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doc

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 DUDU 网络推广平台关于绅士的研究，有些方面已经比较深入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这个阶层的构成和人数作了前驱先路的探讨，王先明的《近代绅士》对这个阶层的历史作用作了透彻的分析但是从城市化的角度去观察绅士，展示这个阶层如何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传统走向近代，还未见有人做过研究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对于解决有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问题，认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必然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的绅士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的社会是以小农业结合着家庭手工业为特征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传统的绅士必然以乡村为其活动舞台 “士大夫居乡者为绅” ，也就是说，绅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职并居住在乡里又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标准的绅士应当具备的条件，除了功名和官职外，就是要在乡里有一定的影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要达到这一点，功名和官职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有功名和官职还不够，还应在家世方面有荣耀的历史，比如他的祖辈、父辈或他本人对地方有所贡献，或者维持本地的风俗和秩序，或者推动本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因此，绅士阶层是与传统的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同时，绅士要有影响并受人敬重，还须有丰厚的财产，比如较多的土地和房屋。

绅士与地主往往密不可分，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大都是地主这样，绅士又与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相联系标准的绅士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毕则退居乡里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李朝正的《清代四川进士征略》上看到许多例子：王灏，南充县人，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雍正甲辰(1724)年进士，历任博罗、阳春、石城、东莞等县知县，后升直隶州知州，越年，离任归里在家乡捐立义仓以赈济灾荒，又出资修建南池书院王灏能够捐立义仓、创立书院，必定是家产相当殷实，要么是祖上的遗产，要么是在外为官的积累，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王清远，定远县（今武胜县）人，乾隆丁卯(1747)年举人，戊辰(1748)年进士授临乡县知县，又调城步县知县，未抵任以其父病逝归里，服阙，补长乐县知县，调监利县知县，俸满推升贵州正安州知州，未赴任，因以同僚被累而辞官抵家后，不问政事，夜则闭门著述封建时代推崇孝道，父母丧，官员要回籍守孝三年，这一制度使绅士即使在外为官，也还与家族、乡土保持密切联系龙载恬，宜宾县人，嘉庆丙子(1846)年举人，道光壬年(1822)年进士性梗直，不徇私情，上官多不悦，久滞知县不得升迁，终以其知县休致王朝杰，壁山县人，道光戊子(1828)年举人，壬辰(1832)年进士，不求虚名，不讨好上官，因之久滞知县不得晋阶，后请求解组归籍。

韦杰生，南川县人，道光甲午(1834)年举人，丙申(1836)年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任职数年，不得迁升，以脚疾请归养[1](p17-31)对绅士而言，家乡是养育他的地方，即使在外为官，仍然有一种乡土情绪，一旦在官场不顺或受挫，便退隐乡里当然，青年、中年时在外“高官任做，烈马任骑” ，晚年“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的绅士也大有人在现以清朝前期湖北一些著名绅士为例：张至学，沔阳人，乾隆二十七(1762)年任武定（今属山东）知府，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后荣归故里李钧，简黄州（今黄冈）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江西学政、吏部左侍郎、顺天府尹，最后任光禄寺卿，算得上是朝中大员到晚年辞官不做，回乡逸享天年袁铣，麻城人，嘉庆十六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升监察御史，又升为礼科给事中，改革弊政，绩效显著后辞官归里归乡后继续发挥他的影响，主讲书院，教课授徒，名学者出其门下者甚多屠之申，孝感人，官至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升到清朝地方官员中最显赫的职位——直隶总督，晚年回孝感原籍[2](p205-206,208,212,213-214)费孝通总结说：“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

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有了安全……不事耕种而享受着农业的收益这是‘衣锦还乡’的景况，是中国专制政治之下的特权人物的享有 ”[3](p8)除了上述的标准绅士外，还有其家族势单力薄、本人贫寒式微的绅士张仲礼把绅士分为上层和下层，认为“下层绅士不能直接取得官职，与此相比，上层绅士与仕宦紧密相连上层绅士由那些学历较深者以及有官职者组成”[4](p18)，是十分中肯的但是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绅士都是居乡的，所以绅士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应当成为划分绅士上层和下层的一个因素固然绅士的学历和官职与他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成正比，但是学历低的和没有官职的绅士，如果家族势力强大，本人财产丰厚，也往往享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影响，这类人是应该划入绅士上层的，只有那些学历较低、没有官职且家境贫寒的绅士才真正属于绅士的下层这类绅士既不闻达于官府，又不躬耕垄亩，积年累月甚至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诵经习字、著书立说 《蕲州志》 （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记载了这方面的例子：有一诸生，所居住的只有“环堵之室，半亩之宫” ，但是“手一卷书，老而不辍” ，虽然他的著述不传于后世，其学说不见效于当时，但“志行修法，不可废也”[5](p1)。

