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与孙道临

1、因为爱情，沧桑也是阳光王一徳196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王文娟与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新婚夫妻在庐山大约20年前，夏天，上海电影界有一个入党活动，记者去采访，发现新党员名单的第一个，是孙道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瑞芳。那天道临老师也有发言，简短，但很动情，几次停顿。瑞芳老师也湿了眼眶，喃喃着：“这下好了，好了。”我问瑞芳老师怎么了，瑞芳老师说：“其实道临参加革命比我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道临不容易，王文娟不容易。”从瑞芳老师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道临老师的故事：还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时，孙道临就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地下党员。七七事变后，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留守北平的孙道临被捕。和他后来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一样，虽受酷刑依然坚守了组织的秘密，也没有暴露身份。但等他被家人营救出来后，组织关系接不上了。此后他回到燕京大学哲学系，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一边找组织，一边参加抗日活动，再度被捕。再后来，辗转上海，正式当了一名演员。解放后，终于打听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直接领导朱迈先（朱自清长子）的下落，但朱已经冤死，他的组织关系就此成了悬案。虽然背着曾经被捕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孙道临一直以党员的标

2、准严以律己，只是每遇风浪，他依然是被卷入漩涡的那个，连带他的爱情。在瑞芳老师的记忆里，起先是朋友们撮合他和王文娟在一起，后来是王文娟坚持要和他在一起，“王文娟是抗美援朝回来的新党员，孙道临爱她又怕影响她的政治前途，苦啊。”张瑞芳为此找了周总理、邓大姐，才终于有了“舒伯特与林黛玉”的姻缘。瑞芳老师说，孙道临善良敏感，王文娟开朗勇敢，“如果没有这个家，后来的文革道临怎么熬得过来？他们两个的爱情，不得了啊。”后来，一直想哪天要请道临老师讲讲他的恋爱，可总也不敢，知道那是谦谦君子的他心里最痛也是柔软的一块。2007年，道临老师病危，记忆全失，却只认得妻子王文娟；遗体告别时，他身上盖着鲜红的党旗。今年8月上海书展，王文娟老师的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出版，其中七条琴弦谁知音一章，补上了当年瑞芳老师讲述的细节。关于爱情，一直在舞台上千回百转演绎爱情的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人与人之间长期相处，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共同的价值观，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什么是对彼此最重要的，这些问题上如果观点

3、一致，即使在现实面前时常碰壁，至少还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在艺术上，我们是对话者、切磋者，遇到困难时，又是同道者、支持者，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值得追逐，值得保护，比如梦想，比如原则。”记得道临老师从影40周年时，文汇报牵头为他做了一次纪念活动，在他老家嘉善。春雨霏霏，他一手打伞，一手挽着文娟老师，过小桥上台阶时，我们总会听到文娟老师那一口越剧普通话：“道临，你当心，道临，你走好”本报记者陈晓黎1997年，拍摄越剧电视孟丽君，导演孙道临在指导演员王文娟我与道临：七条琴弦谁知音王文娟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

4、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都由母亲先看，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但凡是落款上写着“孙”的

5、，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严格过着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生活。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始终未果。此后，他回到燕京继续学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再次被捕，出狱后因为不愿在日本人掌控下的校园念书，又不忍给病弱的父亲增加负担，独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养羊，早上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羊奶，夜晚一个人在灯下看书学习我也讲述了自己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他也曾经随上影剧团赴朝鲜战场，说起那段经历，他笑着说，或许某月某日在某个山洞里，我们曾擦肩而过也说不准呢。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

6、路，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吃鸡子榨面，我们家乡的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再硬也是好吃的。”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很慈祥，虽然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

7、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就在我们的恋爱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有领导找我谈话：“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我深知，道临为了这个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写了无数申诉材料，回复总是让他等，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结果，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要受一次冲击。我不敢把领导的话告诉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早日把问题调查清楚。那一年，我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几乎完全不能唱高音。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医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我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左右为难，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

8、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话语中暗示，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坚持结婚，我可能要考虑退党。我一下子懵了，“退党”意味着什么，那个后果，无论我还是他，都承受不起。“政治”这个词，开会、学习、听报告，天天跟它打交道，却又觉得离它很远，“鸣放”发言后，自己差点被定为右派，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惶恐，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它似乎化成一道鸿沟横亘在面前，令你绕不开，跨不过。我每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那一晚，我第一次主动约道临出来。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一路无语送他到家，我心乱如麻，脚步也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过

9、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她们热心地招呼我搭车，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不，你们坐吧。”循声望去，只见他的身影一闪而过。我明白，他是在刻意躲我，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那段时间我十分忙碌，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脑子一有空，就会忍不住想起那个夜晚，那个流泪的身影，心如刀绞。过去演戏时，我总是反复揣摩人物如何才能感觉到爱上了那个男主角，等到真正经历过这一切才知道，当你会为了一个人心痛时，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我决定到他家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见了我很高兴，我问道临最近好不好，老人忧虑地说：“别的倒是没什么，就是跑进跑出，整天一句话也没有。”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我去给你买蛋糕”。没等我开口，他已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那年，他已经40岁，我35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秋天，我随剧团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邓大姐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事后还想方设法找过组织。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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