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doc

1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周锋利摘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 这与他 们的遗民身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黄宗羲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其独特之处从黄宗羲的个案出发，本文认为 我们今天在评价历史人物 时， 应注意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统一关键词：黄宗羲；文化遗民；道德评价；历史评价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1一语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以文化托命自居者的共同心态，这也就是所谓“文化遗民”问题遗民这一文化现象，虽可追溯到周初的伯夷、叔齐，但从历史实际来看，它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自宋以后，汉民族与异民族的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汉民族第一次面临着被异族统治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一次更甚一次因而，在宋亡以后以及明清之际，作为民族矛盾与社会文化心理激烈冲突的产物，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典型意义上的“文化遗民”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金秋季节明代遗民不仅为数众多，而且有关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尤其以遗民生存方式、表现形态上的多样性而引人注目，特别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清初三大遗民思想家所提供的思想深度，八大山人等遗民画家以画喻时言志的视觉感染力，使明遗民的自我形象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他们将“遗民”作为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大大地凸现出来了黄宗羲作为这一群体当中的突出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是值得我们深味的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 年）是黄宗羲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年春，南明永历政权几近瓦解，清廷以荡平云贵川广而宣示中外入夏，郑成功、张苍水会师北征，又以全线溃败告终当时黄宗羲被迫隐居于条件恶劣的四明山中，写下了表明心志的《山居杂咏》 ，其诗有云：“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 （《黄宗羲全集 》第十一册）诗中洋溢着弦歌不绝的顽强精神，严酷的现实并没有令黄宗羲屈服，但他亦已认识到复国无望，斗争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从这一年起，黄宗羲参与武装抗清的“游侠”生活基本结束，他不得不作出新的人生选择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 ，黄宗羲以十年前草创的《留书》为基础，开始撰写对封建社会兴衰尤其是明亡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的《明夷待访录》 ，在题辞中他喟然叹道：“昔王冕仿《周礼》 ，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 ，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

”（《全集》第一册）箕子为殷之遗民，武王克商后二年访问箕子，箕子告以洪范九畴，事见《尚书·洪范》及《史记·殷本纪》 黄宗羲自比箕子，表明他以明遗民自居，并且期待他的学说将来能够得以实行2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遗民不与新王朝合作就是为旧主守节，所谓“忠臣不事二主” 或者认为遗民对于异族（如宋遗民对蒙古、明遗民对满清）的敌视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这是值得分析的我并不否认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但绝不能一言以蔽之，遗民的民族情结绝非对一姓之忠贞所能包容，遗民问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所谓华夷之辨实质上是文化上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主义钱宾四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 ”2顾炎武有一段著名的话恰可与此相印证，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 ，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卷十三）如果不是置身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情境当中，此话是难以理解的。

“亡国”是通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 “亡天下”则是文明倒退道德沦丧导致的天下大乱在他们看来，清军南下入主中原就是“亡天下”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率兽食人” ，这在汉族士人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创伤，以致他们有宁可让盗贼主宰天下，不可让夷狄入主中原的过激主张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部落组织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在前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竟然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就会明白那些为传统文化精神所化之人内心的极度痛苦因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文明的野蛮化，防止文明进程的倒退，这才是“文化遗民”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清朝统治已经巩固、复明希望成为泡影的情况下，这些遗民将作何选择？是为覆灭的大明朝殉葬，还是作新王朝的顺民？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出现各种分化是很自然的事他们或遁迹空门，经卷伴身；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寄身山水，汗漫远游如方以智削发为僧，王夫之于穷乡僻壤埋首著述，黄宗羲则外出讲学与潜心著述并进顾、黄、王等人虽然都是终生不仕清朝，但他们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黄宗羲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说道：“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怜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

故遗民遗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 ”（《全集》第十册） “元气”者，即孟子所谓“至大至刚” 、 “配义与道” 、 “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即文天祥所称之“正气”也黄宗羲认为遗民就是这种元气的寄托者，而只要不到清廷做官，就无愧于遗民之称了不仕新朝这一遗民原则在他的后半生从未动摇过，但对于清廷的态度前后却有所改变自康熙朝起，清廷为笼络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 ，清圣祖玄烨亲政，他亲临太学祭奠孔子翌年八月，恢复翰林院；十月，颁谕礼部，重申“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康熙十七年（公元 1678 年） ，开博学鸿词科，广招海内名流六十九岁的黄宗羲以“博学鸿儒”为朝廷所诏征，他以自己年老与侍奉老母为由谢绝与黄宗羲的婉转态度相比，顾炎武的表现要激烈得多有人荐亭林应试，他以死相抗：“七十老翁无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死殉之矣！” （《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訒庵书》 ）二人态度的差别并无高下之分，我们也不可据此认为黄宗羲“晚节可讥” 他在晚年同意并推荐子弟入仕清廷，在文章中对清廷不再以“虏”称之，而有“国朝” 、“圣朝”之字眼出现，本人虽然拒绝参加清廷的官方活动，但与清廷显贵（昆3山“三徐”等） 、降清明臣（如钱谦益）交往甚密，这与他在甲申之际对清廷的激烈反抗态度相比，的确变化很大。

