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市民文化色彩.docx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市民文化色彩    黄心怡 于师号Summary：市井是市民文化的载体，市民是市井文化的建构者汪曾祺的小说由于将文化视角转向质朴、自然的市井风俗风景和市民风情文化，因此成为市井小说的典范而文学研究的根本使命还是研究“人”，汪曾祺借描绘乡土风俗，实则反映了市民通俗的生活心态及作者独特的民间哲学思想文章将根据汪曾祺的市井小说作品，解读和探讨汪曾祺小说作品中市民文化的世俗人情色彩、艺术价值及精神内涵Key：汪曾祺；市井小说；市民文化；乡土风俗市井是广大中国市民赖以生存和生长的地方，它承载了特定社会领域的民风民俗，以及通俗世景人情的市民生态画面作为一位“风俗画作家”，汪曾祺以特定地域文化和時代背景为素材，以自身思想感悟及审美情趣为基调，将视角转向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市民生存本相，创造了独特的美学思想及精神世界一、市井细民的世俗人情正如《晚饭花·珠子灯》中珠子灯从点燃到熄灭再到其上的玻璃珠子散落，这样的物境实际上与孙小姐从出嫁到守寡的境遇与心境紧紧联系汪曾祺在小说创作时，经常着意于通过描摹风俗，来影射小说人物的心理变化、道德品质及人生脉络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

[1]从汪曾祺的自评中亦可见：“人”才是汪曾祺小说文本中的重心他书写的市井风俗和乡土特色，实则反映着市井细民们的生存文化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试图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的文学主张对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天性自然，不受道德规范所约束，散发着质朴、坦荡、真诚的人性之美，展现着平凡而又美好的生活智慧作者没有刻意隐去不符合现代道德标准的民风，他笔下的人与事当中，虽有在水里撒骚尿的顽童，有挣钱、走相、坐姿都像男人一样的大淖妇女，但这些粗俗的人事，非但没有加深“俗气”，反而刻画出了这批在乡野田园之间未施雕饰的民间人物，展现了他们的鲜明风采，令人印象深刻芦荡映着庙庵深深，沙洲围绕村落道道，河堤护着瓦屋鳞鳞……生活在这样的里下河水乡美景中，没有复杂的利益纷争，也没有黑暗的人际勾结，人们的性情也变得简单而淳朴，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有着简单、真诚的感情纽带《羊舍一夕》中劳动者们互帮互助，《故里三陈》中好水性的陈泥鳅侠肝义胆这些市井人民们或许笨拙，抑或狡黠，但他们都保留着纯真质朴与善良人性，在邻里人情与家庭亲情中迸发出古朴人情的魅力汪曾祺在他的市井小说中突出描绘了男女之间理想的爱情之美。

在这样一个水乡中，姻亲中鲜少存在所谓门当户对，不存在阶级差别，男女之间产生爱情的唯一标准就是相互爱慕质朴的人性成就了简单的的生命形式，或纯真含蓄，或大胆认爱，汪曾祺由此写就了纯真、朦胧的爱情之美人们最基础的生活逻辑是凭着本事谋生汪曾祺小说文本中着笔的人物大多是下里巴人，他们看起来很平凡，但身上往往有着异于常人的地方，他们勤勤恳恳，有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陆长庚，前者掌握着炕小鸡的出神入化的技艺，后者徒手称鸭重，毫不费力地赶鸭子；《岁寒三友》里的陶虎臣，除了能制普通鞭炮外，还能制“遍地桃花”、“酒梅”、“焰火”，一人揽了一城的半数生意……然而，陆长庚对鸭瘟束手无策，陶虎臣躲不过“新生活”的冲击，家道中落他们的生存困境往往不是“出于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层次的忧患，而是从直接的生活表层，也即从柴米油盐这一类生存状态的趋向所引发”[3]由此，汪曾祺意识到了市民阶层思想的独特性，市井小说应从“俗”处着眼，而回归“雅”：市井细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的人际关系及人生道路围绕的是人类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通俗层面的生存话题来自客观环境与主观需要的各种压力使得平民百姓们无法仅仅依靠手艺立足社会，因此，他们自发建立了独特的生存斗争形式，构造了一套适用于自己的生活逻辑、道德原则。

