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之教学教研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素材.docx

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迅速走向衰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与此同时，文献学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学者的重视，书籍的典藏、刊刻逐渐兴盛起来，目录、版本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转机凡此种种，文献学各个领域自身的发展变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潮流的转换，也奠定了清代文献学发展鼎盛的基础一、考证考证本是中国古代学者传统的治学方法自从有了文字记载，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了初步的考证孔子对《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典籍的整理，历来被视为文献学的开端，其中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考证工作汉唐时期，考证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常见于一般的文献整理和目录编纂，而且广泛运用于经书训诂和经学研究中汉代郑玄、马融等古文经学家治经重视训诂考证，受到时人和后世推崇唐代学者承接古文经学的传统，形成了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注疏之学宋代以后，随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学者摒弃汉唐经学的传统，另辟蹊径，注重义理阐发，理学因之产生。

延及明代，心学盛行，学人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造成学术界清谈空疏的风气在晚明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这种空疏的学风不仅未能挽救危亡，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危机明清易代之后，学者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心学以及理学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对包括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评，学术界出现了抛弃宋明理学，回归原始儒家经学的趋向与此相应，汉唐经学特别是汉代古文经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传统治经方法，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和推崇钱谦益批评宋明理学离经讲道、空言心性的弊端，主张回归汉唐章句之学的传统，"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1），甚而明确提出："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2）费密也十分重视汉儒的专门训诂之学，认为"古今不同，非训诂无以明之，训诂明而道不坠后世舍汉儒所传，何能道三代风旨文辞乎？"（3）毛奇龄则针对理学的空疏学风及其穿凿附会的弊端，提出"以经解经"的治经方法，并制定了具体的规则，诸如勿杜撰，勿武断，勿误作解说，勿误章句，勿误说人伦序，勿因经误以误经，勿自误误经，勿因人之误以误经，勿改经以误经，勿诬经，勿借经，勿自造经，勿以误解经之故而复回护以害经，勿依违附经，勿自执一理以绳经，勿说一经碍一经等（4），凡十六条，以为解经、说经者戒。

而顾炎武在尖锐批评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不仅提出了复兴经学的主张，而且还在治学方法和研究领域作了新的探索鉴于宋明以来学风空疏，学者几乎不通文字音韵，以致臆改经书，误解经义的现象，顾炎武明确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亦即从考辨文字音韵入手以通经学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积数十年之精力，先后五易其稿，撰成《音学五书》，或探究音学源流，或考辨经书古音，或订正韵书讹误特别是其中的《古音表》，以先秦典籍为依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古韵韵部的划分离析，将古韵分为十部，成为清代古音学研究的第一人为推阐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顾炎武努力从事群经诸史、典制舆地，金石碑刻，乃至政事风俗、河漕兵农的研究，搜集归纳大量例证，反复排比钩稽，有时甚而辅以实地考察，多方比勘验证，力求融会贯通，真实可靠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代表作《日知录》一书中该书"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所论皆"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2］，成为后世学者一致推崇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清初学者对经学的回归，对考证方法的提倡，为一代学术特别是文献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二、辨伪辨伪与考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对文献真伪的考辨，也是随着文字记载的产生而出现的。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辨伪在明末清初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在专书辨伪方面，《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大学》、《中庸》以及《石经大学》等经书，都是学者重点考辨的典籍而在群书辨伪方面，包括经部、史部和子部在内的众多典籍，也都纳入了学者考辨的范围先后参与辨伪的学者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履祥、毛奇龄、费密、万斯大、万斯同、陆陇其、胡渭、颜元、李塨、阎若璩、姚际恒等人而有关辨伪的各种著述也蔚为大观，诸如关于《周易》及其所附《图》、《书》的考辨，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学辨惑》，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等关于《尚书》的考辨，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姚际恒的《尚书通论》，钱煌的《壁书辨伪》等关于《诗经》的考辨，有毛奇龄的《诗传诗说驳议》，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等关于《周礼》的考辨，有毛奇龄的《周礼问》，万斯大的《周官辨非》，姚际恒的《周礼通论》等通考群书的有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而姚际恒的《九经通论》、万斯同的《群书疑辨》，朱彝尊的《经义考》等，也都不乏考辨伪书的内容至于有关辨伪的单篇文字，更难以计数可以说，明清之际，无论是参与辨伪的学者，还是辨伪的专门论著，均远超前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在明末清初文献辨伪的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阎若璩对《古文尚书》、胡渭对《周易》所附《图》《书》的考辨阎若璩继承明末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批评宋学空疏虚妄，而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玄治学崇尚考据，强调精审博证，注重求真求是，凡著一书、立一说、论一事，必定有根有据，做到"旁参互证，多所贯通"［3］他在前人怀疑考辨《古文尚书》之伪的基础上，进一步穿穴经史，广搜证据，著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从渊源、传授、篇数、篇名、史实、文体、典制、地理、历法，乃至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古文尚书》非孔壁之书，孔安国《传》非孔安国撰，均是后世的伪作以篇数为例，史载《古文尚书》均为十六篇，而东晋梅赜所上并流传后世的文本则为二十五篇，显然不相符合阎若璩说：孔壁所出《古文尚书》，西汉、东汉学者所言、史书记载均为十六篇；"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5）诸如此类，阎若璩以确凿的证据，精审的考证，使一桩千年疑案最终得以定论也正因为如此，阎若璩的考证成果，受到了清代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肯定后世学者称赞他"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3］ 。

