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台湾的反响探究、.doc

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台湾的反响探究、=“news_bd”> 　　长期以来，台湾学者几乎都有欧美学缘，不但在欧美留学，而且孜孜关注其学术动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加以呼应就在后现代主义史学于西方如火如荼之时，它同样在台湾传播并发生影响 　　一、欧美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台湾地区的译介 　　21 世纪之初，林正珍反思1950 – 2000 年台湾史学理论变迁，有这样一段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近年来台湾学术界对某些议题的探讨至为热切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殖民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等，似乎光鲜热闹于是在学界里‘文本’、‘论述’、‘解构’与‘发明过去、想象未来’的应用语，似乎轻易地推翻了昔日刀锋式的以科学‘史考’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指标[1]其实，这段话道出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在台湾史学理论中的表象，尽管他似乎不以为然，并潜含着其在实践中影响不大的意思 　　台湾学界何时最初透露出后现代主义信息，一时还无法确定可以肯定，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不少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历史著作已在台湾翻译出版。

1989 年罗青编译《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9 年出版其中《导言》简介欧美后现代学术现状和学者;《文学篇》翻译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中的一章;《艺术篇》则主要译介莫道夫《后现代主义绘画》;《哲学篇》翻译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本土篇》描述台湾的后现代状况及艺术发展;《年表篇》为欧美后现代阶段和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大事年表吴宗宝翻译福柯《论康德的〈何谓启蒙〉》，发表在1992 年8 月《当代》第76 期上贾士蘅译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of History)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 年出版他还译人类学家的《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麦田出版社1999 年出版刘世安译海登•怀特《元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年出版江政宽主译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马丁盖赫返乡记》(TheReturn of Martin Guerre)，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 年出版杨逸鸿主译她的《档案里的虚构》(Fictionin the Archives)，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年出版。

贾士蘅译沃尔夫(Eric R. Wolf)《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年出版 　　同时，一些台湾学者开始思考后现代主义问题路况出版《后现代及其不满》(唐山：唐山出版社，1992 年)，廖炳惠出版《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唐维敏出版《后现代文化导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特别是，卢建荣为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汉译本，写了篇导读《后现代历史学指南：让我们重视国内大学历史教学的版图》，毫不留情地批评台湾史学界的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王晴佳、刘元忠分别发表《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新史学》10 卷2 期，1999 年6 月)和《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二十六期，1998 年6 月)，为后现代主义在台湾史学界加速传播又着一鞭 　　二、杜维运给予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传入台湾，引起一些史学家高度关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杜维运他在《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系统提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认识 　　第一，他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实质和普遍存在。

杜维运说：后现代主义系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反动，其初起约在1960 年代末期，涉及的范围，为建筑、艺术、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社会、法律等广大领域，其影响于史学较晚，然最严重如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truth)，没有客观(objectivity)，没有真实(reality)，历史是推论(discourse)，意识形态的化身，史学家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这是极为惊人的议论;从文献(他们另立名目，称之为texts，一般译为文本，实际上即文献)中，后现代主义者也不认为有‘故事’(story)能叙述出来，历史上更没有所谓连贯(continuity)、和谐(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学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象(imagination)，设身处地地进入历史之中，后现代主义者同样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尤其坚持历史对现代及未来没有任何功用持论如此，于是有人宣布历史已经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历史已经烟消雾释(thevanishing of history)，有人高呼历史已经到了尽头(the end of history)。

[2]44-45 　　第二，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不懂历史研究方法杜维运道：后现代主义者多半是理论家，而不是史学家他们甚少写历史的经验，不谙史学方法的精微如所倡历史死亡之说，即违背了史学方法后现代主义者基于历史(history)不是过去(past)的理由，否定历史代表过去;给予历史无法自文献重建的理由，将历史宣判死刑殊不知史学家早已很清楚历史不是过去过去死亡之说，史学家也屡屡提出，自文献以重建过去，则是史学家历尽艰辛所建立的一套极为精密的史学方法，数千年来，中外史学家用之使历史呈现文献散乱，大量聚集，精心分析，能见历史文献不全真，亦非尽伪文学作品，哲学典籍，史学家借之而呈现文士哲人风采，岂为虚构?尽量网罗相关文献，参伍错综以求其是，近真的历史自此显现[2]45-46 　　第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不懂得史学与艺术的分野杜维运指出：史学家的两大艺术，叙事的艺术与解释的艺术，能使事实呈现，议论有据;史学家的奋笔直书，不畏强御的传统，能使史实客观，成见减少;史学家的文章，在讲求精详、正确、平实的原则下，能使历史接近真实，而与文学作品，大异其趣历史又怎是史学家的语言游戏?西方史学家盛倡历史想象(historicalimagination)，所谓历史想象，是史学家将自己放入历史之中，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由此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

