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形成脉络研究.docx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形成脉络研究    Summary：新疆龟兹国是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通往西域世界的最后驿站也是外来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站，这造就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一体多元的性质，其外来文化本土化过程由最初的印度、伊朗等外来风格变为龟兹地域特色风格，后又融入中原汉民族艺术元素本文以形象研究为主线，探究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形成脉络，从中审视当今时代下丝绸之路的现实意义，其仍为当代中国面向世界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并对今天“一带一路”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华民族艺术风采有深刻的启发引导作用Key：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形成脉络;丝绸之路;本土化克孜尔石窟又称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镇的一个断崖上，存有中国最早的洞窟、壁画和彩绘泥塑龟兹古国为丝路重镇，在龟兹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创作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隋书·龟兹》中记载：龟兹国，汉时旧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洲三千一百可见龟兹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龟兹民族信仰小乘佛教，后在鸠摩罗什传教下，于公元4世纪中叶接受了大乘佛教，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就是龟兹民族漫长信仰下形成的。

克孜尔石窟起于东汉末年，唐宋逐渐衰落，其开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龚云表在《诗心舞魂：中国飞天艺术》中道：“克孜尔石窟开凿于东汉后期的有4窟，魏晋时期有12窟，南北朝至隋代有30窟，唐宋时25窟[1]30千佛洞壁画艺术风格由最初的印度、伊朗等外来风格变为融合本民族特色的风格，后又接受中原汉民族艺术审美元素，故克孜尔千佛洞的艺术多元性是中国内地其他石窟不可比拟的东汉末年至唐宋，丝绸之路起起落落，分分合合，克孜尔千佛洞壁画随之经历着辉煌与衰落时期一、印度佛教图像造型影响公元500年前后，克孜尔石窟主要受到印度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其中犍陀罗艺术为克孜尔千佛洞早期壁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古印度是佛教文化兴起国，有着与中国相邻的地理位置优势，这为佛教传入龟兹作了准备为传播佛教文化，印度佛教信徒利用中国动荡的社会因素浩浩荡荡将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地处中印交界的龟兹国一时佛教思想盛行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是佛教艺术从印度化走向中国化的一个过程，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佛教思想的变化李琼在《佛像从异化走向本土文化——論佛像艺术从希腊化走向印度化》中针对佛像异化问题谈到：“佛像从外在表现上更趋近于人性、更生动形象，表现出其完整体系化世界观的逐步确立和形成，实现了艺术的现实世界和宗教的彼岸世界之间矛盾的最小化，以及神性与人性的妥协与折中”。

[2]古印度为最早的影响国，龟兹传承其佛教图样造型的同时，也是龟兹民族建立本土佛教信仰系统的开始一）犍陀罗艺术形象再现犍陀罗艺术是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题材与叙事方式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后来的发展中也始终占有重要位置犍陀罗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部一带，犍陀罗艺术是最早由月氏人在犍陀罗地区建立贵霜王朝而形成的一个佛教文化艺术中心，其深受希腊艺术影响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通过武力征服印度西北部，公元前1世纪月氏族南进占据印度西北地区，建立贵霜王朝，定都犍陀罗，犍陀罗便是希腊与印度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形成“希腊式佛教艺术风格”僧众为了宏法从西北印度出发，到达丝路北道的交通重镇龟兹，对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犍陀罗艺术形象的影响在乐器上有所体现琵琶最早是古代印度的乐器，传入龟兹的时间很早，从琵琶的传入看出龟兹与印度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交往了[3]67-68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第8窟中的乐器形象——五弦琵琶的形制受到了早期犍陀罗浮雕艺术的影响犍陀罗艺术中的乐器琵琶出现于公元1-2世纪，为四弦琵琶（如图1），比印度其他佛教艺术中心的五弦琵琶出现要早从图片对比看出，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弦鸣乐器——五弦琵琶与犍陀罗四弦琵琶的形制基本一致（如图2）。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再现苦行像在佛教传播早期，并不主张偶像崇拜，讲究苦修，崇尚痛苦说、解脱说等犍陀罗苦行释迦摩尼造像（如图3）与克孜尔壁画第76窟“魔女诱惑”正中位置的释迦摩尼形象相似（如图4），眼窝深陷，胸部骨骼突出，全身筋脉凸显，腰部凹陷，整坐佛像瘦骨嶙峋，像极了出土的木乃伊，可见早期佛教思想对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影响二）秣菟罗艺术的影响秣菟罗艺术，又称马图拉艺术秣菟罗是古印度中部地区的一个古代国家，是贵霜王朝另的一个佛教艺术中心它与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有很大差异，犍陀罗艺术主要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秣菟罗艺术则继承了印度本土宗教马图拉地区气候湿热，这儿的印度人民喜欢半裸身体，穿薄透长衫，肢体在长衫下明显突出，正如从水中刚出来一般，衣服紧贴肌肤主要受到笈多式佛像艺术影响的中国北齐画家曹仲达的佛教样式“曹衣出水”风格，其最早便是由秣菟罗佛教造像发展而来的在佛像服装用线风格上，秣菟罗佛像与克孜尔壁画线纹都呈“U”型，线与线之间平行走向，线条紧紧沿着两腿形体结构行走，突出服饰的轻薄贴身质感与秣菟罗佛像相比，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佛像造型为明显的椭圆形制，大腿部位凹下位置有密集线条连接，凸起部位则无任何装饰，线与线之间的密度较疏，与秣菟罗佛像的均而密的风格形成差异。

