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亦相谋：《诗镌》同人关于新诗格律的论争.docx

    道不同亦相谋《诗镌》同人关于新诗格律的论争    [Summary]以《晨报副刊·诗镌》聚合的前期新月诗派，对现代中国新诗的格律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但《诗镌》同人，尤其是饶孟侃、闻一多与徐志摩，对于如何格律化的看法并不一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道不同，亦相谋，共同推动了新诗格律的探讨和新诗的发展[Key]新诗;格律;饶孟侃;闻一多;徐志摩[作者简介]耿宝强（1968-），男，滨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滨州256603）一新诗出现之初，无论是胡适的《尝试集》，还是郭沫若的《女神》，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由但过度的自由又造成了诗歌的散文化，不符合被唐诗宋词浸润千年的国人的审美习惯于是，对于新诗是否要讲究意韵、格律，便引起了包括宗白华、周作人、刘大白、陆志韦在内的诸多诗人的思索，刘半农更提出了“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和“增多诗体”的构想但最早进行理论探索的，是刘梦苇1925年底，到北京不久，他就发出了这样恳切的呼吁：不仅要“从事旧的破坏”，更要“赶紧从事新的建设”，开启了中国新诗的形式运动之后，他撰写了长篇诗论《论诗底音韵》，为音韵格律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说：既然文字有意义功用和声音价值，作为诗人，当然就该“很自信地兼顾并用”;音韵格律不能抛弃，但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因此“可以尽量地发展技巧”，以“创新格律，翻几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声。

刘梦苇身患肺病，甚至时常吐血，但念念不忘新诗的发展他的执着，令人感佩，也使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同样年轻的诗人一天，于赓虞、朱大栅等诗人聚在他家，传阅他即将出版的诗集《孤鸿集》有感于诗作发表的艰难，他提出了“我们这几个朋友凑拢来办一个《诗刊》”的建议，年轻的诗人们兴奋莫名但自己办“诗刊”，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需要审批那时办刊的审批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手续繁琐，但还是要呈报备案的，而段祺瑞政府对新文学运动很不感冒，报了能不能批很难说，即使批也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二是需要钱办刊物，尤其是同人刊物，没有外部经济支持，当然需要自掏腰包，但他们几个人除了闻一多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工作，有还算稳定的收入外，都还是在校学生有人提议依托某份报纸副刊出诗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他们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报纸副刊，锁定了《晨报副刊》，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晨报副刊》的编辑徐志摩就是诗人不说，大家还和他有些交情：闻一多在艺专的工作是他牵线促成的;蹇先艾的叔父和徐志摩的父亲是老朋友，而蹇先艾自己，早在徐志摩留学以前就和他相熟;饶孟侃、朱湘等经常给《晨报副刊》投稿，与他都不陌生闻一多和蹇先艾一同去找徐志摩，说明了来意徐志摩答应得相当爽快，于是有了1926年4月1日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

徐志摩答应得爽快，恐怕有四个原因：一是他本人是诗人，对于办专属于诗的刊物自然是本能地积极支持的;二是他为人随和，“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有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这使他很容易地接纳他人、顺从他人、尊重他人;三是他组织新月社，接掌《晨报副刊》，都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令他痛心的是，新月社越来越像一个社交团体，《晨报副刊》也还不是纯粹的文艺刊物;四是他和闻一多、蹇先艾们一样，也有探求新诗形式变化、推动新诗发展的迫切愿望众所周知，《诗镌》时期，以徐志摩、闻一多和“清华四子”为中坚力量的前期新月诗派，“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做新诗”，其“最明显的特色便是诗的格律的讲究”，对中国新诗格律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诗镌》的诞生过程来看，刘梦苇所起的作用的确不容忽视孤傲得连徐志摩都不放在眼里的朱湘就由衷地说刘梦苇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他说：新诗形式，包含音韵、诗行、诗章三个方面;音韵的和谐从胡适开始探索，整齐划一的诗行最早出现在陆志韦的《渡河》中，郭沫若则很早就已经努力于诗章的探索，“综合这三方面能一贯的作出最初成绩来的，那却要推梦苇。

