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商街——南京路的前世今生.pdf

跨越上海黄浦、 静安两区的南京路， 以西藏中路为界， 东边是南京东路， 西边是南京西路， 全长 5466 米，由外滩一直蜿蜒至静安寺 旧时， 南京西路叫做静安寺路， 只是一条通往市郊的幽静马路， 英文名 Bubbling Well Road ，老百姓取其谐音，一语双关地称之为 “ 泡泡井路 ” 只有南京东路才是无可争议的中华第一商业街 —— 南京路如今，以河南中路为界，南京东路的西段已是商业步行街，通往外滩的东段仍然是车水马龙的交通干道漫步在南京路上，游客们常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商业步行街只是河南中路到西藏中路这一段？从河南中路到外滩，商店少了许多其实这一段的南京东路，恰恰才是最早的南京路从花园弄到南京路1842 年，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 《南京条约》 ， 开放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上海五处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外商可以携带家眷在通商口岸居住、贸易次年 10 月，中英政府签订《虎门条约》，具体规定由中国地方官与英国领事共同议定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上海于 1843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开埠按照国际惯例，领事机构一般都设在人口繁多的城区之内，以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 George Balfour ）为代表的外侨，却梦想着能在上海拥有一处属于自己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土地。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上海城外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那块空旷的土地，当时那里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但此处交通便利，发展前景不可限量而颟顸的清政府官员害怕当地民众与洋人接触徒生事端，也希望在通商口岸实行 “ 华洋分治 ” ，任由那些为数不多的 “ 蛮夷红毛鬼 ” 在荒郊野外自生自灭1845 年 11 月 29 日，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上海土地章程》，划定北至李家场，南临洋泾浜，东濒黄浦江的 830 亩土地为英商居留地章程规定： “ 界内土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亦不得架造房屋租与华商 ” ，而外国人租得土地后， “ 亦不得建筑房屋租与华人，或供华人之用 ” 从而奠定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外国租界的法理基础，因此，《上海土地章程》被在沪外侨视为租界的 “ 根本大法 ” 经过数次扩张之后， 连同公共租界、 法租界在内， 上海租界总面积将近 5 万亩， 成为独立于中国立法、行政、司法体系之外的国中之国然而，租界在创建之初，毕竟只是一块位于上海城外的荒郊之地，在沪外侨无法融入上海当地的社会生活在远离故土的东方世界，他们感到必须以西方社会为模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常生意事务之余，外侨最为需要的是能缓解思乡之情的娱乐活动。

1850 年，瑞麟洋行大班霍格（ William Hogg ）等人组织跑马总会，最先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一带占据 80 余亩土地辟作花园，开设 “ 抛球场 ” ，并围绕球场铺设赛道作为春秋两季跑马竞技之用，是为上海第一个跑马场次年， 租界当局修筑从外滩通往抛球场花园的小道， 名为花园弄 （ Garden Lane ） ， 又叫派克弄 （ Park Lane ） 这条短短不足 500 米的花园弄就是日后南京路的雏形，也是中国第一条近代意义上的马路图 1： 19 世纪末的南京路街景抛球场辟设之后，一些具有经济头脑的外侨看准了商机，争相至此经营开市跑马总会遂将抛球场土地变卖， 并于 1854 年在今浙江中路和湖北路以西、 西藏中路以东占地 170 余亩兴建 “ 新花园 ” ， 即第二跑马场不久，该处地价大幅上涨，于是总会又将这处跑马场以高于原地价 10 倍的价格分块出售随着跑马场的一次次迁移，花园弄也不断向西延伸， 1862 年修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跑马总会凭借租界当局的势力和外侨的特权，在泥城浜西岸，今黄陂北路以东，南京西路以南圈定 460 多亩土地，开辟第三跑马场，亦称跑马厅，并在其北面修筑道路直通西郊静安寺。