凭借事实，运用想象，建设绵延发展不绝的连贯性的和谐一致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历史的盛事?[2]46-47 　　第四，他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对于史学的积极意义杜维运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觉悟到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白种人也不再是主宰天下的主人，男人不能独尊，奴隶有其地位，于是提倡撰写殖民史、妇女史、奴隶史、劳工史，甚至于疯癫史、性史、同性恋史，且进一步推动文化史(culture history)的流行，使文化史代替了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地位，成为流行的写史方式这方面说明了后现代主义者开创了写史的新方法，从各个角度，自不同阶层，撰写人类的历史lsquo;密集描写(thick description)’，以编织出文化之网的方法，尤其是值得称美的[2]47杜维运在同书的《后现代主义的吊诡》一文中，重复了上述文字，只是他提到后现代主义学者及其著作中的相关观点更具体、丰富了，这里不赘述 　　然而，到晚年，他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有坚持也有变化 　　第一，关于后现代主义本质的认识没有变第十章《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建立》精辟指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这是摧毁兰克史学的基本论调;从文献(即资料，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text)中，后现代主义者不认为能有故事叙述出来，这是否定兰克资料至上的主张;坚持历史对现代及未来没有任何功用，同时宣布历史已经死亡，这是整个抛弃了历史。

史学、历史，同归于尽，人类命运，已不可知[3]203 　　第二，关于其消极性和积极性的认识没有变第十二章《结语》中，他引Gertrude Himmelfarb的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中的话说：在历史上，后现代主义者拒绝史学家的客观，不承认过去的真实，不认为有求得过去真理的可能对于所有的学科，其所引进的，是急进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与主观主义，不仅拒绝任何学科的真理，也拒绝真理此一概念[3]225 接着引KeithWindschuttle 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 中的话：后现代主义第一是颠覆历史研究的方法(the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research);第二是摧毁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区别;第三是不仅不相信能接近过去，也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脱离我们而独立的过去曾经存在 [3]225-226最后杜维运写道：有卓见倡写殖民史、劳工史、文化史等新史的后现代主义者，颠覆历史研究方法，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与真理，其所写成的新史，必与小说无异不认为历史有任何功用，宣布历史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无疑是史学的大敌，人类历史的丧钟[3]225-226 不过，他同时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意义，在于揭示西方史学家写史没有资料根据，而自出抒机以创写，想象充满于历史作品之中，于是与文学作品接近;在于揭示西方史学历史解释，新陈代谢，历史不确定，其价值遂易被怀疑;在于矫正了兰克仅重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的流弊;在于其世界眼光，已超越了兰克。

[3]204-206 　　可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他流露出强烈的担忧乃至憎恶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引论》中，杜维运把后现代主义视为逆流危机，他说：正当西方史学到达巅峰之际，西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逆流而进入史学之中，掀起西方史学的最大危机人类历史，遭遇到最大的挑战，西方史学，遂陷于危机重重之中![3]引论6 　　三、其他学者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论述 　　其他学者，例如王荣祖、古伟瀛、黄进兴、孙隆基等，也论述过后现代主义史学汪荣祖《史学九章》，有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论述其《导言》，重点讨论后现代主义思想源头与主要流派，以及对于史学的挑战与意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源头是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尼采的反现代思想;可分为以波普(karl Popper)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代表与后现代主义契合的马克思主义，以萨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对于史学的挑战，在于模糊史书与小说的界线，否定历史求真的可能性，否定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其意义是，可以重新考虑历史的文学性与叙事史，重视弱势群体，扩大历史园地[4]1-7。

　　在第九章《槐聚说史阐论五篇》中，汪荣祖看到史学界后现代主义出台的合理性，他指出：放眼现代史学史，历史真相复因三大主义与一大潮流的挑激，更显得一直残缺不全其一，马克思主义暴露了传统史学的片面性，只注意某群人，某种阶级，而完全忽略了大众，被剥削阶级，以及许多社会经济因素其二，女权主义暴露了史学的男性性格，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女人的影子其三，后殖民主义更揭示出历史乃胜利者的历史，强者的历史，白种人的历史一大潮流乃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风行的新社会史，此派谴责旧史之排除弱势与敌对族群，旧史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犹如政治宣传，此派亦因而有历史不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