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942的汉语1942

1、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把最好的资料送给最好的自己！【1942年的汉语】1942年姓名：XXX时间：20XX年X月X日【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云南、重庆和延安崛起的一批优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后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维度努力的成果。他们的语言风格差异巨大，但都源于现代汉语这一富有生产力的传统。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论，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关键词】1942年、青年作家、语言差异、语言观念一、1942年：新的文学群落的崛起1942年，是现代中国文坛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作为战时中国文化重要一翼的文学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我所谓的“成熟”，是指到那时为止，中国现代文学新旧各种元素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各得其宜

2、的安排。这在文学语言方面尤有直观的呈现。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一批新作家都是在1942年前后一两年内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教育程度和价值立场都迥然有别，语言风格更各不相同，所以令人无法轻易看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在这个特殊的年度，中国文学彷佛突然进裂开来，朝着东(上海)、南(云南)、西(重庆)、北(延安)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头演进了。在西南联合大学，一个年轻的作者群正迅速成长，从他们中间很快走出了传奇般的诗人穆旦，而站在他们背后的则是刚刚结束逃亡生活、困居学院的中国文学的神圣家族。这里有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等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也有为中国文学推波助澜的作家型学者吴宓、朱光潜、李广田、叶公超、洪谦、冯友兰以及青年学者钱钟书、夏济安、赵罗蕤，包括战时滞留中国的英国诗学专家燕卜荪与现代诗人奥登。这里不仅有对从诗经、楚辞到“五四”新文学的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细心讲求，也有对TS艾略特所谓一个人二十五岁还准备写诗就必须将整个装在头脑里的从荷马到莎士比亚直至现代英国文学的系统介绍与深入研读。穆旦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贪婪地汲取营养

3、，由此成就了他个性鲜明的诗风。1942年，继合唱、玫瑰之歌、赞美之后，他完成了著名的诗八章。同年5月，冯至前一年在灵感突发状态一气呵成的十四行集也告出版。也是在这年的2月，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文聚社”刊物文聚创刊，居首的就是穆旦的诗赞美。穆旦、冯至1942年前后的诗作，无疑是这个流亡文人群落最值得骄傲的收获。穆诗在理解西方语言的基础上大胆欧化，使“五四”时代即已开始备受讥诮的“恶劣的欧化”合法化了。“五四”时期，许多人都认为白话文有必要向西洋文学学习，但真正大张旗鼓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他认为白话文除口语之外，另一个更高等的凭借“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of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的国语的文学”，“要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运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他还可惜许多人学习西洋语言文字的方法，只是偶一为之，“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这是符合事实的。敢于“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的，大概就是穆旦吧。但穆旦同时也在五月一诗中故意

4、采用中西古今杂糅的方式，造成特别刺目的不协调效果。只要是他的诗歌所需要的，他几乎全无顾忌，而过于丰盛的年轻的生命也不允许他的诗语过早定型：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目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他既可以依托雄伟的自然存在而唱出崇高的颂歌，也可以将沉郁与悲壮驯服于细腻的观察，寄托对民族历史的恢弘想象：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赞美)冯至诗受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诗人里尔克、荷尔德林影响，采取较严格的十四行诗体，无论精神还是语言形式都充分欧化了。但步入中年的诗人在细吟密咏之间，仍然努力回归变动不居的汉语的本体，充分玩味每一个人诗的汉字的音色与意蕴：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彷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

5、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十四行集之一)30年代上半期在德国留学时，冯至就宣布告别自己20年代的诗歌，要以“小学”的功夫来熟悉中国的字词，看来他是信守了自己的诺言的。如果说穆旦的语言是“外发的”，冯至则是“内涵的”；如果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他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诗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典籍的彻底的无知”，那么，冯至的诗语则是充分的欧化与充分的中国化的融合。师生两代诗人在南方的天空下按照各自的秉性自由生长，“五四”以来文言、白话、欧化的语言因子在他们身上都有斑驳的投影。在上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大批文化人或被迫迁移内地，或韬光养晦转入地下以免为敌所获。恰巧这时，钱钟书从湖南回家探亲被困，只好隐居创作；就读于香港大学的张爱玲也被迫辍学，于1942年下半年回沪，决定卖文为生，并很快于次年一飞冲天。钱、张的文学渊源当然都不限于40年代初的上海孤城，我们可以很容易将他们纳入“五四”至40年代“语体文”(即现代白话