胡渭是与阎若璩同时而又齐名的学者他博学多识，擅长考据，尤精于经学与历史地理学其《易图明辨》一书，是有关《易经》所附图、书辨伪的集大成之作本来，《河图》、《洛书》等图、书，最早出自五代宋初华山道士陈抟，经理学家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辗转传授增益，又附会出《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共计九图朱熹进而采用这些说法，将九图置于其著作《易本义》及《易学启蒙》的卷首自此而后，这些图、书便附《易经》骥尾，得以流传开来，以图说《易》，据图解《易》，成为宋代以来《易》学的主流，《易经》的研究也因此而日益流于神秘玄虚元明时期，曾有学者对这些图、书的来历以及图、书本身的真伪提出怀疑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学者继有论辨胡渭在此基础上，深入加以考辨，指出《周易》古经以及《注》、《疏》，从未有过图、书；有关《易》学的书籍，宋以前也从未出现过图、书虽然古代曾有"河图"、"洛书"的记载，也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说法，但并没有确切地说明是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都没有提到有图可是，这些图却忽然出于五代宋初的道士陈抟，显然是造伪之作胡渭还进一步追本探源，一一考证出陈抟造伪的出处和依据，从而证明了宋代以来图、书之说的虚妄。

后世学者推崇《易图明辨》一书，"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3］明末清初兴起的辨伪之风，以阎若璩、胡渭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在经书乃至群书辨伪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不仅对清代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推动宋明理学向清代汉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藏书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动荡和长期战乱，使典籍文献遭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号称人文渊薮的江南地区惨遭屠戮，许多珍贵的古书几乎荡然无存钱谦益对当时图书典籍遭到的厄运曾有极其沉痛的记载，"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梯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籍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6）也正因为如此，清代初年的众多学者，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学人士子，往往倾其全部学识精力及其财力，孜孜不倦地求书、钞书、藏书，涌现出不少著名的藏书大家如江苏常熟的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毛扆汲古阁，昆山的徐乾学传是楼、徐元文含经堂、徐秉义培林堂，江宁（今南京）的黄虞稷千顷斋、丁雄飞心太平庵，浙江余姚的黄宗羲续钞堂，嘉兴的朱彝尊曝书亭，杭州赵昱、赵信兄弟的小山堂、吴焯瓶花斋，宁波范懋柱的天一阁、郑性二老阁，等等。

许多藏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求书、藏书，而且读书、著书，在经学、史学、目录、版本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建树，成为当时学术界转移风气的代表人物以著名思想家、学者黄宗羲为例他博通经史，酷嗜文献，讲求经世致用，"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7）时值明清易代，江南地区战乱频仍，动荡不安，黄宗羲毅然投笔从戎，先后经历"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其间"陵谷崎岖"，颠沛流离，艰难困苦，难以尽述但即便如此，他仍将"身心性命一托于残编断简之中，故颠发种种，寒以当裘，饥以当食，忘忧而忘寐者，惟赖是书耳"（8）同时，黄宗羲藏书留意明代文献，尤为注重搜集民间野史遗集其子黄百家有言："余家所得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道虽穷矣，书不可谓不富而家大人方将旁搜遍采，不尽得不止则是目所未见、世所绝传之书，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使之复得见于世"（9）黄宗羲晚年致力于读书讲学、研究著述，先后撰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未成）等书，又编纂《明史案》、《明文案》、《明文海》等大型文献资料汇编，不仅总结前代学术，而且引领当代学风，受到当时和后世学者的一致推崇。

其他如钱谦益、钱曾、徐乾学、黄虞稷、朱彝尊等人，也无不在搜书、藏书的同时，致力于读书、著书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列朝诗集小传》、《绛云楼书目》，钱曾的《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徐乾学主持编纂的《读礼通考》、《大清一统志》、《传是楼宋元版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朱彝尊《经义考》等著述，均得益于自家藏书，也都成为各领域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在藏书、读书、著书的同时，一些藏书家、学者鉴于易代之际图书典籍散失亡佚严重的情形，还致力于钞书、编书、刻书，使文献典籍得到保存和流传如黄虞稷与同为当地的藏书家丁雄飞建立古欢社，约定时间，互相借抄藏书，共同读书，还订立了《古欢社约》，成为书林佳话黄虞稷还与当地另一藏书家周在浚同编《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希望能征集到前代珍本秘籍，将其刊刻流传而嘉兴藏书家曹溶不仅撰有《流通古书约》，倡导古书流通，而且身体力行，辑录编纂图书他收录唐宋以来至清代初期有关经学、杂史、杂著、杂录、笔记、诗话、遗闻遗事等短篇小品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