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叙事.doc

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董乃斌摘 要：从文学表现的内涵、特质和基本手段看，中国文学存在两大传统，即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学界对前者研究得较多较细，而对后者似乎重视不够尤其是在古典诗词(其实也包括曲赋)的研究中，未能将两大传统充分贯通融合，往往强调了抒情面而忽略了叙事面这不但局限了读解诗词的细致深入程度，也不利于对整个中国文学史面貌的描述理解及对其贯穿线的认识概括将叙事视角引入诗词研究，可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使诗词研究更加生动细腻、活泼有趣，使我们对中国文学两大传统的研究趋于平衡协调，也可为解决如何认识中国文学传统这个宏大的题目更向前迈出一步一中国古典诗词，向来被作为抒情文学作品看待，人们普遍认为诗词文体的主要功能和特色，是在于诉说和抒发作者郁积于心、不吐不快的情感由于诗词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相近的曲赋等文体，加上与它们关系密切的书法绘画艺术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主流地位和辉煌成就，故而古今学者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之内涵、特质和基本表现手段存在着一种相当趋同的认识，那就是中国文学也好，中国文化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抒情传统回顾古代林林总总的诗话、词话、文论和画论，几乎所有的论述都默认并指向中国文学的抒情(写意)特质和抒情传统，尽管具体论述中也有种种不同观点，有时争论还颇为激烈，但所有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中国文学作为抒情传统的前提之下进行和展开，对这个前提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异议。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涉及诗词抒情本质的论述几乎俯拾即是，不但如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以抒情性为特征的①由于古人对概念的准确性不大在意，或者本来就各有各的理解和用法，因此古代典籍中的同一个词，往往有不同的用法和阐释这种紊乱状态既使现代的人们感到某种困扰，也给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好题目长期以来，人们对“诗言志”、“诗缘情”之类说法的内涵、实质与异同，进行反复探究，比勘琢磨，做了十分细致精微的辨析②也许，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可以说，与古诗有关的所谓志、情、意、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弄得比较清楚了原来，事态虽然紊乱，实质却并不是那么复杂深奥所谓诗言志，所谓诗缘情等种种说法，从文学理论角度阐释，其实乃是在不同层次上揭示诗的抒情本质归根到底，它们的意思是说，诗乃是诗人抒发其主观情感的产物，诗最根本最重要也是它区别于别种文学样式的特征与专长，便是偏重于主观性展示的抒情，而与另一种以客观性再现为主要特征的重要文学表现手法——叙事——相对应又相区别文学表现手法种类繁多，但归纳起来，大致只有两种一种以表现主观情志为特长和指归，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抒情发表感想和议论之类，因为是以作者主观为本位的直接诉说，故也可归入抒情类中。

另一种则是以客观地描述景象、事物，乃至叙述某一事件过程(也就是讲故事)为主，虽然细析起来其间不无差异，可是广义地看，却都可说是与抒情相对的叙事在文学中，抒情手法为诗词曲赋所常用，叙事手法则是小说戏剧的长技，艺术手法与文学文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当然，文学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绝对的，擅长抒情的诗词曲赋并非与叙事绝缘，而任何一种小说戏剧之叙事也都蕴含着抒情但尽管如此，这里毕竟有个基本的分工，抒情多归诗词而叙事多属小说戏剧，传统的诗学和小说学、戏剧学正是如此分工的③传统诗学根基深厚、力量强大、成果斐然，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因而研究得较为深细，而对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的研究，其深广程度均不能与之相比然而，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其实与抒情传统同样悠久而深厚，它们的萌芽和形成，都和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实有着相同的源头和根柢，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之间出现了差异和距离，它们的相异处渐渐突显而为人们所注意，而相同相通相关之点则相对地受到漠视和忽略时间一长，中国文学拥有深厚抒情传统这一认识深入人心，而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即便在专业研究人员中也往往语焉不详回顾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史，我们对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研究的不平衡状态感触尤深，觉得这种状态的存在虽非无因，却亟需改变。

