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诗学与柏拉图言说模式比较.docx

老子诗学与柏拉图言说模式比较柏拉图与老子作为中西文明发展轴心时期中的两大重要人物,其思想学说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波普尔曾言道:“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1]247胡适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2]49虽然这两位重要人物的本职都不是诗人,或者说文学家,甚至都曾对文学抱有贬斥的心态,但是他们著作中一些涉及诗学理论,乃至文艺理论的思想学说在当时却甚有新意,例如:柏拉图的模仿说、灵感说,老子的自然观、虚静观等而且,这些理念思想更对后世诗学体系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关于柏拉图与老子诗学的对比研究,便也成为中西诗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常见话题,例如:李兴武的《老子的否定的美论——兼与柏拉图、黑格尔、胡塞尔美学思想比较》、范军的《老子与柏拉图的艺术本体论比较》、曹顺庆的《柏拉图的“美本身”与老子的“大音”“大象”——中西美学理论研究札记》等综合分析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前人的研究大多还是集中于双方诗学之内容层面的对比分析换言之,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还是偏重于双方“说了什么”的方向,至于柏拉图与老子在各自的诗学体系中是如何言说的,双方在言说模式上存在哪些相似点与不同点等,目前还未引起学者的充分关注。

鉴于此,本文选择柏拉图与老子诗学的言说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和分析,以求能由此窥见两者在思维和言说上的同异性,从而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西方古典诗学的言说形态特征同时,以期通过对这两种重要古典诗学之言说模式的对比分析,为当今中国文论建设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一、柏拉图与老子诗学言说模式的差异性(一)文体差异1.柏拉图:平等性的对话体对话体作为一种文章体式,即以对话的形式组织全文,展开论述柏拉图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写成的,例如《理想国》《会饮篇》《高尔吉亚篇》《曼诺篇》《大希庇阿斯篇》等著名学者朱光潜更认为:“柏拉图树立了对话体的典范,后来许多思想家都采用过这种形式,但是至今还没人能赶得上他[3]268而这样一种对话体模式,同样也被柏拉图应用到了他的诗学著作中在《伊安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与伊安两人围绕着“诗人的创作是凭借灵感还是技艺”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双方通过“你问我答”的形式进行辩驳分析,将问题层层推进,最终得出结论——诗人凭借灵感进行创作可以说,整篇文章详细地展示了苏格拉底与伊安两人之间对话的起因、过程以及结果在《理想国》卷二至卷三中,出场的对话人分别是苏格拉底、阿德曼特与格罗康。

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城邦中统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问题其讨论的方式依然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论辩方式,在对话中引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而在卷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与格罗康继续就文学的本质问题与功能问题展开对话,而就在他们的对话过程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层层递进地阐明了他的模仿论思想,并提出将诗人驱逐出城邦的著名论断此外,在《斐德若篇》中,我们也能发现对话的存在,主角仍然是苏格拉底,在这一篇中,他和斐德若围绕着修辞问题展开了对话,而随着对话的逐渐深入,问题开始一步步地深化,最终涉及关于诗学思想的深刻认识总之,在这些诗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觉察到柏拉图惯用的行文技巧,他总是选择以人物对话的方式来组织全文,在人物之间的交谈辩论中借人物之口阐明自己诗学主张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虽然在柏拉图设置的对话体中,主角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他人在对话中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换言之,在柏拉图的笔下,所有的对话人物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从而使“每人所代表的见地都很充分有力地表现出来,宾不只是主的扣钟锤或应声虫”[4]462由此,我们看到的结果便是“(虽然)苏格拉底是绝对的主角,但其他人物的声音同样不可忽略,苏格拉底和诡辩家、戏剧家、科学家们围绕学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每个人都在发表他们的见解,从而形成一种多声部的效果”[5]。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我国轴心时代的另一部对话体著作《论语》《论语》虽然也是以对话的形式结构全篇,但是其话语权却牢牢地掌握在孔子一人的手中,其他人物都是处在服从接受的地位或者,我们可以说,《论语》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对话状态,但却是一种没有“对话性”的对话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也并非平等意义上的协商讨论,反而充满了说教性意味当然,这种说教性特征也不是儒家一门所有,在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中其实也有所体现而且,相对于注重平等对话的柏拉图诗学言说模式而言,这也是老子诗学言说模式的一大特点2.老子:说教性的独白体不同于柏拉图的对话性言说模式,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中选择以独抒己意的表达方式来阐释自己的诗学思想具体而言,在《道德经》中,老子既没有引入其他人物来与自己就某个诗学问题展开对话,也没有在文中说明自己是否曾经与其他人就某个论点展开过对话,可以说,《道德经》全文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如今戏剧中所说的内心独白,其各章实质上等同于老子本人就某个问题所进行的自我议论与言说,是纯粹的独白体对此,过常宝也作出过相关论述,他认为,《道德经》各章其实就是围绕着某一句格言而展开的解释性文本,“其理想形态可归结为一个由‘原文本’和它的阐释、引申部分共同构成的传释性结构”[6]。

而就在这阐释和引申的部分中,老子既没有借他人之口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也没有安排别人来与自己进行思想上的交锋,他只是在单纯地作自我陈述我们可通过下面一条有关诗学内容的具体论述来感受一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7]64老子在这一章主要阐明了自己的辩证法思想本章一开头,老子就直接阐述了自己对于美和恶、善与不善的看法,即美与恶是共生共存的,善与不善同样也是如此,缺少了一方,另一方也同样不存在了而且,不仅美与恶如此,善与不善如此,其他许多对立的范畴同样也是如此而这样一种辩证思维也能应用到文艺批评领域中,具体而言,批评者在对诗歌作品,乃至于任何一种文艺作品进行评价的时候,“不应该只看到事物的一面,不应该‘美就是全美、丑就是全丑’,不应该偏重一方面而轻视另一方面在称其美丽的时候要看到其不足的一面,在称其不善的时候也要看到其善的一面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应该是辩证的,而不是偏颇的”[8]借助这条范例,我们可以感受到,老子在阐述他的诗学思想时,的确具有明显的独白性特征在作品里,只有他一人在自说自话,别人的想法与意见在这里都消失了。

