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层面的社会结构演变与劳资冲突.doc

中国企业层面的社会结构演变与劳资冲突中国企业层面的社会结构演变与劳资冲突 ——与马克思时代的对比与马克思时代的对比内容提要：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演变，其主要特征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在权力、收入方面的分化及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因为其不可调和性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本文力求研究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所引致的劳资关系状况认为在变化了的情况下，中国尽管同样出现了劳方与资方在权力、收入维度上分化，但是因为中间阶层的出现而更多地呈现出“层级谱系“特征，这一多阶层的共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克思时代的“二元阶级对立“.但是，由此出现的阶层间的结盟和风险转嫁会使社会低层处于不利境地一、中国是否会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冲突时代一、中国是否会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冲突时代著名学者波兰尼在研究欧洲市场体制发展进程时指出，市场制度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一旦经济体制以单独的制度、特殊的动机、且享有特别的地位等方式组织起来了，这整个社会就必须从此而改头换面，以便让这个体制能按自己的方法运作。

1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研究市场体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的学者他们得出的结论表明，市场体制不仅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而且改变了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危机，以至这一结构最终会被摧毁为方便下文分析，这里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概述如下：市场体制决定了资本家的本能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取利润，交易达成的前提是双方彼此“同意“.正是因为这种必须“同意“，市场中潜藏着让资本家胆战心惊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1）商品必须以等于或者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格出售，如果本企业产品的花费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不仅不能实现利润还会亏损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动态的，每个企业都不具备这方面的完全信息假定某企业的实际耗费低于昨天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今天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一商品的价值也不能在市场上实现3）即使所产商品只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如果其总量超过了社会需求，也不会被市场吸收4）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即使所产商品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因为其他企业的产品更新换代，这种老产品还是会积压滞销为了规避风险，资本家必须采取下列办法：（1）尽力压低生产成本，使商品尽可能便宜；（2）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商品的花费；（3）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 3 种方式均与降低劳动者的报酬有关，鉴于其它投入必须根据市场价格，压低成本最主要地是降低工人的工资对规模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投入也来自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更多榨取这样，市场竞争就表现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竞争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是以“兵营式的纪律“强迫工人劳动，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不得不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斗争然而，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家阶级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的镇压，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进行革命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的分裂都不能归结为资本家的个人行为相反，是自由竞争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无论是社会结构改变还是被摧毁，都是由市场制度所决定的，这种决定是必然性的2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推行了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本文的关注点是，市场体制的推进是否会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否也会引起资本和劳动两个阶级的分化，导致激烈的劳资冲突？这种分化和冲突是否会威胁到市场体制本身和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下文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回答与分析。

二、社会结构：从政治身份的同一性到社会地位的层级系列二、社会结构：从政治身份的同一性到社会地位的层级系列现实表明，市场经济确实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也确实出现了资本所有者与工人的划分首先，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社会由政治型向经济型的转变改革前（20 世纪 50 年代到70 年代）的社会本质上是个政治型社会执政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其主导性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专政企业是这个政治系统的直接组成部分，其任务是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市场化改革之后，执政党转为追求经济发展，企业成为经营性的经济组织，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收益第二，可以观察到经济组织由一体性向独立性的转变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是一体性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全国实行政企合一，各企业分属于一体架构中的某个“块块“或“条条“；国家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企业的职责是完成下达的任务；国家对每个企业和每个职工实行再分配改革后的市场制度则几乎完全相反：生产资料实行多元产权，私有成分越来越多；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企业的生产要素、产品销售和经济收入都依赖于市场交换；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均来自企业内的直接分配。

第三，由于上述两种转变，社会成员发生了由政治身份向市场职能的转变在计划体制下，人们都是国家一体化政治组织的成员，被戴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干部等身份标签，属于“全国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担负组织分配的“革命工作“.在市场体制下，人们在国家层面的身份和市场层面、企业层面的职能清晰地分开，在前一层面是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在后一方面则是私人资源的拥有者、市场交换的主体和企业职能的担当者比如，计划体制下的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企业的主人翁“，市场体制下则是“操作技能的拥有者“、“劳动市场中的劳动力出售者“、“企业生产操作职能的担当者“；计划体制下的工人按身份等级被分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市场体制下的工人则按职能被分为“服装缝制工“、“玩具装配工“等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的合约一方面，企业是对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的汇集和配置，其中包括资金、经营才能（企业家才能）、管理才能、专业技术、操作技能和体力等这些资源分别为不同所有者拥有，必须通过市场交换进行配置另一方面，根据亚当·斯密的财富生产原则，企业必须实行劳动分工，不同岗位完成不同职能3 根据·韦伯的理性原则，不同岗位之间必须建立科层制关系。

