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减速的哲学阐述.doc

国内经济减速的哲学阐述 国内经济减速的哲学阐述预读: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受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的制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更加和谐,有利于实现“三个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城市化进程依旧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特征,与发达国家75—80%的城市化率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有可能达到65%左右.这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消费需求潜力,这种潜力的释放只有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思维范式下进行,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放缓,我国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发展与保护的耦合是一切的基础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遵循辩证唯物论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贯穿于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全过程.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经济发展不代表一切,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又是时代的难题.我们的生活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富裕,但是一些地方的畸形发展又使得那里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解决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有许多途径,关键在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静止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应建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思维范式.我国经济发展的减速,强制性的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环境经济领域具体体现为否定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价值判断；否定追求效率而忽视平等；否定追求短期效率而忽视长远发展；否定注重经济绩效而忽视公众对环境享有的包括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优美景观权等环境权益与人文价值.所以,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还需要对工具理性作适当的反思,提倡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内的全面理性或科学理性.“改变发展模式”,就是把以往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生态环境保护脱节甚至对立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一种新的和谐发展模式.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转变.最近提出“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思维范式,说明了处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通过积极推行三个转变,目的是把环境保护融合到经济发展之中,坚持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这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环境保护事业,应该说当前的中国环境保护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任务是加快推进这三个转变,直到环境保护完全融入经济发展之中.经济发展与增长不是一切,但“发展与保护”却是社会持续发展哲学的基石,我们要切实理解其深刻内涵,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按照“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思维范式处理经济与环境问题.创新与提高竞争力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钢铁行业的涌潮现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多数企业投资的热点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钢铁行业发展很快,几年时间我国的钢铁行业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投资上即出现“潮涌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减速,“十二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将由“高速粗放”型转为“减速精细”型.即使按较为乐观的8.5亿吨产量峰值计算,年均增速也只有6%,较“十一五”期间降低一半左右.数据显示,到2010年年底,我国粗钢产量达到6.27亿吨,创历史新高,而销售利润率由“十五”末期的8%以上降至不足3%,在工业行业中垫底.这种“一高一低”的情况,迫使钢铁工业做出重大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就是“产量少一点,效益好一点”.在告别单纯的产量扩张后,钢铁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环境？差异化竞争将是重要策略,一是技术的差异化；二是区域的差异化.“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将不同区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各类区域承担的任务不一样,用钢强度也不一样,企业需要区别对待.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跟风心理所表现出的“从众效应”.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原.因此,“羊群效应”就是比喻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涌潮”,而被动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煤制油、生物质发电、多晶硅等产业发展的过程就是“羊群效应”的典型案例.从羊群效应的理论也可以看出,企业必须创新做“领头羊”,正确引领产业的健康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做大、做强.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由于没有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使得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党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对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有了明确的要求,必须有配套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案,形成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避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在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面,我国有很多成功案例,在节能环保领域也有不少案例.如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引进、消化、实践的基础上,历经多年不懈努力,研发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膜生物反应器（MBR）污水资源化技术,解决了膜生物反应器（MBR）三大国际技术难题：膜材料制造、膜设备制造和膜应用工艺,拥有20多项专利技术,填补国家多项空白,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国家重点新产品等荣誉,成为我国膜生物反应器（MBR）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奠基者、污水资源化技术的开拓者和领先者,位居世界前三水平.白银市银达公司在技术引进之初,聘请国内多位专家先后与德国、美国、日本的多家TDI生产厂家进行交流、研讨,考虑一步法和两步法各自的优缺点,结合白银市地广人稀的建厂环境,最终选择了适合银达公司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德国BASF的TDI生产技术—高压液态光气二步合成法.银达公司自引进技术后,一直进行自主改进和开发.通过多年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不断完善、改进,大大提高了TDI生产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并形成了国内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I生产技术,在TDI生产过程中申请了多项专利,如甲苯二异氰酸酯生产工艺中的光气回收方法、连续斜管沉降粗二氨基甲苯中的催化剂颗粒的方法等.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经济转型的主体.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体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每个企业都应当认识到自主创新不是企业发展的权宜之计,而是企业的发展战略大计.政府是发展经济的主导,避免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1968年,加勒特哈丁在其发表的论文《公地悲剧》中提出：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栖息之地,在享用上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以及受益的非排他性,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由于公共资源产权不分等原因,“公地悲剧”不断发生着.我国同样存在“公地悲剧”,如土壤、江河湖海、大气污染等等,部分地区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减速,经济转型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创新体制机制,首先要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这是使企业具有创新活力的基本制度保障.企业为了追求市场竞争会利用“外部不经济性”把环境污染的成本转移到社会,造成“公地悲剧”.政府需要对企业进行管制,管制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但是目前正是环保要求加速了企业技术创新,推进了企业的发展,称为“环境优化增长”.在政府与市场,经济非抢占与保护环境之间都有一个“度”的概念,决策者必须把握好这个“度”.创新体制、机制,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无论是从世贸规则对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要求看,还是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看,转变政府职能都是重要的体制条件.政府部门都要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在市场体系建设、营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上着眼于宏观管理,优化服务.政府的环保事权应该为规制和监督.政府在建立与企业的联动机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合理的市场竞争和约束机制,使企业把污染治理事权转嫁给社会的可能性减至最小,避免“公地悲剧”的加深和扩大.在经济转型期,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配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从来就没有固定界碑.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两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政府必须对市场进行控制的同时也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十二五”,我国政府更加重视政府缺位的问题,更加重视如何丰富、拓展、落实其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尽管如此,现阶段政府缺位问题仍不容忽视.把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同时重视起来,才能够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只有完成了政府的职能转型,才能给予经济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效率与公正耦合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减速,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的群体性事件呈增加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防范社会风险,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明确政府的公共职能,大力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强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的基础平台,同时加大对生态环境这类公共物品的保护.就是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只有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中,才能认识效率与公正,才能走出以往的一些理论困境,超出现实中的要么要效率、要么要公平的“两难”抉择.就需要理解效率与公正的内涵,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必须注意对“公正的处理”.效率与公正的耦合会加速我们尽快度过危机,尽快达到我们振兴中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