秣菟罗艺术继承了印度本土人们的审美理念，无论男女性别都呈现了健壮质朴的人体形象，尤其在女性佛像的表现上尤为明显秣菟罗造像艺术中，药叉神极具印度本土审美风格，它在印度的起源比佛教还要早，是印度文化艺术中必不可少的形象药叉女集中体现女性的基本特征，将女性美发挥到极致（如图5），乳房、臀部浑圆硕大，大腿健壮，整个形体呈三曲式的“S”型，展现奔放、质朴之美，这些典型特征在克孜尔千佛洞第83窟（如图6）、206窟壁画中有所体现三）阿旃陀壁画面部造型影响印度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笈多王朝统治时期（公元5—6世纪），在笈多贵族与人民努力下，创造了众多的佛教石窟壁画艺术，其突出特点是更加印度化，以阿旃陀艺术为代表佛教内容方面，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对阿旃陀壁畫的本生故事题材着重继承与发展阿旃陀壁画的本生故事题材呈现多样化，而克孜尔石窟壁画则有一套自己的选择与安排，其中舍身求善类本生占据主导地位，中心思想是“舍”，如割肉贸鸽、舍身饲虎阿旃陀壁画与克孜尔壁画在鼻形表现上基本一致，用凹凸法表现明暗面，不受光源影响，鼻梁长而笔直，鼻翼微有“近大远小”的透视感此外，阿旃陀壁画头部的典型特点是头向侧面、微低、眼微闭呈下视状、面带微笑，克孜尔壁画的头部面貌基本上继承了这一特点。

不同的是克孜尔壁画着重眼神上的交流上，眼珠朝上姿态呈平视或仰视状，这是为了适应说法过程中专注状态而做出的调整在凹凸法的使用上阿旃陀壁画大面积渲染，营造出真人的即视感，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形象则多用线条勾勒结构与形体，局部晕染，明暗分明，不加过渡，这是克孜尔壁画不同于阿旃陀壁画的一个整体特征在色彩表现上，阿旃陀艺术独具特色，暖色调占领画面，从艺术视觉上弘扬着宗教精神，而克孜尔壁画将色彩气氛将至最低，多为单纯的勾勒填色，用高超技法精准细致地记录着佛教故事，传播佛教文化可见龟兹民族很好的处理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这一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针对佛教异化问题，李琼认为：“这种矛盾一方面通过佛教艺术让佛教思想得到具体的形象体现，另一方面佛教艺术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佛教的抽象与绝对禁忌的观念，是人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2]二、伊朗文化的影响伊朗风格影响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主要在公元600-650年公元226年，波斯王建立萨珊帝国，在此前后，伊朗与龟兹于不同时期有过几次大型的接触活动，尤其在萨珊帝国建立后，需要通过丝路广泛输入中国的丝织品与技术，很多萨珊商人往来于中国与伊朗之间，经营丝织品的贩运业务，他们把龟兹作为中转站与集散地。