花园弄伴随着跑马场的变迁而向西延伸，一条条道路街巷随着租界的扩张和繁荣而不断铺设兴修在租界辟建之初，包括花园弄在内的几条新筑道路，都没有正式的名称例如，租界与华界的最早分界线称为 “ 界路 ” （今河南路），租界内铺设石板的小路称为 “ 石路 ” ，位于圣三一堂旁边的街道称为 “ 教堂街 ”…… 与传统中国的街、巷、里、坊不同，从黄浦滩到抛球场的花园弄，诞生之际只是供外侨散步、遛马的小道，既然是车马行驰的道路，当地华人百姓则称其为 “ 马路 ” 此后，租界当局又在花园弄以南陆续修筑了五条东西向的小路，花园弄历史最为悠久，理所当然是老大哥，故又被称为 “ 大马路 ” ，相应地也就有了 “ 二马路 ”（今九江路）、 “ 三马路 ” （今汉口路）、 “ 四马路 ” （今福州路）、 “ 五马路 ” （今广东路）和 “ 六马路 ” （今北海路）的称呼，甚至连法租界境内最主要的东西向通衢大道也被称为 “ 法大马路 ” （今金陵东路）图 2： 1917 年南京路地图为了改变租界内道路名称混乱的状况， 1865 年 10 月，英租界当局在花园弄边的上海市政厅举行会议，决定统一租界内首批修筑的 19 条马路的名称，其中东西向的以中国城市命名，南北向的以中国省份命名。

1842 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最先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为列强带来巨大利益，因此租界当局将 “ 大马路 ” 花园弄正式定名为南京路南京路上最早的店铺主要集中在人气旺盛的抛球场周围，东面那一段花园弄并不是商业街，道路两旁多为洋行机构、 银行钱庄、 旅馆饭店 如今， 南京路步行街也起始于河南中路， 而靠近外滩处的南京东路，商业气息远不及河南中路到西藏中路的这一段步行街由此可见，最早开辟的南京路并不是商业街但不可否认，这条短短的花园弄随着跑马场的一次次西迁和租界的不断扩张，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 “ 大马路 ” ，最终奠定了南京路中华第一商业街的基础京广杂货 vs 寰球百货在陌生的东方国度，外侨们的生活总不那么便利，一般的生活用品必须到县城或附近的集镇购买然而，这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只要一出门，总会有一批好奇的中国小孩围着看热闹，一般的中国百姓也不太愿意与外国人打交道，更不愿意把东西卖给外国人况且，咖啡、面包、卷烟、香水、肥皂、火油灯、玻璃器皿、西洋服饰等洋玩意儿那时也无处可买，只有等远洋货轮驶入黄浦江码头，才能带来一些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为此，《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外侨可以在租界内建立市场，以便将日用品运至该处售卖。

开埠之初，即 1843 年底，在领事馆登记的英商及传教士仅有 25 人 1845 年租界设立之后，外侨尚不满百人而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沪各国侨民总数已达 1.5 万余人，其中有英、美、法、德、日、俄等国侨民近万人， 还有印、 葡、 奥、 意、 丹麦、 荷兰等国侨民 1936 年上海外侨人口数达到 6.2 万人，1 942 年达到 8.6 万人随着外侨人数逐渐增多，近代新式商业开始在租界内悄然兴起早期外商开设的洋行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兼营普通商业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贸易中转港口的北移， 广州货物进口量锐减， 外商洋行开始向上海发展 1843 年开埠前夕， 上海仅有洋行 11 家， 1854 年上升到 120 家， 1860 年超过 200 家， 比较著名的有英商怡和、 仁记、 老宝顺、 泰和、 义记、 老沙逊、公平、元芳，美商旗昌、丰裕、协隆，法商百司、永兴，德商瑞记、鲁麟、美最时，以及瑞士华嘉、荷兰好时、 意大利安和 这些洋行最初大多开设在黄浦江边， 根据本国产品的特点， 主要经营品种也各有特色：英商经营呢绒、布匹、棉毛织品；美商经营肥皂、洋烛、火油；法商经营香水、香粉、香皂等化妆品；德商经营洋针、木纱团、花边等；日商经营毛巾、草帽、玩具。