二率先对新诗现状提出质疑的是朱湘在《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上，他拿新诗的始作俑者胡适开刀，直斥《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第3期上，他以康白情的《草儿》为批判对象，结论是：作者的努力“是完全失败了”，对康白情还有写出了诗集《冬夜》的俞平伯的新诗创作，完全否定了另一篇《郭君沫若的诗》，因为篇幅的关系，发表在了4月10日的《晨报副刊》上引人注意的是，朱湘反对郭沫若所说的“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主张，行文中却难掩对郭沫若的敬佩与赞叹，肯定了他“在形式上音节上”探索的成功对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进行批判之后，《诗镌》同人意识到：新诗的发展已经“渐渐人了正轨”，仅仅否定、破坏是不行的，必须要建设，要在新诗的形式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先出手的是饶孟侃，他说，“新诗的提倡”，“差不多就可以说是音节上的冒险”既然音节对于新诗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音节呢？他认为，音节，除了“从字面上念出来的声音”外，还包含“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等的相互关系”其中，“格调”指的是一首诗里面每段的格式;“节奏”是一种自然的音节，也是作者创造的“一种混成的节奏”;没有了“韵脚”，则每行诗的抑扬与一首诗的格调都不会和谐;没有了“平仄”，则“一首诗里也只有单调的音节”。

当时的新诗，无论理论，还是创作，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饶孟侃的这篇《新诗的音节》为新诗指明了一个方向，但对平仄、节奏、格律的过分强调，不可能不影响情感的表达于是，就有署名“吴直由”的读者来信，从诗体解放的角度对他强调的新诗必须有格律表示了质疑：既然从诗到词在诗体上有解放的意义，那么，新詩便是“一种新诗旧词间的东西”;如果过分考虑音节，便“失却了解放的意思”这哪里是质疑，简直就是全盘否定！率直急躁的饶孟侃立即进行了反击他首先说，“吴直由君”对他、对他的新诗音节论产生了“根本的误会”，他“非得解释清楚不可”进而，他分析了新诗音节跟旧诗词音节的不同：旧诗词“把音节的可能性缩小在平仄的范围以内”，而新诗的音节“没有被平仄的范围所限制”最后，他强调，如果一首新诗的音节做到了“不着痕迹的完美地步”，读者就会从中——也就是他说的诗的“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里面”——自然而然地理解诗所要表达的特殊情绪细细想来，如果能够一一批驳“吴直由君”的来信，“而代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对于新诗形式的探索，对于树立《诗镌》的品牌，都是极有意义的饶孟侃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也意识到了“确有讨论的必要”，但他的立论不无突兀生硬的嫌疑，甚至出现了无论对新诗作者，还是对新诗读者来说，都难以接受的“诗有中外的分别”，而“根本就没有新旧的分别”的论断。

在格律诗的理论方面，闻一多和饶孟侃最有共同语言他们都深受英国文学——尤其是诗人霍斯曼——的影响，甚至曾共同翻译了霍斯曼的《从十二方的风穴里》《山花》两首诗见饶孟侃的理论难以服众，闻一多拔刀相助，写了《诗的格律》由于是声援饶孟侃的新诗音节理论，因此，闻一多开篇就充满了火药味，对“自然音节论”和“向格律下攻击令的人”进行了声讨，讥讽他们因为不会作诗才“感觉格律的束缚”，就像“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一样;而有魄力、有才情的诗人，“格律便成了表现的武器”，就像高明的舞者，即使带着脚镣，也能跳得痛快、跳得好然后他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主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歌三美”：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特别反驳了那种认为提倡新诗格律就是“复古”的论调他认为：律诗的形式与内容没有关系，永远就是前人早就定好了的那么一种格式，而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也就是由诗人自己根据诗歌内容随意创造的，“体”（诗歌内容）不尽，“衣”（诗歌格式）自然层出不穷文章最后，他高屋建瓴地对自己提出的新的格律理论的意义进行了强调：新诗将因此“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感染力远远超过了饶孟侃的那两篇文章，对处于摸索阶段的新诗，具有改变观念、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因而成为《诗镌》同人有关新诗格律理论的经典表述。

