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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史互证的文史渊源研究 摘要：文史互证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其来源于中国文学与历史起源的共通性中国文史起源的交融从以神话传说、符瑞征兆等为代表的叙事上可见，表现为虚构性叙事的历史化和文学对史书虚构性叙事的继承发展虚构性叙事的历史化主要体现在史书上，尤其是正史对感生神话一类虚构性叙事史料的选取史书与小说的互文，展现了文史互证的叙事渊源这对我们打造文史贯通的学术视野，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关键词：文史互证;史书;虚构性叙事：I0-05 ：A ：CN61-1487-（2019）010-0058-0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校庆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万象，文、史、哲素不分家，在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过程中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文史互证即来源于中国文学与历史叙事起源的共通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史互证，要求“具备文史兼通的学术修养和文史沟通的研究能力”[1]，为古今学者所推崇，对当下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文学与历史的叙事起源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来有“文史相通”“文史同源”的说法作为叙事的文学和历史，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2]153首次提出“叙事”这一名词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谈到古文的根底来源于史学：“古文必推叙事，而叙事实出于史学[3]162认为中国的叙事是以历史为源头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历史处于述事阶段，小说可以称为“演事”而述事中又包含了两种：一种是实事，一種是虚构之事[4]42虚构之事在史书中的存在，却是一种小说笔法史书的诞生，《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5]401《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6]328《隋书经籍志》：“先圣据龙图，握凰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7]904史书为君王而作，是纪实性的。

其功用，从《太史公自序》对《春秋》的评论可见：“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8]3297司马迁认为，史书在史实的保存、鉴古知今等价值功能之外，还包含了明确的传道的内涵史书以记实为宗旨但自先秦始，史学著作如 《尚书》《左传》《国语》等却存在不少虚构性的记载，其叙事内容包括鬼神、灾异、卜筮、梦预等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3]685，以《左传》为例，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9]132以神降来看国家兴亡，这种虚构性的史料记载对后来以《史记》为代表的正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在正史的撰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神话、传说元素古代神话都是叙事体裁，是小说的起源之一，“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与人物逸事这五类主要故事相互包容渗透，且常常以历史传闻的状态出现，历史成为最基本的题材和叙事因素[10]72通过经典流传下来的上古神话，从汉代开始渐渐被呈现于正史之中，开启了虚拟性叙事历史化的进程。

二、神话传说素材进入正史叙事内容所谓正史，《隋书经籍志》云：“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7]957将以《史记》《汉书》为代表、以帝王传记为纲领的史书称为正史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撰写中就撷取了不少先代神话，如《史记》中有关殷先祖契和周先祖后稷的记载关于殷商起源的早期传说，从《诗经商颂玄鸟》篇中可见整首诗写商“受天命”治国，首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天命令玄鸟下降到人间，从而商祖诞生有因果但无事件过程《楚辞天问》写有：“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离骚》有“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这两则较之《玄鸟》篇，另外交代了人物姓名、来历《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11]338描述了有娀氏二女与燕的互动情节，故事雏形已经形成司马迁撰写《史记殷本纪》时则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① 故事进一步发展成为简狄吞卵生契吞卵”感生说在《史记》里还见于《秦本纪》女修吞食玄鸟之卵生大业，这应是《殷本纪》吞卵情节的继承。