于是，加强加深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包括对一向只被以抒情作品视之的古典诗词从叙事视角展开研究，以使中国文学史上两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传统之关系得到深入具体的阐述，进而使人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深刻，就成了我们难以释怀的愿望中国古代诗词能否用叙事视角来研究？古代诗词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关系究竟如何？本文即想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二首先，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诗词不但应该放在中国文学史的抒情传统中来论述，而且也完全能够放在文学史总的叙事传统中，即用叙事视角来论述既然中国文学史存在着叙事传统，既然人的抒情行为与叙事不能毫无瓜葛，那么作为这一行为记录的抒情性作品，当然也不可能与叙事毫无关系关于古典诗词的叙事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先行研究散见于众多文学史论著和研究、赏析文章的零星论述，可谓比比皆是，吴世昌先生、张海鸥教授等还就此有专文进行论述吴先生的意见集中地见于《论词的读法》一文④这篇长文的第三章《论词的章法》，主要论词的结构吴先生从小令说起，指出“小令既从绝句化出，起初也多是抒情和简单的记事”，这里他是把词的抒情与叙事并列的；接着举五代和凝《江城子》(竹里风生月上门)为例，说其“内容是简单的叙事，当然，主要的还是抒情，叙事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这里则是把叙事作为抒情的手段然后说到慢词，强调“不论写景、抒情、叙事、议论，第一流的作品都有谨严的章法周邦彦是吴先生心目中的第一流词人，其名作《瑞龙吟》(章台路)又是第一流作品，吴先生认为此词“是写具体的故事”，并分析其章法道：“我以为此词颇似现代短篇小说的作法：先叙目前情事，其次追叙或追想过去的情事，直到和现在的景物衔接起来，然后紧接目前情事，继续发展下去，以至适可而止这就把词的章法与小说的叙事结构作了类比这种敏锐的艺术感觉和中西、古今文学的比较联想，极富启示性吴先生觉得此词结构类似唐人崔护的《过都城南庄》，即其思路是由今日回想往昔，而章法则是从今日回溯往昔，再接写今日像这种写法，吴先生认为“可以称它为旧诗中的‘人面桃花型’”还有一些词的叙事被吴先生称为“西窗剪烛型”，所举的例子是周邦彦的《还京乐》(禁烟近)和柳永的《引驾行》(红尘紫陌)，因为它们的叙事结构很像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是“从现在设想将来谈到现在”(推想将来回忆到此时的情景)这是词的又一种章法，又一种叙事结构吴先生声明自己的论述带有举例的性质，他说“词的章法当然不止这几类”，所以他在下文总结道：“我们读到一首词，在文字、句读、名物、训诂通了之后，便要注意它所写情景的时间性与真实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又说：“诗词之类，因为其形式既受格律(用韵、平仄、字数等)的限制；其内容中又常常错综着事实与幻想，而这两者都有‘追述过去’‘直叙现在’‘推想未来’三式；有时又有‘空间’参杂其间，如‘她那儿’‘我这儿’之类，因此更加复杂难辨我们读词，最要注意：哪几句是说‘过去’，哪几句指‘现在’，哪几句指‘未来’？哪些句是写现实情景，哪些句是写想像意境？要明白这些关键，需要留心领字领句这些精彩论述，很具体地指导后学如何读词，实际上涉及如何从叙事视角读解诗词作品的方法该文第四章《论读词需有想像》又一再论到词的叙事，如云“五代和北宋的小令，常常每一首包含一个故事，读者若只看字面，往往会目迷金碧，见树而不见森林”、“《花间集》中的小令，有的好几首合起来是一个连续的故事，有的一首就是一个故事或故事中的一段”、“以一首小令写故事的风尚，到宋代还很流行”，并指出“这种以词来连续写一个故事或一段情景的作风，很有点像后世的散套”这就又从词的叙事联系到散曲的叙事了吴先生这些关于词之叙事的论述，以及其《清真词三十六首笺注》中的许多具体解说，至今具有示范意义张海鸥教授就词的叙事问题发表有《论词的叙事》、《关于词的铺叙》等文⑤，在前人基础上把研究推向深细。