要素配置与劳动分工、科层制之间彼此结合，导致不同职位与不同资源的匹配，那些最需要某种资源的职位由最富于这类资源者担任企业的要素组合背后是资源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企业显然需要资金，并且首先要用资金购买其他生产要素，于是出现了资本家；企业需要操作性劳动来制造实物性产品，于是就出现了工人这样，马克思所提到的资本家和工人在我国都出现了前者如私营企业主，后者如私营企业的农民工而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存在人格化的资本家，也不存在职能清晰的工人新的市场条件下的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分化，是否如同马克思笔下的情况，成为截然对立的两极而彼此冲突？可以说，当前情况已经与马克思时代有所不同这里不仅存在“资本家“和工人，还存在若干中间层次这决定了，企业内部并非呈现简单的两极对立马克思时代的欧洲企业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比利时的铸造工厂平均有 80 名工人（1838 年），毛纺、亚麻和棉纺工厂分别只有 30 人、35 人和 43 人（1846 年）瑞典每个纺织工厂的平均人数只有 6-7 人（1838 年）工厂不仅规模小，而且生产技术十分简陋，工人多半是价格低廉、技术陈旧的家庭代工，4 或者从事原料加工和转包的工人5 投资者同时也是经营者、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甚至办事人员，以至企业内部不是老板就是劳工，呈现二元对立。

以后，市场竞争导致资本的逐渐聚集和集中，企业的规模逐渐扩大随企业数量增加和行业分化，市场环境逐渐复杂化这导致了经营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对经营活动的专业性要求逐渐提高其结果，是资本的拥有者与经营才能的拥有者之间出现分离，前者转为雇用后者经营企业，出现了专业经理人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要求越来越多的依靠科学和专业能力的内部协调，由此导致了中层管理人员的出现和增加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强了产品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导致了专职技术人员的出现和增加另外，文员、秘书、保卫人员等也从工人中分离出来，组成庞大的办事人员群体我国的企业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进程，以至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资本家+工人“的组织，而成为一个“层级系列“：不同成员根据所占据的职位和所投入的资源处于不同阶层，各阶层之间排列成一个层级谱系这个谱系中的阶层主要有下列 7 个：资本所有者阶层：拥有资金、向企业投资以获取利润的群体其中一些人并不直接经营企业，属于纯资本投入者阶层；另一些人同时经营企业，目前对他们的称呼是“私营企业主“.经营者阶层：不是所有者但拥有企业家才能、从事经营决策的群体，比如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厂长、副厂长、事业部经理等中层管理者阶层：不是所有者但拥有管理才能，从事微观决策、指挥的人员，包括职能部门负责人、下属单位负责人两种类型，如财务处长、人事科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等。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具有专业技术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从事专业性和科学技术性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三大类：研究性专业人员，工程技术专业人员，经济、社会、法律专业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具有办事和执行能力，从事执行、事务、文书工作的人员，包括秘书、文员、科员、报关员、保卫人员等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具有交易、服务方面的技能和体能，从事商务贸易和服务工作的人员，包括销售人员、售票员、餐厅服务员、保洁员、保育员等工人阶层：具有操作技能和体能，直接操作生产或运输工具，生产或运输物质产品，或者为生产提供辅助的人员据劳动岗位划分，包括一线生产工人，辅助生产工人，后勤保障工人等根据技术等级划分，分为熟练技工、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工人技师等就各阶层在总体中的比重而言，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占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也占有一定比重，中层管理者阶层比重较小，经营者阶层比例最小在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制造业的工人占 76.4%，商业服务人员占 8.6%，专业技术人员占 5.6%，办事人员占 4.8%，中层管理者阶层和经营者阶层合计占 3.0%.在不同行业，各阶层所占的比重略有差别参见表 1）上述层级谱系的世界性变化趋势是中间层次（中层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延伸到办事人员）以及高级层次（经营者或所有者兼经营者）的比重逐渐增加，低级层次（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的比重逐渐降低。

我国也呈现同样的趋势从 1982 年到 2000 年，从事市场交易的商业人员的数量和比重有大幅度增加，办事人员的数量和比重也有较多增加，工人阶层的比重则有所降低参见表 2）不过也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管理还比较粗放，技术含量低，所以中间层级的比重与发达国家间还有较大距离7资料来源：1982 年的数字来自《中国人口年鉴（1985）》，1990 年的数字来自《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二集，2000 年的数字来自当年的人口普查中间阶层的出现和比重增加，使得企业内部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时代有了明显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劳资双方的关系和阶级对立三、权力结构：从平等共享到层级递减三、权力结构：从平等共享到层级递减马克思所讨论的劳资对立突出表现为权力对立：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垄断了管理权，工人阶级则被剥夺了任何权力管理权本来服务于对不同分工的协调，但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那里却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控制分配、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8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架构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权力架构的批判。

与资本主义的权力架构相反，计划体制和公有制所决定的权力分配原则是“公共职位“和“民主管理“，由此形成了公共职务与政治身份两个并列的权力体系公共职务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