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颂与九歌之不同.doc

浅析三颂与九歌之不同摘要：《诗经》中的《三颂》与楚辞中的《九歌》都是祭祀之文，但 由于产生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不同，使两者在祭祀对象、创作意旨、艺术 表达等方面产生不同取向，形成迥异的艺术风格，各具特色关键词：祭祀对象创作意旨艺术表达《诗经》和以屈赋为杰出代表的楚辞开启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浪漫 主义两大光辉传统，虽然《诗经》和屈赋在各自庞杂博大的文学系统中存 在一定的题材交叉、相仿或相似，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根植的社会历史发 展状况、民俗心理和语言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故而，其作品便呈现处迥 异的内容侧重和艺术风格，《三颂》与《九歌》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 一组《三颂》与《九歌》究其内容均是祭祀之声《诗经》是：“颂者，鬼 神、宗庙、祭祀、歌舞Z斥”（朱熹《诗集传》），而《九歌》原本就是沅 湘间的百姓“歌乐鼓舞以乐九神”（王逸《楚辞章句》），后经屈原整理成 为极富楚地特色的饲神、娱神之作，但是，质相近形相远，无论祭祀的对 象、祭祀所采用的音乐类型、语言表达等，均可谓泾渭两判可以说，《三 颂》与《九歌》各具特色，营造出不同的地域风情，给予后世无限遐思先秦之时，祭祀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语》即有：“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之语，然而九州之地，依傍的山川地 理不同，发展程度各异，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文学形式呈现，反映在《三 颂》与《九歌》中的首先就是祭祀对象的大相径庭。

《三颂》承载的主要是周人的基本思想观念，作为周王朝意识的代表 作，《三颂》反映着周人受天之命乂以文徳守之的“敬天保民”思想，为 “宗庙Z音”《颂》大肆渲染的是祖德，将祖先作为楷模，如《周颂》Z 中的《昊天有成命》《维天之命》便是较典型的地反映着敬天与文德的观 念《昊天有成命》首先表现了对上天的虔敬，但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天 的称颂和崇敬，更多的是渲染着周王的谨守天命和明德保民《维天之命》 即“太平告文王也”可以看做其与《昊天有成命》互为补充，赞颂上天与 祖先Z德“纯”，是对上天、祖先的许诺、回告，和对天下力•民的宣言， 侧重在对人王以德明天命的说明而《九歌》则呈现着相去甚远的图景《九歌》之中共祭祀十种神， 其中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地祗：湘君、 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荡《九歌》所饲神灵，俱为天地山川河 岳Z神，为自然神对于神灵的崇拜，从原始图腾到自然神，再到祖先遥 拜祭祀，是每个民族历史进程中都通行的事情而当代表北方文化的典籍 《诗经》的《三颂》已经开始对祖先的功德推崇赞扬时，楚地却因为地处 偏远，发展迟滞，仍保留着繁盛的巫蛊传统，停留在对自然神的歌颂与祀 告之中。

)不同的文化心理孕育不同的文学形式，反映在《三颂》与《九歌》之间,就是创作意旨的不同《诗经》是周王朝编辑的具有文学意义的教科书，是周王朝“以徳政 而有天下”，以礼法统治人民、维护政权、推行宗法、等级、分封等制度 的文学体现而《颂》作为其中的宗庙祭祀所用舞曲，在对先祖的颂扬中 突出表现的是“周人受天之命而经略天下与以徳服人，具有良好的道徳形 象这样两个方面”的意旨，即统治意识、王朝意识的创作侧重如《周颂思文》，《毛诗序》就评价说：“后稷配天也”，所谓“万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由此可知“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天祖合祭，以示尊祖, 更重要的是张扬周人先祖们功德奕世，其得国乃势之必然；另一方面，这 一创作乂包含着周人之徳可以与天匹配，承天之徳以福泽下民的意义，为 周王朝通知争正统和顺乎时意寻求有力佐证，突出人德人治而《九歌》作为祀神曲，其创作意旨与《三颂》有着显著区别因屈 原放逐于沅湘之间，政治上颇不得意，美好的理想不得实施、实现，所以 采沅湘祭祀之声，立言而托己意王逸有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 屈平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忧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 词鄙陋，因为九歌Z曲上陈事神Z敬，下见己Z冤结，托Z以风谏。

故其 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议焉正因欲“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的心声所趋，《九歌》的篇章 中多见苦闷惴恻情怀，即使在男女关系的纠葛中，也渗透着此种感受例 如《湘君》《山鬼》《大司命》等篇章中，情景交融的美妙诗境中，以人的 思想感情去刻画神，与浓郁的人情味中穿透着屈原强烈的忠君的美好意愿 和理想不得施展的苦闷与失落而这和《三颂》中张皇始大的昂扬颂赞前 贤之神是绝然不同的《三颂》与《九歌》的创作意旨存在迥异的取向，一个如黄钟大吕般 恢弘，一个似江南曲调般婉转低回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意旨，客观地决 定两者在创作手法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别三）《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中华文学史上现实与浪漫主 义的两大肇始，在艺术风格上各有独特之姿，《三颂》和《九歌》分属《诗 经》与《楚辞》重要的组成不封，虽同为祭祀之音，但艺术呈现却别而不 同《三颂》秉承了《诗经》“六艺”的传统作为“宗庙之音”，《三颂》 音韵缓重，气势宏大，并且有赋比兴的显著痕迹，整体上依然呈现和反映 《诗经》的特色如《周颂•维清》《鲁颂•泮水》等，在宗族亲和、行教 化、观民俗、宣导民情意识中融汇赋比兴手法，体现着现实主义的熠熠光 彩。

《九歌》的艺术表现与表达上便可看到许多不同于《三颂》之处：在 祭祀Z余有许多关涉爱情的描写，如《湘夫人》《少司命》，生动传神Z中 带着亲切深刻，这和《三颂》庄严而不苟言笑的艺术姿态迥然相异——《三 颂》是怀着崇拜与顶礼的敬畏之情写祖先神，庄重沉稳，《九歌》则是以 人的思想感情去塑造自然神，带着浓郁的自然气息和人情味这是决然不 同的两种艺术传达，是不同历史和人文背景下渐进的文化和艺术的反映总Z,《三颂》和《九歌》虽同为祭祀神明Z文，但因祭祀对象、创 作意旨、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存在艺术上迥异的风格参考文献:[1] 游国恩，著•游国恩学术论文集[M]•中华书局，1998.[2] 李笑野，著•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3] 张志岳，著•先秦文学简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4] 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一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