抛球场辟设之后，人气渐旺，外商洋行纷纷在南京路设立各种专卖店，其中最著名的是亨达利， “ 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要货，名目甚繁 ” 图 3：早期南京路上的店铺寰球百货业是大型零售店的后起之秀 1847 年，英商霍尔（ Edward Hall ）在南京路四川路口投资开店，经营高档百货商品，销售对象多为外侨和生活富裕阶层 1854 年英商霍尔茨入股，于是商店取名Hall &Haltz ，次年 9 月改名福利公司，是为上海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 1905 年 12 月，英商惠罗公司（ Whiteaway, Laidlaw & Co. Ltd. ）也在南京路设立分公司，经营寰球百货惠罗公司总部在英国伦敦，是一家老牌百货公司创设之后，惠罗公司并不满足于南京路上那些老旧的洋行建筑，决定在福利公司旁边建造一幢豪华气派的百货大楼1906 年底，惠罗公司大楼竣工，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 1176 平方米，建筑面积 5685 平方米，底层做商场，有落地大玻璃窗、马赛克地坪，二层以上全部铺设硬木地板，南部为商场，北部做写字楼以供出租惠罗公司开张后，早期只为旅沪侨民服务，后来华人顾客逐渐增多，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百货零售商店。

福利公司、 惠罗公司与后来的泰兴公司 （ Lane, Crawford & Co. Ltd. ） 、 汇司公司 （ Weeks & Co. Ltd. ）并称为南京路 “ 前四大公司 ” ，长期引领着上海的时尚尽管租界内的外侨大多属于富有阶层，但囿于人数，购买力毕竟有限，南京路商业的繁荣还得依靠上海当地的华人租界作为外侨的居留地，早期实行的是 “ 华洋分居 ” 政策，租界内的外侨基本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生存环境 1853 年 9 月，小刀会起义军攻陷上海县城，当地华人涌入租界避难，打破了 “ 华洋分居 ” 的禁例 19 世纪 50 年代，太平军占领东南地区，战乱迫使大批江浙士绅纷纷来到上海租界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能在动荡中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不受影响，从而造就了 “ 全国财富集于东南，东南财富系于上海 ” 的独特现象富裕的华人为租界带来了雄厚的资金，贫苦的华人为租界提供了廉价的劳力对此，一位外商赤裸裸地宣称： “ 我的本分是不失时机地发财致富，把地皮租给华人，或者为他们建造房屋，赚到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利润 …… 我希望顶多在二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离开，那么以后即使整个上海毁灭在火里或者水里，这对我有什么要紧呢？ …… 我们的本分就是赚钱，赚得越多越快越好。

”1865 年，上海道台正式允许华人入住租界，当年英租界人口一下上升到 2 万余人 1865 年，公共租界人口激增至 10 万人，清末达到 50 万人 1930 年，公共租界人口更是突破了 100 万，而 1/3集中在南京路所处的东区，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10 万人，这里是上海全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 “ 华洋杂居 ” 的格局，使租界内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进一步带动了租界内商业的繁荣南京路上的华商店铺大多开在河南路以东，以京广杂货店为主 19 世纪中叶，一些广东商人随外商洋行来到上海，在花园弄、宝善街（今广东路）一带开设零售店，经营进口洋货和广东手工艺品，时称广货店不久，经营上海本地和江浙土产兼营洋货的京货店也纷纷在南京路上设立商铺那时，比较有名的广货店有老悦生、乾亨、有彰、有隆等商号，京货店有德同祥、同春祥、兴昌祥、金昌盛、恒昌等商号主要售卖洋布、洋油、洋灯、洋皂、洋袜、洋火、洋线和洋伞等数十种洋货，以后又扩大到洋酒、罐头、玻璃器皿、呢绒、自鸣钟等高档商品这一类的华洋杂货店大多集中在南京路、河南路、棋盘街、广东路一带，如著名的 “ 何家铺子 ” ，仅在南京路上就开设了何瑞丰、何保丰、保兆丰、何丰等数家店铺。

在众多的洋货中，以洋布、洋酒、洋烛、洋皂、洋火等 “ 五洋商品 ” 销量最大，由此衍生出专业经营的清洋布店和烟杂店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南京路上的清洋布店和烟杂店日益增多，到 19 世纪 80 年代初已各有数十家，南京路逐渐具备了商业街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