与此类似，《诗经大雅生民》又有周人始祖姜嫄“履迹生子”的传说：“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也是后稷出生的最早记录而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将之叙写为：“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8]111这段对后稷出生的描写非常生动，先是其母履巨人脚印，感而生子，再是后稷三度被弃，三度被救这与《生民》中“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事件的因果，几乎是一致的，而在细节如人物心理的刻画上要细致得多《史记》取用了《诗经》中的神话传说，但在撰述中已进行了再加工如契母简狄和后稷母姜嫄，在《殷本纪》与《周本纪》中分别是“帝喾次妃”和“帝喾元妃”的身份;又如，后稷名弃，《周本纪》解释为因其屡遭遗弃而得名这些都是原传说中没有的这两则传说被其后的纬书加以择用《隋书经籍志》定义纬书：“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7]941纬相对于经而言，是由经典所衍生出的意义，是方士化的儒生受《河图》《洛书》的影响，伪托孔子以神学迷信观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旨在宣扬国家治乱兴衰、帝王将相出世等均出于天命安排的思想[12]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多有纬书集成，其中引《尚书中候》有：“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13]389《春秋元命苞》云：“周先姜原履大人迹，生后稷扶桑推种生，故稷好农[13]3660又云：“周本姜嫄游闭宫，其地扶桑，履大迹，生后稷[13]655两则神话情节被简化，略去始末，仅着墨在应天命而生这一点上，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服务倾向，这与后代史书的政治功用是同源的《史记》中关于汉高祖刘邦出生的描写也与之相似：“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8]341刘邦成为其母“梦与神遇”而生的龙子关于刘邦异相的史料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陆贾的《楚汉春秋》：“项王在鸿门，亚父进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彩相纠，或似云，或似龙，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不若杀之[13]413以五彩之气附会汉高祖的天命神授《隋书经籍志》称，司马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7]956司马迁在著史过程中遍览前代著述，《史记》在《项羽本纪》中引用了刘邦身有天子之气的说法：“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而在《高祖本纪》里对其出生又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创造性叙写这段感龙而生的传说成为刘邦身世的范本，班固撰写《汉书》也将其采录在内，行文仅有细微差别其后的东汉纬书在高祖感生的神话基础上，缔造出“卯金”受天命的说法，《尚书考灵耀》云：“卯金出轸，握命孔符并对高祖的异相加以捧吹，《春秋孔演图》有：“其人日角龙颜，姓卯金刀，含仁义诗纬《含神雾》又增加了新的灵异点：“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高祖的感生神话演变成“吞珠生子”[13]412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是一部帝王专史，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其中对刘邦身世神话的改编：“其妻夢赤鸟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媪，是为昭灵后，名含始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13]413刘邦之父感龙而生，其母吞赤珠生刘邦汉高祖天命神话的演变，经由了从史书出现、纬书发展、再到史书完整的过程，特别是正史在其发展、完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矣[8]3180可见，司马迁对《禹本纪》《山海经》等作品中的无由之说是不信的但感生神话却出现在《史记》中，似乎有违正史的实录精神我们试从以下几点来看：其一，从“吞卵”“履迹”等神话的起源和流变来看，《诗经》《楚辞》这些经典作为载体，远比《山海经》这样的“巫书”可信度要高，这些史料的选取使《史记》的历史体系得以完整其二，从神话本身的性质看，神话虽然含有大量虚构的内容，但是建立在远古先民对世界朴素认知的基础上，奇幻怪异里糅合着需要辨认的真实就这一维度来讲，神话起源之初，也是一种“真实的叙述”其三，从政治需求来看，帝王身世的神圣性是统治者的诉求作为正史，秉持“实录”的精神，对当时社会风靡现象进行记录也是合理的于是，司马迁在追溯民族源流和早期历史时，将其作为民族起源的资料录用，并通过全知的叙事视角和历史化的处理，给了感生神话重要的历史地位三、虚构性文学叙事催生正史新体例《史记》在史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帝王感生神话阐述“天命神授”之意，《史记》对这类素材的取用和编纂，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史书撰写者如《汉书》讲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身世尊贵：“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

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尝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后东平王聘政君为姬，未入，王薨禁独怪之，使卜数者相政君，‘当大贵，不可言[6]1006讲汉武帝的天命所应：“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6]984这些都是感生神话对正史内容影响的体现此外，感生神话经由纬书大肆宣扬，并与符瑞灾异之说结合起来于是，史书与纬书找到政治功能的契合点，从而催生了后代史书中的新体例《史记秦始皇本纪》《赵世家》中已有天象感应灾异、梦境预言后事之说，《汉书》为了系统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并神化东汉皇权，首创 《五行志》《汉书五行志》引易经：“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6]216为立说宗旨，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并撰有五行家专篇《睦西夏侯京翼李传》，记录众多五行研究者的事迹其开篇用眭弘预言汉宣帝授天命事立论五行阴阳的神异：“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6]746这个故事十分著名，屡见于后代历史、文学作品中汉代对符瑞灾异说的利用是登峰造极的历代统治者的出生不乏神迹，甚至王莽篡汉也采取了这种手法，编造出“虞舜之后”、白雉之瑞、“丹书著石”等一系列符瑞东汉从光武帝开始，统治者还时常根据天象征兆来制定礼乐刑罚制度人事任免，每遇日食、旱灾、地震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