而这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便是作品的说教性气息特别浓厚有学者在论及《道德经》的文体性质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由此将《道德经》的文体定义为上古时期的箴言,认为其具有十分强烈的训诫性[9]例如:在谈到对文艺作品的态度时,老子强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政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7]106以此表示对文艺作品的贬斥在谈到“质”与“文”的关系时,老子强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7]361,希望文辞能保持不加雕琢的自然本真状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都是对经验、价值、立场的直接陈述,内容平铺直叙,不含有任何争辩性质没有语境,没有叙事,没有原因,没有结果,没有过程,只有最后不证自明的真理和结论”[10]由此,在面对老子的诗学言说时,我们会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在课堂上接受一位老师耳提面命式的教育,聆听他对诗学问题的权威性解答二)风格差异1.柏拉图:理性思辨色彩突出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柏拉图的本职身份是一名哲学家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哲学家辈出的时期,在他之前的苏格拉底,他的继任者亚里士多德,包括他自己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哲学本身便是对其他学科知识的一种高度概括和总结,故柏拉图的诗学思想与其哲学思想自然也存在极大的关联性,他的模仿说和他的理念论便是如此。

而且,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分析的特点,在柏拉图诗学言说模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而言,柏拉图在其诗学对话中,常常喜爱让主角苏格拉底与他人就一个问题展开辩驳与论证分析,苏格拉底会通过层层的反问、归纳,来诱导对方往自己最后的结论上逐渐靠近而这样一种论述方式,也无疑使得柏拉图的诗学言说带上了深厚的理性思辨色彩在《伊安篇》中,苏格拉底向伊安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只会解说荷马的诗歌,却不能解说其他诗人的作品?”伊安对此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苏格拉底却提出灵感说来加以解释他认为,这是由于“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所造成的[11]7为此,苏格拉底展开分析:首先,他向伊安指出,技艺是有共同一致性的在得到伊安的确认以后,苏格拉底继续展开论证,如果说伊安是凭借技艺去解读荷马的诗歌,那他自然也就可以凭借同样的技艺去解读其他人的诗歌,可结果却不是这样,这便印证了苏格拉底的观点由此,苏格拉底完成了他第一部分的论证可伊安对此仍表示怀疑于是,苏格拉底接着展开第二部分的论证首先,苏格拉底让伊安承认了这样一个前提:不同的技艺是需要不同的知识的,人不能通过一种技艺去知道和评判另一种技艺在此之后,苏格拉底又向伊安提出疑问。

在荷马的诗歌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理说,只有精通相应技艺的人才能对荷马的诗歌作出最好的评价,但伊安仅仅凭借自己诵诗的技艺便很好地解读了荷马的诗歌,这一现象便和刚刚提及的前提条件产生了冲突由此,苏格拉底认为,诗歌的创作和解读,都是凭借灵感完成的,而不是凭技艺的知识而最后,伊安也接受了这一观点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在其诗学言说中的确加入了大量的逻辑分析成分他以问题和对话的形式展开他的论证分析过程,通过一层层的归纳和持续的诱导,最终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观点,从而也使得自己的言说更具有理性思辨色彩2.老子:直觉体悟气息浓厚相较于重视逻辑分析的柏拉图,同为哲学家的老子,在其思维方式上却是另有一番天地具体而言,“老子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不同于抽象逻辑思维的直觉思维,其充满着直观的、感性的、具象的和主客体交融的横向思维的特点”[12]老子对“道”的认知与阐释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道”的不可言说性,还是以象论道的言说技巧,抑或是通过体悟以明道的认知方法都有力地表明了老子思维的直觉性特征而在这样一种直觉思维的影响下,老子的诗学言说模式也呈现出明显的诗性特征,富含直觉体悟气息具体而言,老子在其诗学言说中很少会去谈论“为什么”的问题,其重点放在了对“是什么”这一问题的阐发上。

并且,老子在阐发思想的过程中,很少会像柏拉图那样展开严谨的逻辑分析,也很少会说明自己思想的来源以及形成的过程仿佛这一切都是由老子本人突然间有所领悟而获得,然后形成文字,以供大家阅读换言之,老子的诗学言说更像一种内心感悟的阐发由此,就表达方式而言,老子诗学其实具有很明显的感性化、直观性特征此外,老子在论述其诗学思想时,常常喜爱使用一些富含直觉思维特征的诗性话语,例如:“妙”“玄”“自然”“清净”“味”“无味”等之所以认为这些语词带有诗性特征,主要是由于,这些语词主要表示的是一种通过直观体悟而获得的审美感受,带有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直觉思维特征,往往很难用逻辑性语言进行科学的定义和解释以“妙”为例,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7]53在老子看来,“道”是深微奥妙,无法言说的,与“无”相同相通而“玄”“妙”都是对“道”幽深微妙之审美特性的阐述妙”即“精妙、精微”,是一种“总是与不可致诘、不可智识、不可言传的直觉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诗性话语[12]刘若愚先生也认为,“这个字时常用以描写直觉的领悟或直觉的艺术作品,这些似乎是无法加以理性理解的”[13]53。

而自老子将“妙”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加以提出之后,“妙”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