他从词牌、词题、词序等构件的叙事功用，一直谈到词本体的叙事方式及其特征，提出了片断与细节叙事、跳跃与留白叙事、诗意与自叙式叙事、铺叙与浓缩叙事等概念，并对词的叙事主人公作了细致的分析近年来，从叙事视角对词体和某些词家进行研究的文章颇多，词体叙事之特征以及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人词作的叙事成就，是讨论得较多的题目，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较多⑥其次，既然叙事不妨成为古代诗词研究的视角之一，并且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一部分，那么，这一研究应当如何进行呢？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从中国诗歌的历史演变来考察事实上，不管以往所说中国叙事诗传统如何薄弱，毕竟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存在着大量叙事诗的从上古先民再现狩猎和耕作生活的《弹歌》、《击壤歌》起，到《诗经》中的《大雅·生民》、《豳风·七月》、《卫风·氓》等等作品，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为杰出代表的汉乐府；从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到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到被誉为“史诗”的杜甫诗作《兵车行》、“三吏三别”和《北征》、《壮游》之类，再到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韦庄的《秦妇吟》，直到清人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圆圆曲》和朱彝尊的《风怀二百韵》等等，中国文学史不难勾勒出一条叙事诗发展演变的线索⑦。

不过，本文无意于勾勒或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叙事诗系统，这个任务应该由诸多叙事诗专著来完成而在此类宏大著作理想地完成之前，需要有大量相关论文的支撑令人高兴的是，即在我近期有限的浏览中，便见到有此内容的论文多篇，它们往往以一段文学史、诗歌史为范围，在具体阐述中涉及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并皆可扩及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问题这里试举两篇稍加说明葛晓音教授《论汉魏五言的“古意”》(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 2 期)以丰富的实例论证汉魏五言诗叙事言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往往藉单个场景或事件的一个片断来表现，而场景片断的单一性和叙述的连贯性既形成了深婉浑沦的典型意象，又造成了汉魏诗自然流畅的意脉文气”，并称汉魏古诗“用一个场景或事件的片断来抒情”(即以叙述来抒情)为诗歌创作的一种影响至钜的“原理”，其优越性在于“除了便于寻找连贯的节奏感以外，还为多种抒情手段提供了容量较大的表现空间”就此引出一系列精彩议论，如谓“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成为汉魏诗歌表现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又如谓魏晋文人，从七子到曹丕兄弟到阮籍，都有遵循和发挥“截取片断进行连贯叙述的原理”和“通过一个事件片断或场景以概括社会问题的原理”而创作出来的杰作，唐人杜甫则继承并光大了这个传统——显然，这些观点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很适于用来观照整个中国诗歌史。

葛文的精彩之处不止上述，其文还将比兴与场景片断的叙述描写相联系，论证了它们之间存在着互补与转化的关系，这就把一向被视为与赋法大不相同的比兴也跟叙事挂上了钩古诗创作的赋比兴三法均与叙事相关，而不是仅仅赋法才与叙事相关，这对深入阐述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阐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的关系，是何等重要而富有启发性！余恕诚教授《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载《文学评论》2009 年第 4 期)论韦庄诗词与白居易作品的关系，指出：“白居易诗歌语言叙述性强……李商隐等人因多比兴而隐晦朦胧，白居易因多用赋法而详悉明畅白诗中叙述是主要手段《长恨歌》、《琵琶行》和乐府诗是叙事，闲适诗、感伤诗也主要是通过叙述来表达情感韦庄亦承白居易之风，其《秦妇吟》那样的长篇，固然是叙事杰作，而即使是有关人生和世情的感慨，也多半偏重直陈和叙事不同流派的诗人词客，有的尽量交代叙述清楚，有的则是埋没针线，省略事件原委过程，作品风貌自然形成差异在论述韦庄代表作《菩萨蛮》五首具有“叙事和抒情结合，显出了五首的连贯性和自叙性”的特点后，进而说到“韦庄词之多叙述交待，明白流丽，不止于《菩萨蛮》五章，它如《浣溪沙》其五(夜夜相思)、《荷叶杯》二首(绝代佳人、记得那年)、《望远行》(欲别无言)、……《女冠子》二首(。