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谱中的企业与社会-双向嵌入的提出.docx

光谱中的企业与社会“双向嵌入”的提出 一 企业与社会互动的四维理论梳理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民营企业产生、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乡镇企业曾是乡村企业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要了解乡村民营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逻辑，必须从乡镇企业这一极具本土特色和富有中国经验的企业组织形态中汲取营养，深入了解我国改革时代所蕴含的矛盾和动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对于乡镇企业的定义：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乡镇企业是乡村企业的一个特殊类型，在产权所有上具有“集体”特征，而乡村民营企业则具有“民营”属性乡镇企业与乡村民营企业从属性上构成了乡村企业的整体格局另外，乡村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模式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有产物，在西方社会的理论构架和实证经验中是寻找不到的，但是，在西方经济社会学、企业社会学中还是蕴含着丰富的企业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本研究从“经济-社会行为”、“社会网络”、“制度组织”以及“政治文化”等四个分析维度梳理和探讨乡村企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经济-社会行为”与乡村企业20世纪70年代末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作为乡村企业的主要力量开始发展起来。

在那一时期，“生存问题”成为企业生产运作的根源问题，这既有当时我国国情国力极为薄弱的客观原因，也有政府的制度设置原因当然，企业的“生存逻辑”并没有长时期地主宰乡镇企业的发展然而，就在乡村企业接下来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乡镇企业改制以及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这个时期的“功利主义”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有些企业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为了追求利润而生产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乡村民营企业是一个具有综合意义的主体，那么，它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维度也具有总体意义，也就是说，功利主义成为那个时期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赵立玮，2013）然而，这种从“功利主义”的简单逻辑出发探讨乡村企业对乡土社会形成冲击而造成混乱失序的状态是极为片面的，我们需要从西方经典经济社会学、企业社会学理论中汲取营养企业行为是纯粹的理性经济行为还是在复杂社会系统中的综合选择，是“经济-社会行为”探讨和分析乡村企业与乡土社会关系的主要切入点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对于企业定位的讨论，强烈地批判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社会成员为了个人私利通过“看不见的手”而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社会普遍利益的观点（《资本论》，1867：786）。

在马克思看来，企业不只是为了利益而存在的微观经济体，而且是由丰富内容构成的“经济系统”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成为马克思探寻“经济结构与阶级概念”“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系统、发展和联系的研究视角，使马克思顺畅地从个人主义迈向了整体主义韦伯生活的时代，企业处于产生和兴起时期，因此，韦伯对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主体的关注和研究可谓是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研究主题（汪和建，2002），以“经济-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基点也成为韦伯探索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开端和重要内容1890年，也就是韦伯步入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他积极参与了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的农业工人社会状况调查，为期两年，在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韦伯分别在1894年和1895年发表了《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和《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两篇重要学术论文韦伯指出，庄园主在逐渐开放的市场压力下为了追求更集约、更经济而无须过重负担的劳动力以及雇工为了实现人身自由而放弃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等因素，使德国东部农村正发生着从大庄园制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此时，韦伯就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追求个人私利和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抽象模型与社会成员所面临的经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应采用经验性、民族性和价值判断的研究方式在社会结构中对经济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这也是韦伯在早期对“经济-社会行为”进行研究的基本立场和特色（韦伯b，1997：75～108）与韦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某些著名思想和论断对于“经济-社会行为”的产生和丰富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关于货币与社会文化、货币与人生以及货币与价值等方面的理念都是企业社会学所要探讨研究的核心领域其中关系最为紧密的就是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一书，此部著作不仅是齐美尔思想的重要呈现，而且深度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理论的发展在此书中，齐美尔系统而有见地地论述了货币与权威、货币与情感、货币与信任、货币与价值以及货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指出，货币价值的体现需要权威的保障（齐美尔，2009），货币不只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还被各种“经济上重要的情感”所环绕，例如“希望和害怕，渴望和焦虑”等（齐美尔，2009）同样，货币交易的顺利进行以及社会的有序运行都离不开信任，信任是一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可以看出，在齐美尔看来，无论是“情感”“信任”，还是“价值”，都在规避或超越纯粹经济理性而发挥作用，而不是简单快捷的“货币中心主义”此外，社会学界为数不多的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就“经济-社会行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37年，在其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明确地批判了功利主义的社会思想，他认为，只强调利益，不能解决社会的有序整合与发展，只有系统的规范和价值内化才能整合社会并且提供秩序1947年，帕森斯在《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系统地评述了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理念和研究范围此外，在此领域，帕森斯最重要的建议是与斯梅尔瑟一同提出的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尝试将社会学与经济学整合起来以建构一种能够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虽然宏大的理论构想已经形成，但是他们在如何运用自身的专业化知识以及建立沟通宏观结构因素与微观行动因素的机制方面做得并不十分到位，所以，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理论观点都未激起学者的广泛兴趣对于西方企业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系统研究都无法绕开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的代表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这部著作被广泛认为开创了企业史研究的先河，书中充满了关于具体人、事、特殊政策、步骤和过程等内容，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从传统家族小公司的生产分配模式走向现代工商企业经理式管理机制的历史发展过程钱德勒指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经取代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钱德勒，1977）市场的力量在于对商品和服务的创造，从而获取利润，然而，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性质的管理制度便在工商企业中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了在此过程中，职业经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都会对企业发展以及企业与社会的互动产生影响，对于经理人员而言，其职业生涯的主要目标是促使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能够充分并持续地利用现有设备和人员，而非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此外，传统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经济社会基本结构：新企业制度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上的协调和连接功能，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职业经理人与企业所有者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成为企业社会学研究的又一重要面向（钱德勒，1977：1、5、11、12）二）社会网络与乡村企业在社会网络与乡村企业的关系研究方面，阮荣平和郑风田采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他们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 2005）400个村和4000个农户数据，探讨了宗族网络对于乡村企业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宗族网络作用随市场化的变化他们指出：其一，宗族网络对乡村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宗族网络发达的村庄拥有企业的数量明显低于宗族网络不发达的村庄；其二，通过对宗族网络影响乡村企业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相对成熟时期，宗族网络的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而产权保护效应的作用已经不甚明显；其三，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宗族网络在乡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经历了从促进到阻碍的转变（阮荣平、郑风田，2012）在理想的模式思维中，阮、郑的结论是“乡村企业由小变大”“宗族网络由强变弱”所要经历的必由之路，尤其适用于“私营企业”走向“股份制企业”的发展轨迹，这常常会让人对乡土网络在企业发展中的边际递减效应深信不疑然而，乡村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并不都是一元化的“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和“由依托关系到科层设计”，而是呈现纷繁复杂的发展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乡土网络在任何一种发展模式中都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正如阮、郑所意识到的：“此研究对乡村企业发展的讨论仅仅局限在乡村企业数量，对诸如企业平均规模、总产值、利润额等质量性指标未作讨论。

