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经济动因探究.docx
12页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经济动因探究 毕吉耀 王元方编者按:利用1980—2017年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数据,通过构建负二项计量模型,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既受到内生性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到外生性经济因素影响,还受到制度性经济因素影响,经济性因素占主要地位美国个人储蓄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内生性经济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美贸易顺差额等外生性经济因素和中国加入WTO、2008年经济危机等制度性经济因素显著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关键词:特朗普;贸易救济;经济动因;负二项式回归;贸易保护;反倾销;中美贸易顺差:F752 :A :1007-2101(2019)01-0069-07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述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主要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337和301调查、反倾销731调查、反补贴701调查、国家安全232调查、产业保护的201调查,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措施越来越频繁1980—2016年的36年间,美国政府自我发起的贸易保护调查只有19起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主动对中国产品发起了2起“232调查”、1起“201调查”、1起“301调查”,这在美国贸易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目前,研究美国贸易救济原因主要是基于反倾销角度,从宏观经济因素、法律法规及管理机构进行实证研究James(2000)认为中美之间持续扩大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Jiang和Ellinger(2003)认为中国的出口补贴政策、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涉案企业应诉不积极、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四个方面加剧了美国对华反倾销Prusa(2005)认为美国对华反倾销指控数量与中美增长的贸易额正相关谢建国(2006)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国内工业产出的波动、中美政治关系是次要原因Blonigen和Bown(2003)认为反倾销被指控国的报复能力越强,则美国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可能性越小沈国兵(2007)从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两个方面发现,中国对美出口渗透增加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決定因素由于当前的研究仅侧重于反倾销,对反补贴研究相对不足,深化研究仍有空间笔者综合考虑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用负二项式回归进行分析二、计量模型设立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是非负的离散变量,是各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的计数变量(count variable),对此类数据的分析通常用泊松模型(poissonmodel)或者负二项式模型(negative binomial)进行拟合。
泊松模型是计数模型中最常用的离散型概率模型,以INSTt代表美国在t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数量INSTt可以取非负整数值{0,1,2,…,n},泊松模型分布函数为:可知,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数量的期望值的对数是线性的如果泊松分布的均值(mean)等于方差(variance),即(3)式成立,则yt的条件分布是泊松分布,那么泊松极大似然估计量(Poisson pseudo-maximum-likelihood)是一致的、有效的由于经常会出现过度离差,即观察数的方差常常大于均值故而对泊松模型建议的普遍选择是负二项模型,后者考虑了过度离差现象泊松模型可以通过在条件均值μt中引入个别和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vt来扩展为:εt=lnvt,为随机误差,exp(εt)服从γ分布,β0为常数项,X1t、X2t…Xkt为模型中的各个解释变量,β1、β2…βk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三、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的理论预测笔者从宏观经济因素视角揭示出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决定因素命题1: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中美贸易顺差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多于美国出口中国商品,进口产品激增是其产业受到竞争威胁的反映,中国商品的大量进口会促使美国国内企业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所以选取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作为考察变量。
命题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导致中国产品相对于美国产品更便宜,美国进口中国产品更多,更容易引发美国启动贸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导致美国产品相对于中国产品更贵,中国进口美国产品减少,中美贸易差额增加,也容易引发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故选取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作为考察变量命题3: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美国国内的失业率越高,其国内产联等政治利益团体会向国会、白宫、选区议员施加政治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启动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故选取美国国内失业率(UR)作为考察变量命题4:美国财政赤字增加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源于税收减少或者政府支出增加,按照GDP的支出法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C+I+G+NX,可以推知(I-S)+(G-T)=CA,即(I-S)+(G-T)=M-X,当I、X、S不变,(G-T)增加,那么M(进口)增加,从而使恒等式继续成立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量中占比较大,从中国进口增加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增加,故选取美国财政赤字(GF)作为考察变量命题5:美国国内储蓄率下降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
