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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的制度经济学反思制度经济学研究（生）课程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5年9月－12月“This day I call heaven and earth as witness against you that I have set before you life and death, blessings and curses. Now choose life……”——《圣经·申命记》，第35 章第19节本课程的初步授课计划：第一讲：绪论第二讲：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扩展秩序”理论看“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第三讲：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社会机制：斯密动力的形成第四讲：晚清中华帝国的停滞与衰退：难以逃脱的布罗代尔钟罩第五讲：余论：历史向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昭示了什么？第一批阅读参考书目：•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1994）•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王国斌：《转变中的中国》，江苏人民(1998)•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2005）•彭慕兰：《大分流》，江苏人民（2003）•（狄）索托，《资本的秘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2001）•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2003）第7章。

•韦森：《经济学与哲学》，世纪文景（2005）第一讲：绪论：“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不要以为那些给出估计数字的人最有资格解释它们（即使这些数字是出自他们自己）；也不应该由于它们是数字就相信数字是明确无误的对那些久远的时期来说，它们通常不是计量出来的，而只是些臆断（ figments）结果，这些数字屡屡变动更糟糕的是，这些数字常常非常明显地互相矛盾在此情况下，经济史学家长存疑问责无旁贷 ”—— David S. Landes (1995. p. 661)这一讲将讲以下两个问题：1.1：问题的提出：东西方近代经济绩效差异的历史史实1.2：十九世纪之前的欧洲与中国：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谜1.3：十九世纪之后的欧洲与中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起和中华帝国的停滞和衰退1.4: 初步的理论猜测：西方世界和中华帝国在近现代历史中的不同动态演化路径1.5: 问题及困惑参考文献：•韦森：“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华民：“‘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张宇燕：“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文贯中：“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圈的经济地理学析解”•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 加一些英文文献（我会在个人主页中“ 教学课件” 上陆续贴出）1.1，问题的提出：东西方近代史上经济绩效差异的史实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经济社会改革的历史过程。

这场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要导向的经济改革，不仅已经引致了中国大陆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巨大的变迁，从而把计划经济时代压抑和扭曲了经济解放了出来,引发了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且也把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一步步带到了21世纪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27年的改革的历程，已经谱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但历史也反过来向正在走向21世纪的未来中国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中国已经延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能否维系？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和潜存的社会收入极度不公平（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地区差异不断扩大，政府官员腐败渎职现象大面积发生等等问题如何解决？市场经济初成的中国正在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不仅不断敦促我们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审视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当下格局，也促使我们不断反思我们一些现存的、甚至难以理解和难以摆脱的社会安排和运作方式是如何衍生、延存并且维系下来的历史轨迹这就促使经济学界何其他社会科学界有责任去回顾和反思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所走过的历史，去转身了解并认识其它民族和国家的近代历史发展轨迹于是，在制度变迁的历史反思中思考经济理论和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就自然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当下要求了。

站在21世纪中华民族与人类其他民族、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发展的起点上，回首返观近现代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演化轨迹，人们现在一般相信，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主要是西欧和北美）的兴起，从晚清帝国中后期之后并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和落后，已成了一种人所共知且无可置否的历史史实然而，现在看来，围绕着这些“历史史实”的一般“信念”和直观“印象”，还依然存在着一些巨大的谜团即使我们承认——也无法否认——一些历史史实，即到20世纪初，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中华帝国在晚清内忧和外患的深重苦难中确实衰落了（这一事实不但构成了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毛泽东等革命家所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构成了现代和当代中国在历史波折中蜿蜒而行和发展的序幕，也是自1978年以来所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个不甚久远的历史背景），但到现在，似乎仍然存在以下一些值得重新探究和思考问题：•——在19世纪初以前，与西欧各国相比，晚清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底如何？•——西方世界到底是何时开始兴起的？其兴起的原因和动力机制又是什么？•——把西方世界近现代以来的经济起飞和兴起放入对比参照系中，如果说晚清帝国经过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衰退而最后殒落了，那么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很显然，这是密切关联着的三个重大历史问题。

在相互比较的视角认真研究和考察这三个问题，不仅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着一些潜在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运作，对确当把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走向，也显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并且很显然，在这三个相互关联着的问题中，不首先弄清第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由苏联计划经济意识形态长期浸染了的汉文化思维的东方语言世界里，就无法理解第三个问题，同样也不可能对第二个问题有真正清晰和切近的理论认识史学界一般认为，15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总体领先于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势尤为明显；直到16、17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基本指标，比如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和生活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和运作状况，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也决不逊色于西欧，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比西欧表现得更为出色在16、17世纪，中国人均GDP、生活水平、工业化指数和人口增长率基本与欧洲国家处于同等水平（这一点史学界有争议）关于人均GDP，来自麦迪逊的数据已经证明双方水平相当就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彭慕兰的研究也证明,在16、17世纪，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与当时欧洲最领先的地区相当西欧近代现的兴起是个谜，中华帝国自清代以来的“衰落”更是个“谜”这两个“谜”叠加在一起，更令经济学界、经济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扑朔迷离”。

清代前中期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年均增长率人口估计（万人）年均增长率（％）1661 10707.4 恢复时期：1661-1724 3.361724 13226.2 增长时期：1724-1851 9.461757 19289.8 18世纪上叶：1724-1757 11.501812 36607.0 18世纪中叶：1757-1812 11.721851 43702.2 19世纪上叶：1812-1851 4.55资料来源：吴承明，2001，页244-2451.2、十九世纪之前的欧洲与中国：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谜长期以来，人们大致认为，15世纪以后，东西方社会在进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巨大差异因而人们也一般相信，在19世纪以前，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中华帝国就相对停滞了譬如，早在176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 1930, p. 73）就发现中国的经济停滞于静滞状态了：“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即是说，是一个土地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且最勤勉的国家。

然而，它似乎长久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了……也许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该国的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另外，据史料记载，在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问中国后，曾把中国比喻为“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战舰”自此以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FriedirichHegel）等西方学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而明清（特别是清代）则最能体现这种停滞的时代在世界近代历史上，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而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中华帝国却相对停滞了，这一点也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到譬如，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自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服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而发生的中华帝国的停滞甚至衰落，直到近几年，仍为许多学者所相信。

譬如，在其甚有影响的《国富国穷》一书中，兰德斯（David Landes, 1998, p. 60-79）在列举了“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中世纪的许多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事实后曾指出：“这些事例说明，在地理大发现（15世纪始）和大对抗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为什么会是这样？兰德斯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接着他分析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首先他发现曾经在科学技术上是欧洲的先生的伊斯兰，科学曾被宗教狂热分子贬为异端邪说，从而长期限于宗教精神服从的压力之下至于为什么在一度领先人类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了，这个所谓的“李约瑟之谜”的原因是什么，兰德斯和其他汉学家发现，其原因是缺乏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和极权主义政府超强控制社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近些年来，国际国内史学界不断有学者对这种长期以来存在的信念表示怀疑譬如，法国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中国社会史》就给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谢和耐（Gernet, 1990, p. 420-424）认为，在康乾盛世，大清帝国是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在18世纪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应归功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

他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的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谢和耐（Gernet, 1990, p. 420-421）还同时指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代的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比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内部的动态发展，谢和耐（Gernet, 1990, p. 420-421）评论道：“ ……对于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来说也同样真实，中国社会在18世纪成功地尽最大可能运用了前工业时代的技术此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三个领域的巧妙结合也值得强调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