阮荣平、郑风田，2012）如此，上述结论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商榷在企业与社会互动关系网络中，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和乔尔M.波多尼（Joel M.Podolny）的“地位信号理论”影响巨大1992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社会学和战略学教授伯特出版了一部名为《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其关注的是“真实发生的、决定价格和交易的竞争过程”（伯特，2008：6），这对于企业社会学理论基础进一步的奠定和实证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具有重要贡献在著作中，伯特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关系，结构洞是一个缓冲器，相当于电线电路中的绝缘体”（伯特，2008：18）他的核心理论认为，一个行动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自主地位是由交易对象之间的分隔程度而决定的，如果其交易对象之间是相互分隔的，那此行动主体就能在资源和信息的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他解释道，竞争包含两个极端的方式：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从完全竞争的极端的意义上来说，每个玩家都可以在一切可能的关系中有不计其数的选择；从不完全竞争的极端意义上来说，选择集中在具有支配地位的玩家的手里，其他的个体都附属于具有支配地位的玩家，如垄断、宗教、村庄亲属集体、政治机器和法西斯政府等（伯特，2008：6）。

然而，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竞争是存在于两端之间的，正是结构洞决定了一个玩家在谈判中所具有的竞争优势的性质和程度，描述着一个竞争场域中的社会结构是如何为某些玩家创造企业家机会，并由此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同样是美国经济社会学领域领军人物的波多尼也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市场竞争行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波多尼认为，社会网络不只呈现“管道”的特征，而且还表现为“多棱镜”，简单地说，社会网络不只是信息或资源流动的渠道，而且还是竞争主体身份的重要组成因素正如他在《地位的信号：对市场竞争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所说，“一个行动者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这个行动者被他人感知到的、向其流动的社会网络关系的一种结果”（波多尼，2011：6）波多尼从投资银行业、葡萄酒业、半导体业和风险投资业等行业领域讨论了不同市场背景下“地位”的作用，认为一个人的关系模式最终会决定其地位身份波多尼一系列强调地位和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实证探讨和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社会学和企业社会学对于社会网络和市场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解边燕杰、张展新曾在文章中清晰而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市场扩张和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交互作用的过程”（边燕杰、张展新，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