美国国内储蓄率下降,按照GDP的支出法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GDP=C+I+G+NX,可以推知(I-S)+(G-T)=CA,即(I-S)+(G-T)=M-X,这意味着,假定I、X、G、T不变,若储蓄S下降,那么M(进口)增加,从而使恒等式继续成立同上所述,从中国进口增加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增加,故选取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作为考察变量命题6: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美国宏观经济增长缓慢或下降时,国内市场需求减少,企业竞争力下降为了保护工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会对进口中国产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故选取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作为考察变量命题7: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一方面,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领域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由于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通货膨胀表明美元的价值正在下降,美元利率上升,进而导致当前美元汇率升值,进口中国产品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过高,说明市场景气和经济过热,导致进口中国产品增加,美国发起贸易救济的可能性增大,故选取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作为考察变量综上所述,本部分从宏观经济方面对美国实施贸易救济调查作出了理论预测,如表1所示。
四、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由于美国于1980年对中国第一次实施反倾销调查,所以将1980—2017年作为样本考察区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GAD)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Global Countervailing Duties Database,GCVD),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美国失业率(UR)和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NEER)数据来源于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中美年度顺差额(TRAD)、美国政府财政赤字(GF)、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数据来自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作为反映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地位变化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1,2002年之前都取值为0,2002年之后取值都为1。
作为反映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2,2008年之前都取值为0,2008年之后取值都为1作为反映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影响的虚拟变量DUM3,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年取值都为1,其余都为0例如,2012、2016年为1,以此往前类推根据上述具体变量,参照式(7)可以构建出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动因的负二项回归多变量计数模型:其中,i=0,1,根据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AIC准则、SC准则数值极小化原则来确定是采用当期变量还是采用滞后一期的变量如果没有滞后效应,则i=0考虑到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vt后,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贸易救济数量期望值的对数是线性的因此,根据Wooldridge(2003)的研究,可以利用对数函数的近似特征,得出:给定解释变量Xjt变动一个单位,则100βj大致表示了因变量[E(INSTt=yt|Xt,vt)]变化的百分数可以根据此模型来大致估计美国在t年对华发起贸易救济的主要动因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某一解释变量变动影响,可以假定除了这一解释变量(例如Xkt)之外所有其他解释变量都不变,则期望值的比例变化为:五、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动因的实证分析(一)数据平稳性检验(ADF)1980—2017年解释变量的数据作为时间序列,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
除虚拟变量外,对时间序列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单位根(ADF)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二)格兰杰因果检验为避免各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关系影响模型结果的未定型,我们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进入模型分析的解释变量进行初步筛选可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是贸易救济立案数的格兰杰原因被拒绝,说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造成美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原因(见表3)三)负二项回归结果在数据平稳的基础上进行负二项回归检验,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的美国失业率(UR)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GF)剔除重新建立回歸模型,模型整体通过检验且拟合效果较好,得到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回归结果(见表4)从负二项回归的过程来看,在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R2值在上升,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这两个数值均在降低在最后的回归结果中,R2值为0.839 75,LR统计值为342.765 8,P值为0.000 0,说明对该计数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的LR检验被拒绝,因而该模型拟合优度较好,主要解释变量对模型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解释作用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都在5%或1%的水平上对贸易救济立案调查的数量存在显著影响第一,从内生性经济因素来看:(1)美国个人储蓄率(SAVE)增加,在投资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投资缺口减少,那么进口减少。
从中国进口减少会导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下降,故美国个人储蓄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下降21.3个百分点,与预期符号相同2)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会减少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223 326,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美国GDP名义增长率(NR)上升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下降22.3个百分点3)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回归结果中系数为0.114 43,与预期符号相同,说明样本内美国通货膨胀率(IFLR)上升一个百分点,则期望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数量会增加11.443个百分点4)美国国内失业率(UR)和美国财政赤字(GF)虽然经过滞后几期回归仍然不显著,说明美国财政赤字不是主要的因素,也可能是失业率是指整体失业率,没有具体部门如化工、机电等制造业方面的失业率数据第二,从外生性经济因素来看:(1)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