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docx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在20世纪的 中国 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 影响 着几代宋史 研究 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位值得研究的 现代 历史 学家　　　　　　　　　　　　　　一、邓广铭的学术道路　　邓广铭（1907—1998年），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临邑是一个相当偏僻、闭塞而且文化很不发达的地方，在满清一代的二百多年中，临邑没有出过一个进士；邓家在当地虽算得上一户殷实人家，但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 教育 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1]在他当时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师的同窗如李广田、臧克家等人，后来都相继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他却最终选择了史学，这与风靡那个 时代 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入 英语 系就读。

次年再次投靠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这一年他25岁　　1927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张星烺、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 哲学 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 学习 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

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2]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3]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选择宋史研究作为其毕生的学术事业，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来撰写历史人物谱传，先后写出《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这四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宋人传记，与胡适都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4]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5]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傅斯年的本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学教师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作为自己的讲义，受到学生攻击，因而去职，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

在邓广铭入学后不久，系主任一职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陈受颐接任，但傅斯年仍长期担任史学系兼职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 方法 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6]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前几年，邓广铭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 发展 ，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7]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若是就狭义的专业领域的师承关系来说，不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辽金史都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

大学时代，邓广铭也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8]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由胡适兼任的傅斯年当时从这一届的文、史两系毕业生中物色了几位有培养前途的人，要他们去史语所工作，其中也有邓广铭，但由于此时史语所已经迁往南京，邓广铭表示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强他　　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所写的评语中，曾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 ：“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9]这就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另外，他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如是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

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10]这是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为了准备新编一部《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大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那篇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次年春，他打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勉励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但要求他必须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书评，于是他就将已经写成的那篇文章寄给他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当时主编《国闻周报》文艺栏的萧乾，很快就在《国闻周报》14卷第7期上刊出这篇文章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的陈寅恪还不认识邓广铭，读了这篇文章后到处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11]后来他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说到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

[12]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13]　　这篇成名作发表之时，邓广铭正好30岁半个多世纪后，他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就不回头了[14]就在去年，他还对女儿邓小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15]所谓“三十功名”，就是指的这篇文章　　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尚未确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在这期间，给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是赵万里和傅斯年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原来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想系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之故），但“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故次年春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遂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16]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

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屡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17]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又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抗战胜利后，又经胡适的催促，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　　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18]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19]不过从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来看，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

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要邓广铭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从他1941年7月8日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来看，他当时似乎有一个对《宋史》全书进行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信中称他“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其实他那时已作过考订的亦不止后来发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还说：“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馀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

另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凡例”中，还提到对《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订，但大概都没有最后定稿　　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准备到重庆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