汪曾祺市井小说的生命力便在于他从市民的生活表面出发，挖掘了市井细民的生存原则面对生活的困境，市民们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本分忍让、玲珑通融的生存性格《大淖记事》中的老锡匠们“护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4]老锡匠教导其余的锡匠不要赌钱喝酒，出外做活的时候要童叟无欺，手脚干净，不和妇道嬉皮笑脸老锡匠的这一套生存法则朴实公道，但也显出市民阶层过于本分拘谨的特征大部分市民阶层的人生目标非常简单，他们追求平凡踏实的人生路径，忌惮多生事端，即使身上有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与一鸣惊人的人生事迹，他们也往往不希望成为俚俗谈资对他们而言闷头吃瘪子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异禀》中的王二，熏烧摊子的生意风生水起，他的一二兴趣不过听书，但他却忌惮别人议论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但是，汪曾祺笔下的这一批闾巷市民们，当面临生存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力量与精神之美是巨大的：《大淖记事》中锡匠们“顶香请愿”，大胆地向县政府表达不可侵犯的威严，展现着以锡匠们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对生活的执着追求二、市民文化表现的艺术手法汪曾祺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追求：要求“能作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5]他描绘市民文化的手法富有独特的艺术特征汪曾祺对小说市民文化题材从不照单全收一方面，他锐意剔除痛苦骇人的苦难，要把小说“写得很美，很健康，很诗意”[6]他的小说往往以喜庆色彩浓郁的民俗风俗文化为背景，展现着市井细民们平凡而又美好的生活情状；另一方面，他以“有益于世道人心”[6]为创作宗旨，在他的小说作品中，不存在只为夺人眼球而存在的奇人异事，有的只有充满诗意和正确导向的美学价值观的市井轶闻，试图树立人们生活的自信心；此外，汪曾祺的小说中描写了聚集在市井闾巷之间的形形色色的手艺人，这些人具有的行业技艺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间事像，传达了浓重的苏北地方风俗色彩汪曾祺担任着最后一名士大夫的角色，他有意或者无意的对即将消弭的市井技艺文化的记录，实际上起到了对正在流逝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呼唤”与“挽救”的作用汪曾祺在小说文本中所描述的民俗世界，体现了市民阶层对生活的审美感受，引发读者在对传统的理解和热爱中树立了文化自信在汪曾祺的市井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往往具有“似信步闲游，出句成章”的散文特征除了语言上的朴实清淡，在文体结构层面上，人物的生活图景经常多于故事刻画这样的小说结构，看似行云流水，实则苦心经营。

我认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1]乡土市井小民的生活安静本分，闲散的文体结构恰恰与市民阶层生活的呈现情状相契合，使小说的艺术表征与艺术内蕴相统一汪曾祺小说中充满乡味的自然民俗风景为作品奠基了清新质朴的乡野风情，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且源远流长的艺术审美情致，给予了读者深厚的艺术享受人间烟火之气”[7]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1]迥異于其他基于世界价值观与认识论的创作者，汪曾祺的小说是基于过去生活的文学再创作他以民间审美角度描绘了乐观向上的市民阶层建构的市井风情文化，塑造了一个朴实自然、淡然雅致、与世无争的市井生态景观，歌颂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理想社会汪曾祺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作者基于他所认识的平凡人，捕捉他们的人生乐趣及亮点，对人物的性格、思想进行思考、虚构和再创作因此他笔下的人物生灵活现，思想和行为都具有层次感在对形形色色的市井人民的刻画中，汪曾祺自然而然地表明了鲜明的自我价值追求他在笔下的人物中倾注了自己的丰富情感对于诗意的水乡人情，他予以抒情；对于如《大淖记事》中强迫巧云的刘号长、《故里杂记·榆树》中觊觎可怜老太的榆树而显露自私嘴脸的杨老板这一类有着小市民弱点的人，汪曾祺也不吝予以同情和善意的谴责，指出他们生活局限、思想浅薄而又做事武断的缺点。