不过，仅仅有气势是不够的闻一多留学时最早学的是美术，对色彩自然敏感，但除了多用色彩感强的辞藻外，对如何在诗歌中实现“绘画的美”，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策略至于“建筑的美”，按照他所说的“每行必须还他两个‘三字尺两个‘二字尺的总数”去做，必将导致“麻将牌式”或“豆腐干体”的泛滥这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警惕三和饶孟侃讨论音节问题的“吴直由”的来信，是很让人疑心是《诗镌》同人效仿刘半农、钱玄同在唱双簧的因为“吴直由”谐音“无自由”，很有化名的嫌疑;而且，查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两卷，再未找到其他任何署名“吴直由”的文章吴直由”为谁？很可能是徐志摩！作为前期新月诗派的一双柱石，徐志摩和闻一多颇多相似之处从家庭来说，他们都家境优裕、生活富足：徐志摩出身富商，闻一多出身乡绅;从年龄来说，徐志摩比闻一多年长2岁，算得上是同龄人;从所受教育来说，他们幼时都读过私塾，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成人后都曾留学美国，接受西方现代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迷恋新诗诗人的身份，艺术家的气质，应该是他们最主要的共同之处不过，他俩的差异，似乎更突出徐志摩出身浙江，气质上不可避免地具有锦绣江南特有的温和和绵柔;闻一多出身湖北，在楚文化的熏陶下，性格中多坚毅果敢和不屈不挠的成分。

徐志摩学过政治经济学，又深受英国康桥文化的影响，政治上推崇英美政治;闻一多则自始至终憎恶美国文化，推崇国家主义对于文艺，他们也有着不同的态度徐志摩崇尚文学的自由与纯粹，是单纯为文的探索，而非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他说：自己虽然尝试创作过一些文学作品，但“始终是其妙莫名，完全没有理智的批准，没有可以自信的目标闻一多则不然，他头脑清醒，目标明确在他看来，文艺与爱国运动应当结合在一起，文艺应当反映爱国思想，进而反映政治态度所以他“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同，使他们携手共创《诗镌》;异，使他们在携手并进中产生分歧，以致于逐渐形成了“闻一多派”和“徐志摩派”但两派的势力并不均等起初，《诗镌》同人决定采取主编轮流制，每人编2期因为是周刊，所以，每半个月换一个主编由徐志摩负责编辑第1、2期，第3、4期由闻一多主编，接着是饶孟侃，以此类推同时，他们还议定每两周聚会一次，主要是互相传阅稿件并进行讨论，为下一步的出刊做准备但实际情况是，前4期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分别主编，第5期由饶孟侃主编，之后就全部由徐志摩主编了2个多月后，也就是《诗镌》出过第11期后，《诗镌》终刊，按照徐志摩说法，是放假了。

在这11期《诗镌》上刊发诗作、诗论的，有徐志摩、闻一多、“清华四子”，即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还有刘梦苇、蹇先艾等很明显，无论从学缘，还是从个人私谊上来说，“诗镌”同人大多属于“闻一多派”，徐志摩有些形单影只因此可以说，《诗镌》更多体现的是闻一多的办刊思想，而与徐志摩所理解和期望的，肯定有很大差异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诗镌》第1期虽然是由徐志摩主编的，但将其定名为“三·一八纪念专号”，突出诗歌（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更多体现的是闻一多的主张最大的可能是，闻一多提议了，徐志摩心里不赞成，但他尊重人，再加上其他人的支持，他也就同意了，还发出了“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的呐喊这样，为了表达自己不同的诗歌观念，更为了推动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面对“闻一多派”的强势，徐志摩化名“吴直由”去写信讨论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想见，徐志摩在化名“无自由”的时候，该有这样两种意味：一是他觉得饶梦侃等对音节的强调，会造成新诗创作“无自由”的结局;二是为了维护《诗镌》同人的团结，他没有对饶孟侃提出质疑的自由在格律诗理论方面，徐志摩没有太多的建树，朱自清就说他只顾了自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