6、文)逐渐成熟的过程，但这条清晰的文学语言的历史脉络也只有到了1942年前后，才真正在这两个身居上海的天才作家身上，借“不受欢迎的缪斯”的照拂，将各种语言要素相对平衡地安排配置，从而结出了丰美甘甜的硕果。张爱玲自幼敏感多思，酷爱读书，先是古书，后是新文艺和民国通俗文学，在教会中学又通过英文直接诵习西洋文学，古今中外的良好修养，雅与俗的广泛兴趣，使她的文章特别的摇曳多姿。十八岁应征西风杂志的征文天才梦就有不少早熟的隽语：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1942年回上海后，最初用英文给TheXXthCentury(二十世纪)投稿，步中学时代崇拜的林语堂的后尘，用灵动波俏的文笔给外国人介绍中国。这个短暂的英文写作阶段很快因为在中文写作上的大获成功而中断，但她并没有放弃这些作品，在创作中文小说随笔的同时将它们一一翻成中文。ChineseLifeandFashions改为更衣记，W

7、ifeVampChild改为借银灯，StillAlive改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ChinasEducationofFamily改为银官就学记，DemonsandFairies改为中国人的宗教。这些后来都收入1945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流言：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更衣记)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中国的宗教)奇崛峻拔，不肯落入凡庸，虽然未能避免早熟的天才的青涩和张扬，但人生体验的深透与修辞造语的精绝，毫不逊于许多老作家。就文体来说，脱去了20年代的生硬和30年代的驳杂，呈现出40年代特有的知心贴肉的圆融畅达。这种语言施之小说，更显精彩：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有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

8、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欧化，哪里是口语和文言的杂糅，化合得天衣无缝，描写起来似乎也就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了。钱氏更博闻强记，旧学根底扎实，英文尤佳。1941年出版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远距离的观察玩味，而糅合中西语言的文体尤见灵心妙识，以至于偏要通过魔鬼之口才能够痛快道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没了灵魂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加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归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魔鬼夜访钟书君)作者尤其经心于讽

9、刺语言本身的锤炼：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常看见的。(论快乐)旨在显示主体优胜的讽刺很容易演成智慧的操练和语言的炫耀，但毕竟才高，抓得住讽刺对象，到底不失分寸：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材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说笑)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释文盲)这些撮取英国随笔精华、充满尖利的人生讽刺和洞见的诙谐智慧之作，使钱氏成为现代随笔领域继徐志摩、梁遇春之后又一欧化和本土化双修的俊才。在重庆。一批流浪型文学青年围绕在批评家和诗人胡风周围，克服了生活的困难而疯狂写作。1942年，胡风出版了评论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版的在混乱里所收文章也都写于19411943年之间。胡风这一时期重要论著论民族形式问题写于1940年并于年底出版。在这些论著中，他顽强坚持自己所理解的由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探讨这个传统如何在战争的复杂形势下取得新的发展，为此他四面出击，和来自左右双方各种文艺政策和文学理论激烈论辩。批评家胡风的存在不仅在历史传承的角度显明了40年代中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谱系关系，也在现实拓展的角度使“陪都”重庆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文学性格，影响了许多青年文学家的创作。年仅十七岁的路翎就在这种空气中执笔写作财主底儿女们。这部混乱年代“青春底诗”，1941年写出初稿，1942年被胡风丢失在香港的炮火中，却因此刺激作者更紧张地重写，两年后终于捧出煌煌两巨册。他的另外两篇名作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也都完成于1942年。财主底儿女们不仅是现代小说叙事奇观，更是现代中国文学语言的奇观。路翎的语言既无穆旦的风神俊朗，亦无冯至的冲撞与矜持抵达宁静肃穆的张力结构，更无钱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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