[3]73伊朗艺术与中国艺术、印度艺术同是古代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艺术元素融入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极大丰富了古龟兹佛教艺术的文化内涵据考察，伊朗风格对克孜尔千佛洞于公元600-650年壁画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从中窥视古代东方文明相互交融对后世文明交流的启发意义联珠纹与吉祥鸟图案的结合是伊朗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种纹饰，吉祥鸟在伊朗宗教中被称为神鸟，表示吉祥之神，这早在萨珊帝国时期贵族使用的器具上就有体现《舞蹈纹银碗》（如图7）[4]89主要描绘碗的外身部分：碗底部装饰有联珠围绕的环形，中心是一只长尾灵鸟，鸟的颈部饰项链和飘带;碗身用桃形串联成的线将其分为四等份刻画克孜尔第60窟生动再现联珠纹与吉祥鸟图案（如图8），但简化了鸟的造型而在装饰上加以丰富此外，连珠纹也单独出现在服饰上菱形几何纹样在伊朗民族的早期美术中已经出现，《水滴纹青铜钵》（如图9）[4]21出现于公元前15—前7世纪，青铜钵外壁钵口处装饰水滴纹样，余下通体雕刻性的装饰着菱形纹样，可见，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菱形几何纹样（如图10）早在伊朗文明早期就已经用作装饰图案菱形故事画是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一大特色，内容主要为因缘故事与本生故事。

而因缘与本生故事图早在国外出现，但龟兹民族用菱形几何纹样来构图，每格绘制一则故事，使得有限的洞窟空间得到尽可能多的表现，因缘和本生故事在克孜尔千佛洞里有了自己的特色，体现了龟兹民族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三、龟兹地域风格的融入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受到各种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而根本的形成因素是古龟兹民族伟大的创作力龟兹居民构成复杂，人种上有东方的蒙古利亚人种，也有西方的欧罗巴人种，从民族上讲，龟兹有羌、塞、月氏、乌孙、汉人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融合中后都被归为龟兹民族[5]龟兹民族长期与外来佛教文化交流，在强大信仰的驱使下诞生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其中虽有多种风格与文明交融，但地域风格因素依然清晰可见一）供养人独特服饰特征供养人题材最初产生于印度佛教文化，供养人一般反映的是当地国王、贵族，平民等具有当地龟兹民族典型气质特征的世俗人物形象，与他国佛教艺术中的供养人形象区分，显示独特的地域风格龟兹民族服装整体趋向于中原服装，与中原服装的花鸟龙凤图不同的是，龟兹服式呈现干练、质朴、装饰性强的统一特征，以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供养人形象为例（如图11），开襟，短裙、喜在袖口、腰部、开衫处、裙脚边等转折处装饰颜色鲜明的长条形状，这是龟兹人民的独特审美。

二）龟兹生活据考证，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龟兹地区已经有人类居住，过着农耕、畜牧生活公元前，龟兹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了[3]7龟兹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除了农耕，还有商业、牧猎、手工业，生产生活的繁荣奠定了龟兹文明繁荣的基础当地农耕生活再现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如第175窟《农耕场景》农民主要以宽斧板形的锄头以及二牛为基本耕作工具，这样的劳动形式是古龟兹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千佛洞中还大量刻画了商贾贸易，生动再现丝绸之路上的经济状况商人形象一般是外来粟特人面貌，身边跟有一头驮包袱的驴，第13窟的马璧龙王救商客、第114窟的马璧龙王救商客等壁画均描绘详细，表现了商人经商路上与自然和人为的灾难斗争的情景，再现丝路贸易的艰苦壁画表现龟兹民族生活内容的还有狩猎、手工业的制作，狩猎与屠宰猎物场景主要体现在第17窟的白象王本生与38窟的锯陀兽本生中;陶器是当地龟兹人民主要的生活用品之一，第175窟左甬道再现古代龟兹人民制陶的场景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生动勾勒出古代龟兹劳动人民的各种劳动场景，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表达了画师们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情怀四、中原汉文化影响中原地区的绘画风格主要影响了公元7到8世纪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形成。

据《辞海》“丝路”条，认为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存在，证明了龟兹与中原地区在很早起就开始交往并相伴有很长的历史，到西汉时龟兹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65-66到唐代，唐朝政府于公元648年统一龟兹，并在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