通，更早可推前至周穆王时代”[4]173，而其《三首神考》也认为《山海经》等所载三首神当也是受到印度文化影响之结果[5]128-141可见，先秦时期中西文化之交通不必怀疑而此时期楚国与印度之交往也已开始，如张正明、院文清先生《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一文即谓“楚国与印度之间，最迟在春秋晚期就有商贩往来了”，其以“蜻蜓眼”为代表的彩色玻璃，就是在春秋晚期经由印度传入南楚的。

[6]68而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先秦典籍虽有已于先秦传入中国之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郭璞注：“天毒即天竺国，贵道德，有文书、金银、钱货，浮屠出此国中也[7]501是其证此类记载过去因苦无实证而向不为学者所重，但随着考古以及相应研究的深入，证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当非学界东汉明帝始入之固有认识，如上揭饶宗颐先生《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一文即认为“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倡导，传播入秦，亦非无可能之事”，而“佛教的传入，至少应该推前至西汉时期”[4]170-171，是其认识超迈前修而现在看来，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当比饶先生的认识更为提前，至迟当在战国时期已经传入中国以及楚地，如上揭张正明与院文清先生《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一文即据江陵天星观2号墓出土“羽人凤鸟”(妙音鸟)及“莲花豆”等实物结合楚地早期出土文物指出：“楚国有一幅《人物龙凤帛画》，1949年2月盗掘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后由湖南省博物馆征集、收藏，1953年公之于世，备受学术界、艺术界人士青睐画上有一位娴雅雍容的贵妇，双手合掌，令人不胜惊诧，因是孤证，一时不宜邃断。

现在又出了这只双手合掌的妙音鸟，疑云顿消，就可以肯定楚人曾见过来自印度的佛教信徒向他们合掌致敬，而且见过多次”因此可以肯定“佛教造像传入南楚的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6]68其后，张正明先生在其《秦与楚》一书中再次申述了此观点[8]200-203，立论精辟，可以信赖在以上先生的启发下，我们尚可补充以下刑天神话以为明证　　刑天神话见于《山海经·海外西经》，其辞谓：“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7]257-258对于刑天之三目，赵逵夫先生谓：“形天氏是在额上刻着一只纵立的眼睛[9]44赵先生所言甚是，而额上刻眼非独刑天为然，《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10]118也为此类而额上刻眼这一文化现象也当是佛教传入中国影响之结果因为无独有偶，在南方地区其佛教造像即有三眼之造型，如窦修林先生《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式风尚》一文即指出在“西南地区的神祇造像，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是额中有第三只眼”[11]82此种巧合，当非偶然事实上，蚕丛之额中有眼亦是受佛教文化影响所致现在看来，西南地区早期亦曾有佛教造像传入之事实，此诚如任乃强先生所言，“魏晋佛法尚未入蜀时，早期之印度密法，即已流行于南中各阶层人物间。

近年见南充天宫山西汉崖墓造像，有檀城与飞天夜叉，知佛法尚未入中华时，早期之印度密法已从南中传入川北之賨民住区[10]325其说可据而刑天、蚕丛等额中有眼之现象当是受佛教三眼也即天眼观之影响所致因为比较而言，三眼之说于佛教文化中最为明显也最成系统，如《十住心论打闻集》谓“肥满童子形现在种种义额有水波文，即三眼也”，是明确指出三眼于额中也；而《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二十五：“西门须弥卢山顶上天帝释面有三眼《观自在菩萨怛嚩多唎随心陀罗尼经》：“以白檀木刻作其像身高五寸似天女形面有三眼头著天冠身著天衣璎珞庄严《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卷四：“黑大天右手执三铦戟左手按左腿一面三眼黑色坐收左足垂右足大自在天右手执奢刀横于左手一面三眼金黄色坐收左足垂右足大大天一面三眼白色右手以金刚杖头刺地是《山海经》所载“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言及今之印度，而《海外西经》之言刑天神话皆非偶然，只能说明在先秦时期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已有交流是“世只知明帝迎金人于西域，达摩由海道入东吴者，亦为陋矣”[1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