但是考虑到康熙亲政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文化与经济政策，这对黄宗羲内心不能不有所触动如果新王朝能够延续中华文化之命脉，那么继续和它对抗的合法性何在？作为熟知历史的学者，黄宗羲对时局的变化有敏锐的洞察力，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策略，不与当局发生正面冲突，这种做法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黄宗羲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谈中国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之为“士” ） ，我们动不动就讲“气节” ， “气节”当然可作分析明末清初的遗民反抗外族入侵，不与新王朝合作，这是一种“气节” 细说起来，他们可算是民族的良知，他们不事二朝的真诚执著，总是以一种灼人的力量激励人们，其态颇为感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精神，常常在这种心态中闪光但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 “残年留得事耕耘，不遣声光使外闻” ， （《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山居杂咏》 ）黄宗羲晚年念兹在兹的是他的著述事业梨洲一生著述繁富，据吴光统计，黄宗羲的著作总数为 111 种，1300 余卷其中十余种、近千卷是他编选的宋、元、明人著作的汇集现在尚存的，计 54 种，1700 卷其中属于梨洲本人撰著的为 44种，200 卷，其余的都已亡佚。

如此庞大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在抗清义举失败之后完成的我每每惊叹于明清之际思想家所爆发出来的巨大文化创造力，他们作为劫后余生的遗民，把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以及前半生风雨飘摇的亲身经历都熔铸到文字当中，以致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感到热血沸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的那一席话至今读来仍觉掷地有声：“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泠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不屈不挠的大丈夫气概我们说黄宗羲是顶天立地的豪杰之士，实不谬也黄宗羲的著述以史学研究尤其是明史为重点，对于他所亲历亲闻的南明历史尤为重视， 《行朝录》等著作保存了大量有关南明事迹的珍贵史料他还以崇敬的心情，为那些坚持抗清斗争的爱国志士和誓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撰写了大量的墓志铭或传记，记录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对故国的怀念，促使黄宗羲要存一代之史，评一代贤奸他努力搜集明代典籍文献，记录明代人物的事迹，立志写一部明史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未能偿愿康熙十八年（公元 1679 年） ，清政府开明史馆黄宗羲坚守自己的遗民立场，拒绝应召，但为了使明朝历史能够真实的保存下来，他支持弟子万斯同前去参与修撰，并将自己的《大事记》 、 《三史钞》授与万斯同。

他还为此作了一首题为《送万季野北上》的诗，诗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句，表达了他们师生立志评贤奸、存明史的宿愿黄宗羲虽然没有完成一部明史，但他却于康熙十五年（公元 1676 年）撰成了《明儒学案》 ，展现了明代三百年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这是黄宗羲一生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康熙三十四年（公元 1695 年）七月初三日，八十六岁的黄宗羲病逝于家中他实现了自己当年立下的不仕新朝的政治心愿，保持了作为明遗民可贵的志气与节操临终前，他嘱托后人要求丧事从简，并自作挽联一首曰：“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梨洲末命》 ， 《全集》第一册）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把这首挽联与王夫之自撰的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4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相比，我们会发现他们何其相似乃尔：上联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与清廷合作；下联表明他们的学术追求，以复兴文运学脉为己任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对待清廷之态度有温和与激烈之分，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个人际遇有关，在此不必深究从两位文化遗民不约而同的自挽联中，再联系他们所处的特殊时代，我们似乎可以窥见这一群体的一些共同特征首先， “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而且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心态。

“文化遗民”是被传统文化所“化”之人，他们以关注“天下兴亡”的特殊情境，将士大夫的角色内容呈现出来 “文化遗民”作为“士”在易代之际的政治立场，作为“士”所选择的一种人生态度与思想情感，作为“士”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拥有极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在明清之际，以儒学的复兴为价值取向，并不因世易代变而失此信念，这是以文化大生命为关怀的儒者情怀其次，易代之际士人政治态度选择的艰难与痛苦，在这些“文化遗民”身上有更加尖锐化的体现明代的政治暴虐，其间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引发他们富有深度的怀疑与批判；晚明以来的社会政治危机，激发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易代提供的契机，使得对于一个历史时代的反顾、审视成为可能在故国与新朝之间，文化遗民的人格魅力，在于士人对生存状态的道德意义的注重明遗民作为清初社会的特殊群体，大多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自觉营造这一种生存方式作出了极大努力明文化遗民的特殊贡献，是学术价值的创造明清之际的士人们，要从学术文化上找寻明代社会灾难乃至灭亡的原因他们认为，要救世就要从学术文化开始整个清代前期的思想文化，都受到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