无心插柳柳成荫，汪曾祺小说中的艺术特色影响了一批现当代创作者，成就了他的小说独特的美学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市井小说的成长三、市民文化的精神内涵汪曾祺对于市民文化的认识具有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内蕴，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也试图通过作品传达自身对于市民文化的美学追求，引导市民读者认识自己的文化基于此目的，汪曾祺在市民文化的创作中渗透着浓厚的存在主义，他将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两者并行不悖理想”在于汪曾祺想象出一幅乌托邦式的市民生活图景，构建了几近完美的市民文化在他的笔下，高邮水乡没有受到复杂的现代文化的冲击，如同桃花源地一般保留着淳朴、安静的民风作者试图展现牧歌式的文化，通过依托于过去的简单生活，从而寄托自己对故乡的过去生活的追忆，寻觅自己的心灵归宿现实”在于汪曾祺描绘的追忆牧歌式市民文化世界，实际上影射了作者对现今市民生活的认识和感悟在他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一文中，汪曾祺提到，他的小说作品以旧社会为书写对象，不可否认有其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及间接的教育作用，但他实则更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将矛头指向时代，反应现实社会背景过去的生活已经定型了，汪曾祺基于事实，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想象及创作，使得小说创作具有更大的虚构空间。

汪曾祺市井小说中蕴含丰富民俗风格的乡野风景和民俗风俗，是市民群体们自古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展现了人们积极的生活气息和对家乡的真情实感作者对这些民俗风情的描写，除了展现人们的审美价值属性之外，还强调了家乡和风俗对于市民文化的不可替代性；汪曾祺作品中歌颂的诗意人情之美，在当前社会也仍然是人们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给予了当今读者诗意的慰藉；另外，对于一些作者察觉到的在现实社会中仍有所体现的市民落后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汪曾祺也持以明确的批判态度我不反对文学作品中的哲学，但是文学作品主要是写生活只能由生活到哲学，不能由哲学到生活[8]汪曾祺刻画市民文化，并没有特意构建哲学思想，他从作品中所反射出来的市民文化思想是包融的，这种来自民间的独特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将儒、释、道思想与传统市民思想有机融合，形成一套通俗、温和的哲学思想体系儒家的“中庸”和“仁爱”思想，成为了市井细民们生存原则的中流砥柱；佛学的“不争”、“命运轮回”等入世思想和市民意识相互结合其中，道家思想作为河流的中心，向其他思想分流，成为了市民思想中的骨髓他笔下的人和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抱负，没有光彩耀人的事迹，安于闲散安逸、岁月静好的市民生活，不受浮名纷扰，追求别出心裁的野趣。

他笔下人物的性格，不直白，不固执，舍仇怨，甘于清贫与寂寞，却饱含对于生活的潇洒理想，和别出心裁的放达野趣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笔下的道家“无为”思想，看似“无为”，实则“有为”，已经失去了传统老庄思想的内核他笔下的市民思想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客观写照比起探讨深刻的哲学命题，市民阶层们更热衷于追求物质上的安稳，他们的思想与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与民俗性他笔下的市民形象普遍尊崇儒家的入世思想，这与道家隐遁避世的思想是相悖的，他们身上的道家风骨是在于他们对人间苦难的看淡，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命运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汪曾祺在他的市井小说中，以自身的思想感悟和审美情趣为基调，将视角转向了市民文化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一个时代市民的生存本相，在文学文本中注入了独特的美学思想及精神内涵他对于市民文化的独特注解以及思想感悟在他的文学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引发了当今读者的思考与共鸣，为当前社会的市民文化建设注入了活力Reference：[1]汪曾祺.故土·故人·故情[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280、256、272.[2]沈从文.大家小集·沈从文集（散文卷）[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7：353.[3]肖佩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市井叙事——现代市民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22-28.[4]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91.[5]季红真.论汪曾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