有一个叫秦京的拔贡生， “家贫无子，皓首穷经” ，80 岁时还赴省闱[5](p3-4)范正，岁贡生，“多疾苦，读书至呕血，不辍”[5](p7)李培滋，岁贡生， “为文古奥，尤工书法，年八十余，犹手不释卷，日以吟咏自适”[5](p8)陈燮锋，举人， “家故贫” ， “于学虽严寒酷暑不辍，夜读辄漏尽始就枕”[5](p24)我们说传统的绅士与乡里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传统绅士都是来自于乡村而又隐归乡村，城市里也出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城市的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城市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农村要发达些，但差别毕竟不悬殊，因此，城市里的绅士数在城乡绅士总数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列举了四川有清一代的进士 774 人，其中成都县 27 人，巴县 21 人，宜宾县 23人，万县 9 人这 4 个地区虽然在清代称县，实际上有城市的规模；这 4 个城市的进士共 80 人，占全省进士人数的 10.3%还要看到这4 个县包括城区和乡村，故 80 名进士中，仍有一部分是来自乡村，真正出自城区的进士就更少，出自城区的进士与出自农村的进士的比例就因而更小些，可惜的是四川清代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统计。

如果把考察的范围缩小一些，看看江苏省江宁府的情况，则可得出二者的真正比例江宁府自嘉庆至道光六年进士举人数附图{图}资料来源：《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二，清光绪六年刻本，第 1-15 页清代江宁府的行政区划包括 7 县 1 府治，7 县属于农村，1 府治属于城区（即今天的南京市区） 两相对照，城区的进士数仅占总数的 8.6%，城区的举人仅占总数 8.9%第二，即使那些真正出自城区的绅士，与出自农村的绅士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社会里，虽然城市较农村文化发达，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城区的绅士也许比农村的绅士在见识上要多一些，但是在出而为仕、退而为绅的人生归宿上与农村绅士是一样的根据前面的计算，城市绅士仅占城乡总数的 10%左右，即使有学者根据其它有关资料计算出城市绅士的比例要高一些 （注：见费孝通：《乡土重建》 ，民国丛书，第 3 编，14，第 70 页 “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九百十五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 ” ） ，也不能改变绅士阶层与乡土的亲密关系。

绅士这种出自农村又回归农村的状况给传统绅士阶层赋予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分散性费孝通说：“中国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土 ”[6](p70)绅士阶层在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处于剥削压迫农民群众（小农）的地位，但是其分散、孤立、彼此隔绝的状况与农民群众大同小异 “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也“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7](p693)他们利益、地位、经历是具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7](p693)所以，章开沅先生在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集团的状况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绅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却从来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8](p187)绅士本来是社会精英，拥有知识和财富，处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注：见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 ，民国丛书，第 1 编，77，第 233 页 “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显然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一曰高高在上，以政治为谋生之手段的统治阶级；二曰居最下层，以劳力为谋生之手段的被压迫的民众；三曰调和于此两者之间的智识分子。

” ） ，他们应该成为号召人民推动统治集团进行城市化近代化的群体，但是他们这种分散、孤立的状况使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西方资本主义介入之前，中国城市化近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生？（这方面不少学者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未能完满地解决问题）依我看，传统绅士群体的分散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二是地缘性和血缘性绅士阶层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应试和为官需要离开乡土外，其他时间都是被固着在乡土上的很多绅士以隐居为荣，以宁静为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被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其志向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在宋朝，隐居不只是一般的喜好，而是成了一种职业，有“隐于市、隐于野、隐于朝”的说法[9](p507)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绅士与乡土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增无减，其活动的范围十分狭小，有的仅限于“环堵之室，半亩之宫” ，有的“筑万涛园，朝夕觞咏其中，足迹不履城市”[5](p1)，有的“筑园于河干修篁古木亭台楼舫，远绝尘俗，颜曰半亩” ，所著诗文集称为“半亩园集”[5](p4)，有的“以诗酒自娱，比邻罕见其面”[5](p7)，他们与外界不能说没有联系，但联系仅仅限于同宗、同族、同乡、亲戚和邻里关系， （这方面农村中其他社会阶层阶级也是如此）这样，所谓地缘性便与血缘性相伴随。

别人和自己的往来，别人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不是基于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基于其与自己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 “这种不忘本的观念，却因而奠定了同父者为亲、同祖者为堂、同远祖者为族、同姓者为宗的血缘观念同时又由于大家都在同一地区聚族而居，于是又形成了同乡者为我群，异乡者为他群的地缘观念或乡土观念既然有了血缘和地缘观念，于是爱族、爱乡士之心盛，一旦遭受其他群欺凌时，大伙儿就会起来协力对外 ”[10](p104)在这里，传统的绅士阶层反对改革、抵制西学、趋向保守就有了答案狭窄的活动范围、深厚的血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政治态度、文化心理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和条件决定的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前后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绅士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反对改革转到赞成、领导改革，从抵制西学到欢迎、接受西学，从趋向保守到要求进步，从近代化的阻力变为近代化的动力这是什么原因？与前述同样的道理，主观上行为的根源还在于客观条件，绅士阶层政治上的变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即由于他们不断地从农村走到城市，不断地城市化所引起的绅士城市化离不开人口城市化这个大环境。

所谓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机械增长，而不是自然的繁衍人口城市化最早先的原因，便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增长，耕地面积增长相对滞后或基本不增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